我又问：“你在那儿干吗？”
“这帮蠢货真让人烦。我接到305公路上的一个司机的电话。他说他在盖别里罗饭店接到乘客后突然发现了我要找的那辆小汽车和那几个人。”利昂低头看着我，“在这之前我打电话给车站调度员，按照你给我的照片，给他讲了一下他们大概的样子。后来另一个司机又看到他们。”
“就是这个司机告诉我的。他在盖别里罗那一站接到两位乘客，然后朝西开。我要我的那辆小汽车就跟在他的车后面。后来那些人开上来紧贴着他的车不放。汽车在下一站停下的时候，一个家伙跳了上来，把车上的每一个人都检查了一遍，没找到他要找的人。他拿给那个司机一张照片，问他见没见过照片上的女人。”
利昂递给我一张我和吉多在洛杉矶河畔散步的快照，差不多就在米丹的小木棚所在的地方。我并没大惊小怪，那天我们在船上见过他们。
“我听了电话以后，就开车过去把你给我的那张照片拿给这个司机看。他说，没错，就是这几个家伙。然后我就继续开，又过了一个街区，那几个家伙正好把车开到我眼前，还拦住了我的路。”
“他们就离我这么近。”利昂用拇指和食指比划着，两根指头中间只有一寸距离。“我的行车记录好极了，十二年没出过一件事故。最多不过像昨天似的，被碰一下。我可不怕他们，他们难道真能朝我开枪？”
我说：“你可不应该这么想。”
“然后，这三个混蛋上来了，给我看了照片，又问我见没见过你。我说，没见过，他们又挨个儿问车上的乘客。问完以后，连招呼也不打就要走了。我被他们耽误了足有五分钟。”
说着，他突然露出一丝笑容：“所以，我就把他们给‘请’下去了。”
“后来呢？”
“我轻轻一踩车闸，一个家伙从车上栽了下去。我听他叫了一声，好像摔得不轻，不过和他一起的另两个人倒什么都没说，也许伤得并不太重。他们钻进汽车，一溜烟儿开走了。”
利昂还没回答我的问题，我追问道：“后来你一直跟着他们吗？”
“当然不行。车上还有乘客呢。我等乘客都下车了以后，就折回头到盖别里罗那儿找你，看能不能把你接上车。”
“你是我心中的英雄，利昂。”
他大笑道：“可别在我的老板面前夸我，要不明天我就得给炒鱿鱼了。”
“你先别清理车子。”我一侧身躺在地板上，也顾不得地有多凉。“有人要是找你的麻烦，我会在全国的电视台上还你个清白，证明你是无辜的。让联邦调查局也不敢碰你一下。”
“好吧！”他微笑道，“不过那样的话，我又要有新的麻烦了。”
我浑身酸痛，筋疲力竭。真想洗个热水澡，真想见到麦克·弗林特。我朝上瞥了一眼，利昂正瞧着我。我问他：“手上带疤的那家伙，你说他死了吗？”
“我看是没命了。”利昂咬牙切齿他说，“他要不死，我头朝下走路！”
我合上双眼又问：“我们这是到哪儿去啊！”
“警察局。我已经让调度员打电话报警了。”
“要是马雷诺侦探在这儿该有多逗。”
利昂咯咯笑着，肩一耸一耸地。
“笑什么，利昂？”
“我们认识有多久，玛吉？”
“今天早上刚刚认识。”
“这一天里发生的事真多啊！”他说，“真想不到。自打我从越南战场上回来，还从来没有经过这么刺激的一天。”
23
“我可以回去了吗？”我问道。
“很快就可以了。”现在是星期五的深夜，马雷诺侦探不像一大早那样热情友好。他脸色很不好看，疲惫而烦躁，沮丧不堪。他在这个平静的南帕萨德纳小镇已经做了十五年侦探，在这之前，他还当了十年街头巡警。抢劫、杀人，甚至于家庭纠纷，事事都要他来过问。可是，这么多年来，阮凯才是他受理的第七宗谋杀案。前不久的财政削减计划刚刚决定，市政厅将正式取消谋杀案的侦破拨款。
马雷诺将利昂和我安置在警察局会议厅，因为在这儿可以喝到咖啡。这里没有局里的值班人员和巡逻人员进进出出办理公事，我、利昂和马雷诺三个人可以丝毫不受干扰，整个警察局好像只有我们三个人。四周安静极了，静得令人心慌，只有值班员和在街上值勤的警车不时通通话，隐隐约约的报话声偶尔会打破会议厅里的寂静。
利昂撑不住了，他蜷缩在椅子里睡着了，还不时发出阵阵鼾声。
马雷诺让我从头再讲述一遍事情经过，我分辩道：“我从头到尾已经给你讲过三遍了！”
“四遍。”
“好吧，四遍。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这些东西足够市里的侦探们忙一个星期。”
“对不起，”一个值班员手里捧着一个大纸板箱对马雷诺说，“是您要在记录本上签字取走这个东西吗？”
“放到这儿吧！”马雷诺把纸盒放在我们俩中间的桌子上。我闻到一股熟悉的气味，果然，他从里面拿出那个挤碎了的纸包，里面装着我的晚饭。马雷诺用手指头轻轻一拨，露出里面凝成一块块的沙拉和鲑鱼，还有碎的果酱饼。
“这东西是你的吗？”
“我的晚饭。”
“怎么不在饭馆里吃完？”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和以前的丈夫在一起，我感到不自在。我们谈完了事以后，我就不想再待在那儿了。”我无可奈何地缩在椅子上，拉拉利昂给我的茄克衫的领子，盖住脖子。“我早就说过了。我已经说过四遍了。”
放下纸包，他又从纸箱里拿出一个公文包，将它打开，把里面的文件一页页展开。当我跪在斯科蒂身边的时候，所有东西都从我手里滑到地上。所以直到马雷诺让我讲述晚上的事情经过时，我才恍然想起这事。公文包和饭盒一样，都被水浸透了。里面的文件边边角角都有点卷曲，不过还完好无损，没有残破。我高兴起来，因为马雷诺对我说的事情半信半疑，这下我可以证明这一切都是真的了。
“这也是你的？”
我点点头：“这些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斯科蒂交给我的文件。”
马雷诺伸手在包里摸索，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以前我没注意有这么一个信封，不过我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这是从哪儿来的？”马雷诺问道。
“我跟你说过，斯科蒂给我一笔现金，我没要，又还给他了。”
“既然还给他了，怎么会在这个包里出现？”
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于是我告诉他：“一定是他在递给我包之前把信封悄俏塞进去的。这又怎么了？我告诉过你钱的事儿，这不，就在这儿了。”
“这又是什么？”他又朝纸箱里看了看，这回拿出了一团脏兮兮的棉纸。“也是你的？”
“我没见过，不知道是什么。”我探身看了看，说。
“看看吧。”他打开棉纸。里面是一个舞蹈者的玉制雕塑，和那天早上阮凯带来的掉在桌子上的那个相似。
“这是一个珍贵的艺术品，”我说，“是一套十二件中的一个。这套曾经在帆港一家博物馆展出过，一直到1975年。博物馆记录过这件东西。我也见过。”
“你觉得这东西很值钱？”
“可能是。”
“那它怎么会出现在你的晚饭里。”
我拿起这个小小的雕塑，凑上去闻了闻，一股鲑鱼味。
过去的事情一幕一幕在我脑海里重新闪过，我飞快地回忆着斯科蒂那一晚上所说的话和他的一举一动。他安排了两个约会，一个是跟我，一个是和另一个人。我回想起当他走出候车亭时神色紧张，在人行道上走来走去，一个劲儿地看表。我猜他不愿带着一叠现金和这个精致的小玉人去见第二个人。一般合法的商务谈判中，双方初次见面，不会如此紧张，所以，他的这次约会一定有问题。
马雷诺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我把手上的玉人还给他：“有没有人问过阮凯的丈夫萨姆，包贡在他们家偷走了些什么？”
“这事有点蹊跷。”马雷诺边说边把玉人用浸着水的棉纸重新包好。“你跟我讲过有人人户抢劫，可能有这事吧。可是那家的丈夫萨姆却说压根没有这回事。他说他有二十年没见过这个包贡了。”
“萨姆是这么说的？”
“要么是丈夫骗我，要么是妻子骗你。”马雷诺像个孩子似地握紧拳头，揉揉困倦的双眼。“我开始以为是有人想骗取保险金，可后来档案里没发现有这样的声明。”
我想理清楚这些琐碎的细节，又问：“你刚才说，‘可能有这事吧’。什么意思？”
“你有证据证明阮凯家真发生过抢劫案吗？”
“没有。我只是听阮凯说有，而且我还看见她身上的伤痕。”
“伤痕，嗯？”马雷诺又在纸箱里翻找着什么。“怎么不能弄出伤痕来？你自己刚才就伤得不轻呢。”
“有人和米丹谈过吗？”
“我们还在找他，”马雷诺说，“今天一大早，他就不在旅馆房间里了，你想看看别人是怎么伤的吗？”
我眼前摆着一排刚刚排好的照片，拍的是案发的现场。左边第一张是一张脸部特写，这张脸只剩下一半。那人一双黑眼睛，左侧太阳穴的皮肉翻起，活像一个挤碎了的葡萄。下巴上伤得厉害，骨头都露出来了。剩下的部分没有半点血色，也看不出眉眼，已经一塌糊涂了。右脸被压扁了，一只眼睛瞪着，没有丝毫表情。
第二张上是一具没有头也没有手脚的尸体，上面清清楚楚地刻着车门的痕迹，好像有人用紫色的水笔画在这个可怜的家伙的胸前似的。一只没有伤的胳膊至少断了两处。头发没了，露出光秃秃的头皮。
“这人是那个叫阿尼·鲍尔斯的吗？”我问马雷诺。
“我正要问你呢。”
我看看利昂，他打着呼噜，睡得正香。我拿起马雷诺的钢笔在纸上写道：“他是让利昂用汽车压死的吗？”
马雷诺也看了看利昂，一丝笑容飞快一闪——利昂的确睡相不佳。他说：“只差一点儿就要他的命了。要是再晚一点，他的伤足以送他上西天。验尸官验出，他是让口径9毫米的手枪给打死的。”
我直起身子，坐了起来：“他是被人开枪打死的？是谁打死他的？”
马雷诺在照片里翻了翻，挑出一张来，看上去像一团柏油路上的泥巴：“子弹从脑袋后面射进去，开了个大洞。”
“没有人身上带枪。如果刀疤和多德两人谁带了的话，我应该早就感觉到了。”我吸了口气，仔细回忆着，“鲍尔斯自己又不会开枪打死自己。那还有谁呢？”
“反正你说的那个刀疤是不可能的。我们从你把他甩下车的地方找到了他。他现在躺在监狱拘留所的医院里，浑身都包扎着。你说的叫多德的人还没找到，不过他是逃不了的。”
“多德告诉过刀疤说鲍尔斯是他最得力的朋友。鲍尔斯被车撞倒的时候，多德看上去的确心疼得不得了。他是不会又返回去，把他这个最好的朋友打死的，你说呢？”
“你说呢？”
“可能是怕他受太多痛苦，就像打死受伤的动物那样？不过，我又觉得不大可能。如果多德有手枪，他为什么不开枪打死斯科蒂呢？这可比用小刀方便多了。”
“嗯哼？”马雷诺点着头，等我继续说下去。
“而且，如果他有枪，干嘛不在那儿就杀了我？他有的是机会开枪。”
“手枪的声音太大。”马雷诺拿起一根铅笔，在纸片上随便划着。“你想没想过，多德可能并不要你死？也可能不是他杀的斯科蒂？”
“可那四周围没有别人了。”我争辩着。
“你不是说有厨房的工人在那儿出现过吗？你能认出他们是谁吗？”
“我只听到他们的说话声，没看见他们的人。”
“他们是厨房里的工人，要知道，他们都有可能到那儿去。”
“说的没错。而且我也没看见是谁杀了斯科蒂。”
“你刚才说，那辆白色福特车开过来之前，你已经看不见斯科蒂了。可能在多德和他的朋友们到那以前，斯科蒂已经倒在路上了。”
“可是问隔时间那么短。”
“但确实存在这种可能。”
“刀疤对我说过一句奇怪的话。”我一边说，一边竭力回忆刀疤说的每一个字，“他说是我把这一切都搞砸了的，还说我得还他这笔账。”
“你把什么搞砸了？”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我把手臂交叉放在桌子上，头垂在上面。困倦、疲乏快把我折磨疯了。
“休息一会儿吧。”马雷诺说。
“好的。”我合上眼睛。
马雷诺翻了翻文件，我听见他把东西放回到纸箱里。然后他起身，走出这间宽大的会议厅。利昂的呼噜声变成一阵阵轻微的鼾声。
我不知道自己是真睡着了，还是在做梦，或者是继续回忆着发生过的一切。
那天晚上早些时候马雷诺带我穿过一条漫长、阴森的走廊，来到县里的认尸所。我们在门外等着，直到验尸员把斯科蒂的尸体处理好后才进去。时间已经不早了，所有白天送来的死尸都冷冻在冰箱里了。可是我还是闻到一股异味。四周的墙壁和通风管道总弥漫着这种特别的味道。
在门厅绿色荧光灯那冷冷的灯光下，马雷诺的脸被照得惨白，他不断地问我：“你没事儿吧？”
我说“还好”。其实我感觉坏极了。
停尸房巨大的门打开了，斯科蒂躺在停尸床上被推到我们眼前。车床是纤维玻璃做的，而不是垫子。值班的老头叫利普斯基，他向马雷诺打招呼：“探长，这次自己带桶了吗？”
马雷诺立刻捂住嘴巴，似乎忍不住要吐了。
“夫人，离马雷诺远点。”利普斯基提醒我说，“他可是经常这样。”
斯科蒂被裹在一张厚重的塑料布中，当利普斯基把塑料布从他脸上拿开的时候，有人上前把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