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属于人类精神现象的诗永远不会消亡。”钱钟书先生生前曾不无遗憾地说，中国作家极少阅读莱奥帕尔迪。从纪念文章看，吉狄马加对莱奥帕尔迪的阅读十分认真，分析和评论也相当中肯。倘钱先生九泉下有知，对此一定感到欣慰。《在全球化语境下超越国界的各民族文学的共同性》前已提及。此文在论述人类各民族文学的特殊价值的前提下，论述了人类各民族文学的共同性，认为作家应当成为自己民族和时代精神的诠释者，并为世界文学作出贡献。《寻找另一种声音》2001年先后在《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发表，2003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又把文章收入一个专集。此专集选载中国作家读外国文学的文章近40篇，以“寻找另一种声音”为书名，使这篇文章特别引人瞩目。在这篇文章中，吉狄马加详细叙述了普希金、黑人文学、拉丁美洲文学对自己的重大影响。他满怀深情地写道：“普希金式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良知，第一次奇迹般地唤醒了我沉睡的思想和灵感，从此我开始关注这个世界上一切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黑人文学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对文学的价值判断”，“黑人文学的经典，还向我们证明了一个事实，如果你的作品从一个民族的身上揭示了深刻的人性和人的精神本质，那么你的作品也一定是具有人类性的”；“伟大的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重新树立了我的文学观念，它使我从自己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找到了历史、神话和传说的来源”。不难看出，吉狄马加“寻找另一种声音”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培养世界眼光和熔铸先进文化思想的过程。带着大目标的“寻找”，使吉狄马加获得了大视野、大智慧和大气度，具备了创作包含人类性作品的条件，以及与世界文学对话的资质。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五光十色的世界文学而迷失自我，学习世界文学大师却呈小家子相，生吞活剥、舍本逐末、摹仿抄袭等，已成为诗坛弊端。吉狄马加对世界文学的态度和他获得的实绩，则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对于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我们可作如下归纳：
第一，吉狄马加以现代诗歌理念和卓越的创作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彝族诗歌，把彝族诗歌推进到了全国诗歌潮流的前沿。彝族文化精神和历史传统铸造了他，他也理所当然地作为这种文化和这种传统的现代代表，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的诗歌在走向现代和走向自身的同时，又走向自己的土地。然而他不像感情上和文化上处于漂泊状态的中国寻根者，更不像热衷于“发明传统”、炮制所谓“有意的乡愁”的西方文人。他与自己的民族和故土，始终保持着内在的生命联系。他的诗歌，主要价值不在于形式或技巧，而在于感性地显现了彝人的文化精神和彝人的灵魂，为中国当代多民族诗歌创作提供了示范，并使世人对彝族的认识迅速地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二，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中华民族的强烈认同，是吉狄马加诗歌的另一个亮点，也是他的作品引起各民族读者普遍共鸣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他心目中，爱国主义作为重要的政治原则和人格操守，可以使作家进入一种崇高境界。我国各民族作家都应当以爱国主义为光辉旗帜，以民族团结为自己创作的重要主题。他在纪念莱奥帕尔迪的文章中，特别推崇莱氏诗歌中洋溢着的爱国主义激情，称赞莱氏是“深爱着自己祖国和人民的诗人”，认为单从这个意义上讲，“就足以让我们对他表示崇高的敬意”。在阅读吉狄马加那些抒写国家情怀、歌唱民族团结的诗篇时，人们也怀有同样的敬重之情。
第三，吉狄马加的诗歌不但表现了现代理念与历史感悟的交融，而且表现了民族性与人类性的结合。他的诗歌既有浓郁的彝族色彩和独特的中华民族神韵，又从不同侧面表现了世界多元文化风貌和人类精神。一方面，他努力显现民族个性，寻找自己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位置；另一方面，他也认真寻找人类的共性，表现世界人民共有的思想感情和理想愿望。即使写彝族的瓦板屋、土墙、口弦、鹰爪杯、苦荞麦等等，诗人也在突出其文化特征和表现其民族精神的同时，超越特殊民俗事象的局限，从人类文化与人类精神层面进行思想开掘和艺术升华，力求民族性和人类性在深层意蕴上达到统一。
第四，“我写诗，是因为人类居住在这个不断发生着变化的大地上，人类面对万物和自身，时时刻刻都在寻找其本质和规律。”《一种声音——我的创作谈》中这些话，说出了吉狄马加的诗歌对于哲理的追求。人类的现实与未来，时间的存在与虚无，宇宙的无限与永恒等等，一直受到吉狄马加的关注。他所传达的诗意，多是形而上之意。在作品对人生苦乐、生命存亡、历史变迁及天象流转的感性显现里，人们的确常常感悟到某种“本质和规律”。但是，这些作品并非哲学论文，借冯友兰先生的话说，它们不是“以正的方法讲形而上学”，而是“以负的方法讲形而上学”。也就是说，它们依仗的不是说理或推理，而是感性与感悟。审美情感的深处蕴涵着审美沉思，形而上哲理凭借感性形象升华，使这些诗歌获得了与一般哲学旨趣相异的诗性哲学。
第五，吉狄马加诗歌的忧郁色彩引人瞩目。在《部落的节奏》中，他反复吟唱“部落”使自己产生了“神奇的力量”，“……就是这种神奇的力量／它让我的右手／在淡淡的忧郁中／写下了关于彝人的诗行”。在其他篇什中，“无声的忧郁”、“忧郁的梦想”、“莫名的淡淡的忧伤”、“古老的，忧伤的旋律”等等，也不断出现。他以忧郁的心情体验彝人千年的孤独和悲哀，也以忧郁的话语抒写大小凉山一代又一代彝人艰苦卓绝的奋斗与被压抑的岩石般的沉默。他的忧郁不只是个人的，也是彝人的；而“彝人的忧郁色彩”，“是一个内向深沉民族的灵魂显像”。吉狄马加描写世界其他民族的诗篇中，特别是描写战争灾难、饥饿熬煎、弱势群体受摧残、土著文化遭扼制、人类生存环境被破坏时，忧郁色彩同样存在。这种忧郁当然与诗人的个性和民族性有关，但更与地球失衡、诗人关切人类的前途与命运有关。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忧郁，因为它表现了诗人博大深沉的忧患意识、悲悯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源于先进的人类意识和世界眼光。
（选自《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
也谈诗的传统
■ 孙琴安
科学家在获得成功的时候总是说，自己是踏着前人的肩膀上去的。而现在有些青年诗人取得一点成就，便自鸣得意，沾沾自喜，认为这种诗风是自己开创和发明的。他们非但不重视传统，看不到前人曾有过的辉煌，有的甚至还鄙视传统，抛弃传统。这种心态，不是狂妄，便是愚昧。
当然，传统在有些情况下会成为一种惰性，在有些人的有些创作中会构成一种束缚，需要冲破。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完全否定传统。关键是不要把传统和创新对立起来。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已是全世界公认的现代派诗的鼻祖，他的诗歌革命实际上就是在传统的形式中完成的，可以说是传统形式和创新手法的完美结合。法国另一位象征派大师保尔·瓦雷里的名诗《年轻的命运女神》，也是以传统的形式写成的。他们的诗歌成就，都有力地证明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仔细回忆朦胧诗人的崛起，他们的诗尽管对建国以来的新诗传统进行了反叛和冲击，但他们所创造的新的美学原则和文学规则，仍是建立在人性、道德和崇高的基础之上的。也从未自功利的目的出发去追求什么市场效应或经济效益。我不知道“下半身写作”出于何种动机和目的。如果是为了反映人性与人欲，那欧洲文艺复兴的诗人早已写过，但他们是以人性和情欲去反对神性，倡导人文精神，并不反道德、反崇高，也不反传统，甚至与古希腊的人文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如果是为了吸引人的眼球、或出于某些虚荣和功利，那不仅远不如中国已有的诗歌传统，反而是一种真正的媚俗和低下！
因为诗在整个文学中是最不媚俗和最为高尚的，中国两千多年的诗歌传统已经强烈地证明和昭示了这一点。
美国现代派和“垮掉的一代”对许多传统也加以摈弃，但对惠特曼却依然充满敬意，他们说：“什么都能丢，惠特曼不能丢。”然而，就是他们所敬重的惠特曼，在谈到诗的传统和现在的关系时却说：“过去、现在与将来，不是脱节的，而是相联的。最伟大的诗人根据过去和现在构成了将来的一致。”
惠特曼的确是令人尊敬的，因为他不仅冲破了传统格律的束缚，创造了崭新的伟大诗篇，而且对诗的发展又有如此明智清醒的认识，认为“过去、现在与将来”三者不是脱节，而是相关联的，这是很值得当今青年诗人借鉴与思考的。我想：当今的“下半身写作”只注意“下半身”，几乎已丢失了思想与灵魂，犹如行尸走肉一般，如再丢失传统，不知道还剩下什么？
（选自2006年2月23日《文艺报》，选入本刊做了删节，并另加了标题）
本世纪初中国新诗的几种态势
■ 吴思敬
消解深度与重建新诗的良知并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工具理性泛滥，消费主义与大众文化盛行，社会上形成某种“价值中空”。面对这种价值虚无主义，一种把诗歌视为个人的语言狂欢的看法在年轻人中很有市场，一些人不管现实，不管读者，只管自顾自地跳着自己的孤独的小步舞。还有些人在写作中寻找刺激，游戏人生。这形形色色的观点，均可以归结为对诗的人文理性内涵和诗性内涵的消解。而且直到本世纪初，这种消解深度的作法在诗坛上仍有相当的市场。有位诗人在网上宣称诗歌只不过是语言游戏：“尽管会遭到多数人，主要是那些精神和心灵卫士的批驳，我仍固执地将诗歌看作一个不附带任何价值目的的游戏。”
所幸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年轻诗人都赞同这类观点的。实际上，当一些诗人在自顾自地进行其语言狂欢的时候，与之对抗的另一种声音也始终存在，而且到了本世纪初，这种声音也越来越响亮。
柏桦说：“要面对我们自身的命运，我们的苦难，我们的欢乐、眼泪——我们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请人们写下来！庞德曾说：‘诗人是一个民族的触须’。西方亲得太多了，不要亲了，要亲亲自己的祖国。我们目前的处境认识得还不够。我们自身为什么不好好去面对自己的祖国？”江一郎说：“站在百姓的立场，以一个平民之子的身份去写作，不仅有助于找准位置，更有助于抛弃那种小资的矫情……一个诗人应该承担道义上的责任，为底层百姓悲苦的命运倾注更多的同情、怜悯和爱。”江非说：“诗歌就是……对时代的介入、批判，以及对广阔民生的记录、关注、承担；就是对个体生命、事物本身，以及客观存在的世界关系的个人阐释；就是对民族、祖国，以及更为恒久的自然事物和人类精神的壮烈歌唱。”刘虹说：“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应警惕将诗歌沦为丧失心跳的把玩物，乃至狎亵品……对于我，写作最直接的内驱力，则来自于对异化人性的传统价值和中心文化的不认同，是自觉地边缘化精神生存下人性的持守与抗争，是自我放逐中对丰美生命的积极吁求和无奈喟叹。”
这里引的都是世纪之交比较活跃的青年诗人的自白，还没有包括老诗人如郑敏先生等对年轻人的音犹在耳的告诫和呼唤。难道这些声音还不够有力，还不能说明当下青年诗人人文理性的复归和重建诗的良知的努力吗？
重建诗的良知，是指诗中应有深切的人文关怀，有对人性的深刻开掘，有思想的光芒，有厚重的历史感。重建诗的良知的努力，要求诗人有一种大悲悯的情怀。他不仅是体味着个人的苦难，更要有一种为人类承担苦难的勇气。
灵性书写与低俗欲望的宣泄并存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崛起的新生代诗人，乃至延伸到九十年代的诗歌写作，政治主题逐渐淡化，诗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书写自己、展示自己，欲望化的人性写作在诗坛弥漫开来。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的今天。这期间，在网络上和民间写作中出现的“下半身写作”与“垃圾运动”，标榜“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以及“崇低”、“解构”、“另类”、“贱民思想”……在其作品中，欲望化的身体得到全面释放，诗歌中充满本能冲动、放纵乃至疯狂状态。这种基于本能、放纵疯狂的欲望写作，与其说是人性的彻底解放，不如说是这些诗人在追求放纵的快感。从这些诗人的审美初衷上看，他们也许是在以癫狂式的肉身来抗拒现存的社会价值秩序，挑战庸俗的现实。但从实际效果看，他们的写作不仅达不到对抗庸俗的现实的目的，反而与庸俗的现实同流合污，他们的行为已与诗人的称号渐行渐远。
这种低俗欲望的宣泄，受到许多年轻诗人的抵制，实际上在本世纪初的诗坛并没有多少市场。相形之下，那些坚持诗的独立品格，坚持灵性书写的诗人在这样一种混沌杂乱的背景下面貌却逐步清晰起来，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所谓灵性书写，强调的是精神境界的提升，即由欲望、情感层面向哲学、宗教层面的挺进，追求的是精神的终极关怀和对人性的深层体认。
每一位诗人，因为所处环境不同、经历不同会有不同的人生经验，但这些具体琐屑的人生经验永远满足不了诗人理想与情感的饥渴，他渴望超越。灵性书写，就是诗人实现精神超越的一种途径。这种灵性书写往往在精神上有个共同点，那就是为了让生命超越短暂的现实枷锁从而进入永恒之中。
伟大的诗人总是能深刻地体察人性，优秀的诗篇总是能展示美好的人性，维护人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