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与《红楼梦》
《红楼梦》是中国典长篇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是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也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骄傲。
《红楼梦》故事被作者曹雪芹隐去的时代，其实就是他祖辈、父辈和他自己生活的时代，即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这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的鼎盛时期，然而，在国力强大、物质丰富的“太平盛世”的表象背后，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在加剧，各种隐伏着的社会矛盾和深刻危机正在逐渐显露出来，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已日益腐朽，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败坏，政治风云的动荡、变幻，统治阶层内部各政治集团、家族及其成员间兴衰荣辱的迅速转递，以及人们对现存秩序的深刻怀疑、失望等等，都说明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也在发生动摇，正逐渐趋向崩溃。这些都是具有典型性的时代征兆。作为文学家的曹雪芹是伟大的，他以无可比拟的传神文笔，给我们留下了一幅封建末世社会有重要时代特征的、极其生动而真实的历史画卷。
曹雪芹（1724—1764），名霑，他的字号有雪芹、芹圃、芹溪、梦阮等。他的祖上明末前居住在今辽宁省，有人以为在铁岭西南郊腰堡、大沉河村一带，在努尔哈赤的后金兵掠地时，沦为满州贵族旗下的奴隶，并扈从入关。清开国时，曹氏归属正白旗，为内务府包衣（意即皇室之家奴），渐与皇家建立特殊亲近的关系，曾祖曹玺之妻孙氏当过康熙保母，后被康熙封为一品太夫人；祖父曹寅文学修养很高，是康熙的亲信；父辈曹颙、曹钕嗉倘蜗钢埃娜饲昂蠊沧隽�58年的江宁（今南京市）织造。康熙每次南巡，都以江宁织造署为行宫，曹寅曾亲自主持接驾四次。所以曹家在江南是个地位十分显赫的封建官僚大家庭。
雍正即位后，曹家遭冷落，曹钍笔艹庠稹Ｓ赫迥昴⒘辏�1728）初，因“织造差员勒索驿站”及亏空公款，下旨抄家，曹畋弧凹虾拧保芤沛子胄”驳燃铱谇ɑ乇本糠⒒沟某缥拿磐馑馐锌谏倭糠课荻热铡２芗掖哟税苈洹Ｆ涫保苎┣凵性谟啄辍４撕螅谒沙さ乃暝轮校胰饲子讯ɑ岢；嫔嫔亟彩霾芗椅羧盏氖⒖觯皇奔て鹚薇然钤镜南胂罅Γ钏笔鄙裼吻鼗春优侠霞沂チ说睦衷啊４送猓笔蓖持渭庞捎裉媒鹇淼铰遗畲暗纳帘淝ǎ苎┣鬯乓欢ㄒ捕啵靶量嗖湃擞靡馑选保压惴核崖匏玫乃夭模岷献约胰倏莸纳钋懈惺埽右栽湍穑悴饲苛业拇醋鞒宥徊棵杌娣缭路被墓倭糯蠹彝サ酵防辞∷埔怀』妹伟闫泼鸬某て∷倒顾季椭鸾バ纬闪恕！逗炻ッ巍反醋骺际保┣勰晡炊Ｋ昂蠡耸晔奔洌宕卧錾拘薷模谒曛埃槌猩偈禄匚捶侄ǎ蚨霰鸹啬恳残胫啬馊范ǎ约坝屑复ι腥笔雇猓牟糠菀鸦静莩桑┗亟小熬们榘瘛保楦宕掖医桓镀淝子阎庹热思优芮濉Ｗ詈笥惺曜笥沂奔洌┣凼窃诒本┪鹘寄成酱宥裙摹２恢墙煌ú槐慊故橇碛性颍坪跤胫庹热思俳哟ィ裁挥性偃プ鍪楦宓纳ㄎ补ぷ鳎踔撩挥屑Ｏ蟊砻魉蠖痢⑿Ｕ烟艹隼吹哪遣糠菔楦澹残硎瞧扔谏浦缓迷菔标”氏茸鳌暗玖荒薄卑伞Ｆ溆讶硕爻显词运嫒埃Ｍ淦Ь由酱澹阅芗绦翊忧澳茄词椋骸叭熬晨皖颍熬蹈欢拧２斜渲擞械律蝗缰榛埔洞濉！保ā都幕巢苎┣邸罚┎恍业氖路⑸耍骸逗炻ッ巍肥楦逶诩优⒙叫芮骞讨校幸恍┣子颜嘟柙模榷梦欤峁耸睾笥小拔廊衾忌淦浴薄ⅰ坝衩砦勘τ瘛薄ⅰ盎ㄏ擞惺加兄铡薄ⅰ靶氯鍪帧钡取拔濉⒘灞唤柙恼呙允А薄Ｕ馕濉⒘寰葜岬降哪谌菘矗⒎橇诺模械慕显纾械暮艹伲渲幸灿惺墙艚影耸氐模ǖ笔恰拔廊衾忌淦浴蔽淖郑Ｕ庋芴艹隼吹木椭荒苤褂诎耸亓恕！懊允А辈煌诜倩伲且桓瞿岩匀范ǖ摹⒅鸾ナフ一乜赡苄缘穆す獭Ｒ残碓诤艹な奔淠冢庹热瞬⑽疵魅犯嫠哐┣壅庖磺榭觯词顾罄粗溃不岜ё藕芸赡苁Ф吹玫慕男倚睦恚裨蛩谟嗄昴谟趾文巡棺鳌９庖踬慷龈Ｎ蕹＃罹游魃降难┣鄣奈ㄒ话硬恍叶婚洌耙蚋猩顺杉病保耙徊∥抟健保嘌印笆隆保拧八氖昊钡奈按筇觳牛褂谇《拍昙咨甏海�1764年2月2日后）与世长辞，《红楼梦》遂成残稿。尚未抄出的八十回后残留手稿原应保存于另一位亲友畸笏叟之手，但个人收藏又哪能经受得起历史长河的无情淘汰，终于也随这位未明身份的老人一起消失了。曹雪芹死后不到三十年，程伟元、高鹗整理补足并刊刻付印了由不知名者续写了后四十回的《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本。从此，小说才得以“完整”面目呈现于世。《红楼梦》版本也就因此分为两大类：一是至多存八十回、大都带有脂评的抄本，简称脂本；一是一百二十回、经程、高整理过的刻本，简称程高本或程本。我们见到影印出版的如《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戚蓼生序本石头记》等均属脂本，排印出版的如《三家评本红楼梦》、《八家评批红楼梦》等均属程本，近人校注的《红楼梦》选脂择程作为底本的都有。与程本相比较，脂本的优点在于被后人改动处相对少些，较接近原作面貌，所带脂评有不少是了解《红楼梦》和曹雪芹的重要原始资料，欠缺是只有八十回，有的仅残存几回、十几回，有明显抄错或语言文白不一或所述前后未一致的地方，特别是与后四十回续书合在一起，有较明显的矛盾抵触。程本的好处是全书有始有终，前后文字已较少矛盾抵触，语言也流畅些，便于一般读者阅读，缺点是改动原作较大，有的是任意妄改，有的则为适应续书情节而改变了作者的原意。《红楼梦》得以普及，将续作合在一起的程本功劳不少，但也因此对读者起了影响极大的误导作用。续书让黛玉死去、宝玉出家，能保持小说的悲剧结局是相当难得的，但悲剧被缩小了，减轻了，性质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曹雪芹原来写的是一个富贵荣华的大家庭因获罪被抄家，终至一败涂地、子孙流散、繁华成空的大悲剧。组成这大悲剧的还有众多人物各自的悲剧，而宝黛悲剧只是其中之一，虽则是极重要的。整个故事结局就像第五回《红楼梦曲·收尾·飞鸟各投林》中所写的那样：食尽鸟飞，唯馀白地。至于描写封建包办婚姻所造成的悲剧，在原作中也是有的：由于择婿和择媳非人，“卒至迎春含悲，薛蟠贻恨”。作者的这一意图已为脂评所指出，只是批判包办婚姻并非全书的中心主题，也不是通过宝黛悲剧来表现的。《红楼梦》是在作者亲见亲闻、亲身经历和自己最熟悉的、感受最深切的生活素材基础上创作的，这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史上还是第一次。从这一点上说，它已跨入了近代小说的门坎。但它不是自传体小说，也不是小说化了的曹氏一门的兴衰史，虽则在小说中毫无疑问地融入了大量作者自身经历和自己家庭荣枯变化的种种可供其创作构思的素材，只是作者搜罗并加以提炼的素材的来源和范围 都要更广泛得多，其目光和思想更是整个现实社会和人生。《红楼梦》是现实生活基础上最大胆、最巧妙、最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艺术虚构，所以它反映的现实，其涵盖面和社会意义是极其深广的。贾宝玉常被人们视为作者的化身，以为曹雪芹的思想、个性和早年的经历便与宝玉差不多。其实，这是误会。作者确有将整个故事透过主人公的经历、感受来表现的创作意图（所以虚构了作“记”的“石头”亦即“通灵宝玉”随伴宝玉人世，并始终挂在他的脖子上），同时也必然在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时运用了自己的许多生活体验，但毕竟作者并非照着自己来写宝玉的。发生在宝玉身上的事和他的思想性格特点，也有许多根本不属于作者。贾宝玉只是曹雪芹提炼生活素材后成功地创造出来的全新的艺术形象，若找人物的原型，只怕谁也对不上号，就连熟悉曹家和雪芹自幼情况的砚砚斋也看不出宝玉像谁，他说：“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曾亲睹者。……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 十九回脂评）可知，宝玉既非雪芹，亦非其叔叔。其他如林黛玉、薛宝钗，脂砚斋以为“钗、玉名虽二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第四十二回脂评）。此话无论正确与否，也足可证明钗、黛也是非按生活原型实写的艺术虚构形象。《红楼梦》具体、细致、生动、真实地展示了作者所处时代环境中的广阔的生活场景、礼仪、习俗、爱情、友谊，种种喜怒哀乐，以至饮食穿着、生活起居等等琐事细节，无不一一毕现，这也是以前小说从未有过的。史书、笔记可以记下某些历史人物的命运、事件的始末，却无法再现两个半世纪前的生活画面，让我们仿佛身临其境地领略和感受到那早已逝去的年代里所发生过的一切《红楼梦》的这一价值绝不应该被低估。《红楼梦》一出来，传统的写人的手法都打破了，不再是好人都好、坏人都坏了。作者如实描写，从无讳饰，因而每个人物形象都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贾宝玉、林黛玉、史湘云、晴雯，都非十全十美；王熙凤、贾琏、薛蟠、贾雨村也并未写成十足的坏蛋。有人说，曹雪芹写了四百多个人物，与莎士比亚所写人物总数差不多。但莎翁是分散在三十几个剧本中写的，而曹雪芹则将他们严密地组织在一部作品中，其中形象与个性鲜明生动的不下几十个。 贾宝玉这个人物形象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他是一个传统观念中“行为偏僻性乖张”、“古今不肖无双”的贵族子弟。他怕读被当时封建统治者奉为经典的《四书》，却对道学先生最反对读的《西厢记》、《牡丹亭》之类书爱如珍宝；他厌恶封建知识分子的仕宦道路，讽刺那些热衷功名的人是“沽名钓誉之徒”“国贼禄鬼之流”；他嘲笑道学所鼓吹的“文死谏，武死战”的所谓“大丈夫名节”是“胡闹”；特别是他一反“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观念，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在丫鬟、僮仆、小戏子等下人面前，他从不以为自己是“主子”，别人是“奴才”，总是平等相待，给予真诚的体贴和关爱。从这个封建叛逆者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时代的征兆：封建主义在趋向没落，民主主义思想已逐渐萌芽。《红楼梦》构思奇妙、精细而严密，情节的安排、人物的言行、故事的发展都置于有机的整体结构中，没有率意的、多余的、游离的笔墨。小说的文字往往前后照应，彼此关合（故脂评常喜欢说“千里伏线 ”），人物的吟咏、制谜、行令甚至说话也常有“闲闲一笔，却将后半部线索提动”（七回脂评）、带“谶语”性质的地方。作者落笔时，总是胸中有全局、目光贯彻始终的，所以读来让人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这样的结构行文，不但为我国其它古典长篇小说中所未有，即便是近代小说也不多见。《红楼梦》第一回以“甄士隐”“贾雨村”为回目，寓意“真事隐（去），假语存（焉）”（曹雪芹一定对人说过这一意图，可脂砚斋将后半句错听成“假语村言”——这组不成短语——写入“凡例”，后移作第一回回前评，又被传抄者混为正文，“假语村言”开始四字遂讹传至今）。作者想以假存真（用假的原因自有政治的、社会的、伦理道德的、文学创作的等等），实录世情，把饱含辛酸泪水的真实感受，用“满纸荒唐言”的形式表达出来，其内涵和手法自然都很值得研究。本来，文学创作上的虚构也就是“假语”“荒唐言”，但《红楼梦》的虚构又有其相当特殊的地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在描写都中的贾家故事外，又点出有一个在南京的甄家，两家相似，甚至有一个处处相同的宝玉。这样虚构的用意有一点是明显的，即贾（假）、甄（真）必要时可用来互补。比如曹雪芹不能在小说中明写他祖父曹寅曾四次亲自接待南巡的康熙皇帝这段荣耀的家史（又不甘心埋没），能写的只是元春省亲的虚构故事，于是就通过人物聊天，从省亲说到皇帝南巡，带出江南甄家“独他家接驾四次”的话来，这就是以甄家点真事。故脂评于此说：“甄家正是大关键、大节目，勿作泛泛口头语看。”“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 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我们说过，小说所写不限于曹氏一家的悲欢，经过提炼、集中和升华，它的包容性更大得多。我们发现，作者还常有意识地以小寓大、以家喻国，借题发挥，把发生在贾府中的故事的内涵扩大成为当时整个封建国家的缩影。产生这种写法可能性的基础是，在封建时代家与国都存在着严格等级区分的宗法统治，两者十分相似，在一个权势地位显赫的封建官僚大家庭中尤其如此。大观园在当时的任何豪门私宅中是找不到的，它被放大成圆明园那样只有皇家园林才有的规模，这不是偶然的。试想，如果只是一般花园那样，几座假山、二三亭榭和一泓池水，故事又如何展开？不但宝玉每见一处风景便题对额的“乾隆遗风”式的情节无法表现，连探春治家、将园林管理采用承包制的办法来推行兴利除弊的改革也没有必要和不可能写了。“天上人间诸景备，芳园应赐大观名。”这两句总题大观园的诗，不是也可以解读成小说所描写的是从皇家到百姓、形形色色、包罗万象、蔚为“大观”的情景吗？ 《红楼梦》综合体现了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小说的主体文字是白话，但又吸纳了文言文及其它多种文体表现之所长，有时对自然景物、人物情态的描摹也从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