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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州志田赋书序例
自画土制贡，创於夏书，任土授职，（载师物地事及授地职。）详於《周礼》；而田赋之书，专司之掌，有由来矣。班氏约取《洪范》八政，裁为《食货》之篇，后史相仍，著为圭臬。然而司农图籍，会稽簿录，填委架阁，不可胜穷；於是酌取一代之中，以为定制。其有沿革大凡，盈缩总计，略存史氏要删，计臣章奏；使读者观书可以自得，则亦其势然也。若李吉甫、韦处厚所为《国计》之簿，（李吉甫《元和国计簿》十卷，韦处厚《太和国计》二十卷。）丁谓、田况所为《会计》之录，（丁谓《景德会计录》六卷，田况《皇祐会计录》六卷。）则仿《周官》司会所贰，书契版图之制也。杜佑、宋白之《通典》，王溥、章得象之《会要》，则掌故汇编；其中首重食货，义取综核，事该古今；至於麻缕之微，铢两之细，不复委折求尽也。赵过均田之议，李翱《平赋》之书，则公牍私论，各抒所见；惟以一时利病，求所折衷，非复史氏记实之法也。夫令史簿录，猥琐无文，不能传世行远；文学掌故，博综大要，莫能深鉴隐微；此田赋之所以难明，而成书之所以难覯者也。古者财赋之事，征於司徒，（载师属大司徒。）会於太宰。（司会属太宰。）太宰制三十年为通九式，均节九赋，自祭祀宾客之大，以至刍秣匪颁之细，俱有定数，以其所出，准之以其所入；虽欲於定式之外，多取於民，其道无由。此财赋所以贵簿正之法也。自唐变租庸调而为两税，明又变两税而为一条鞭法，势趋简便，令无苛扰，亦度时揆势，可谓得所权宜者矣。然而存留供亿诸费，土贡方物等目，佥差募运之资，总括毕输，便於民间，使无纷扰可也。有司文牍，令史簿籍，自当具录旧有款目，明著功令所以并省之由，然后折以时之法度；庶几计司职守，与编户齐民，皆晓然於制有变更，数无增损也。文移日趋简省，而案牍久远无徵，但存当时总括之数，不为条列诸科，则遇禁网稍弛，官吏不饬於法，或至增饰名目，抑配均输，以为合於古者惟正之贡，孰从而议其非制耶？
夫变法所以便民，而吏或缘法以为奸，文案之功，或不能备，图史所以为经国之典也。然而一代浩繁，史官之籍，有所不胜；独州县志书，方隅有限，可以条别诸目，琐屑无遗，庶以补国史之力之所不给也。自有明以来，外志纪载，率皆猥陋无法；至於田赋之事，以谓吏胥簿籍，总无当於文章钜丽之观，遂据见行案牍，一例通编，不复考究古今，深求原委；譬彼玉卮无当，谁能赏其华美者乎？明代条鞭之法，定於嘉靖之年，而和州旧志，今可考者，亦自嘉靖中易鸾《州志》而止。当时正值初更章程，而州志即用新法，尽削旧条，遂使唐人两税以来沿革莫考，惜哉！又私门论议，官府文移，有关田赋利病，自当采入本书；如班书叙次晁错《贵粟》之奏入《食货志》，贾让《治河》之策入《沟洫志》，庶使事显文明，学归有用。否则裁入本人列传，便人参互考求，亦赵充国《屯田》诸议之成法也。近代志家类皆截去文词，别编为艺文志；而本门事实，及本人行业，转使扩落无材。岂志目大书专门，特标义例，积成卷轴，乃等於匏瓜之悬，仰而不食者耶？康诰旧志，略窥此风。后来秉笔诸家，毅然删去，一而至再，无复挽回，可为太息者也！今自易《志》以前，其有遗者，不可追已；自易《志》以后，具录颠末，编次为书。其康诰《均田》之议，实有当於田赋利病；他若州中有关田赋之文，皆采录之，次於诸条之后；兼或采入列传，互相发明，疑者阙之。后之览者，或有取於斯焉。
○和州志艺文书序例
《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文字之原，古人所以为治法也。三代之盛，法具於书，书守之官。天下之术业，皆出於官师之掌故，道艺於此焉齐，德行於此焉通，天下所以以同文为治。而《周官》六篇，皆古人所以即守官而存师法者也。不为官师职业所存，是为非法，虽孔子言礼，必访柱下之藏是也。三代而后，文字不隶於职司，於是官府章程，师儒习业，分而为二，以致人自为书，家自为说；盖泛滥而出於百司掌故之外者，遂纷然矣。（六经皆属掌故，如《易》藏太卜，《诗》在太师之类。）书既散在天下，无所统宗，於是著录部次之法，出而治之，亦势之所不容已。然自有著录以来，学者视为纪数簿籍，求能推究同文为治，而存六典识职之遗者，惟刘向、刘歆所为《七略》、《别录》之书而已。故其分别九流，论次诸子，必云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家之学，失而为某事之敝，条宣究极，隐括无遗。学者苟能循流而溯源，虽曲艺小数，诐辞邪说，皆可返而通乎大道；而治其说者，亦得以自辨其力之至与不至焉。有其守之，莫或流也；有其趋之，莫或歧也。言语文章，胥归识职，则师法可复，而古学可兴，岂不盛哉？韩氏愈曰：〃辨古书之正伪，昭昭然若黑白分。〃孟子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孔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夫欲辨古书正伪，以几於知言，几於多闻择善，则必深明官师之掌，而后悉流别之故，竟末流之失；是刘氏著录，所以为学术绝续之几也。不能究官师之掌，将无以条流别之故，而因以不知末流之失；则天下学术，无所宗师。〃生心发政，作政害事〃，孟子言之，断断如也。然而涉猎之士，方且炫博综之才；索隐之功，方且矜隅墟之见；以为区区著录之文，校雠之业，可以有裨於文事，噫！其惑也。
六典亡而为《七略》，是官失其守也。《七略》亡而为四部，是师失其传也。《周官》之籍富矣；保章天文，职方地理，虞衡理物，巫祝交神，各守成书以布治法，即各精其业以传学术，不特师氏、保氏所谓六艺《诗》、《书》之文也。司空篇亡，刘歆取《考工记》补之。非补之也，考工当为司空官属，其所谓记，即冬官之典籍；犹《仪礼》十七篇，为春官之典籍；《司马法》百五十篇，为夏官之典籍，皆幸而获传后世者也。当日典籍具存，而三百六十之篇，即以官秩为之部次，文章安得散也？衰周而后，官制不行，而书籍散亡，千百之中，存十一矣。就十一之仅存，而欲复三百六十之部次，非凿则漏，势有难行，故不得已而裁为《七略》尔。其云盖出古者某官之掌，盖之为言，犹疑辞也。欲人深思，而旷然自得於官师掌故之原也。故曰六典亡而为《七略》，官失其守也。虽然，官师失业，处士著书，虽曰法无统纪，要其本旨，皆欲推其所学，可以见於当世施行。其文虽连缀，而指趋可约也；其说虽谲诡，而驳杂不出也。故老庄、申韩、名墨、纵横，汉初诸儒犹有治其业者，是师传未失之明验也。师传未亡，则文字必有所本。凡有所本，无不出於古人官守，刘氏所以易於条其别也。魏晋之间，专门之学渐亡，文章之士，以著作为荣华；诗赋、章表、铭箴、颂诔，因事结构，命意各殊；其旨非儒非墨，其言时离时合，裒而次之，谓之文集。流别之不可分者一也。文章无本，斯求助於词采；纂组经传，摘抉子史，譬医师之聚毒，以待应时取给；选青妃紫，不主一家，谓之类书。流别之不可分者二也。学术既无专门，斯读书不能精一，删略诸家，取便省览；其始不过备一时之捷给，未尝有意留青，继乃积渐相沿，后学传为津逮；分之则其本书具在，合之则非一家之言，纷然杂出，谓之书钞。流别之不可分者三也。会心不足，求之文貌，指摘句调工拙，品节宫商抑扬；俗师小儒，奉为模楷，裁节经传，摘比词章，一例丹铅，谓之评选。流别之不可分者四也。凡此四者，并由师法不立，学无专门，末俗支离，不知古人大体，下流所趋，实繁且炽；其书既不能悉付丙丁，惟有强编甲乙。而欲执《七略》之旧法，部末世之文章，比於枘凿方圆，岂能有合？故曰《七略》流而为四部，是师失其传也。若谓史籍浩繁，《春秋》附庸，蔚成大国；（《七略》以太史公列春秋家，至二十一史，不得不别立史部。）名墨寥落，小宗支别，再世失传；（名家者流，墨家者流，寥寥数家者，后代不复有其书矣。）以谓《七略》之势，不得不变而为四部，是又浅之乎论著录之道者矣。
闻以部次治书籍，未闻以书籍乱部次者也。汉初诸子百家，浩无统摄，官《礼》之意亡矣。刘氏承西京之敝，而能推究古者官师合一之故，著为条贯，以溯其源，则治之未尝不精也。魏、晋之间，文集类书，无所统系，（魏文帝撰徐、陈、应、刘之文，都为一集，挚虞作《文章流别集》，集之始也，魏文帝作《皇览》，类书之始也。）专门传授之业微矣。而荀、李诸家，（荀勖、李充。）不能推究《七略》源流；至於王、阮诸家，（王俭、阮孝绪。）相去逾远。其后方技兵书，合於子部，而文集自为专门，类书列於诸子，唐人四部之书，（四部创於荀勖，体例与后代四部不同，故云始於唐人也。）乃为后代著录不祧之成法，而天下学术，益纷然而无复纲纪矣。盖《七略》承六典之敝，而知存六典之遗法；四部承《七略》之敝，而不知存《七略》之遗法；是《七略》能以部次治书籍，而四部不能不以书籍乱部次也。且四部之藉口於不能复《七略》者：一曰史籍之繁，不能附《春秋》家学也。夫二十一史，部勒非难；至於职官故事之书，谱牒纪传之体，或本官礼制作，或涉儒杂家言，不必皆史裁也。今欲括囊诸体，断史为部，於是仪注不入礼经，职官不通六典，谟诰离绝《尚书》，史评分途诸子；（史评皆诸子之遗，入史部，非也。）变乱古人立言本旨、部次成法以就简易，如之何其可也？二曰文集日繁，不列专部，无所统摄也。夫诸子百家，非出官守，而刘氏推为官守之流别；则文集非诸子百家，而著录之书，又何不可治以诸子百家之识职乎？夫集体虽曰繁赜，要当先定作集之人。人之性情必有所近；得其性情本趣，则诗赋之所寄托，论辨之所引喻，纪叙之所宗尚，摄其大旨，略其枝叶，古人所谓一家之言，如儒、墨、名、法之中，必有得其流别者矣。（如韩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苏轼之纵横家，王安石之礼家。）存录其文集本名，论次其源流所自，附其目於刘氏部次之后，而别白其至与不至焉，以为后学辨途之津逮；则卮言无所附丽，文集之弊，可以稍歇。庶几言有物而行有恒，将由《七略》专家，而窥六典遗则乎？家法既专，其无根驳杂，类钞评选之属，可以不烦而自治。是著录之道，通於教法，何可遽以数纪部目之属，轻言编次哉？但学者不先有以窥乎天地之纯，识古人之大体，而遽欲部次群言，辨章流别，将有希几於一言之是而不可得者；是以著录之家，好言四部，而惮闻《七略》也。
史家所谓部次条别之法，备於班固，而实仿於司马迁。司马迁未著成法，班固承刘歆之学而未精。则言著录之精微，亦在乎熟究刘氏之业而已矣。究刘氏之业，将由班固之书，人知之；究刘氏之业，当参以司马迁之法，人不知也。夫司马迁所谓序次六家，条辨学术同异，推究利病，本其家学，（司马谈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以为六家。）尚已。纪首推本《尚书》，（《五帝本纪赞》。）表首推本《春秋》，（《三代世表序》。）传首推本《诗》《书》所阙，至於虞夏之文，（《伯夷列传》。）皆著录渊源所自启也。其於六艺而后，周秦诸子，若孟荀三邹、老庄申韩、官晏、屈原、虞卿、吕不韦诸传，论次著述，约其归趣，详略其辞，颉颃其品；抑扬咏叹，义不拘墟，在人即为列传，在书即为叙录；古人命意标篇，俗学何可绳尺限也？刘氏之业，其部次之法，本乎官《礼》；至若叙录之文，则於太史列传，微得其裁。盖条别源流，治百家之纷纷，欲通之於大道，此本旨也。至於卷次部目，篇第甲乙，虽按部就班，秩然不乱，实通官联事，交济为功。如《管子》列於道家，而叙小学流别，取其《弟子职》篇，附诸《尔雅》之后；则知一家之书，其言可采，例得别出也。《伊尹》、《太公》，道家之祖。（次其书在道家。）《苏子》、《蒯通》，纵横家言，以其兵法所宗，遂重录於兵法权谋之部次，冠冕孙吴诸家，则知道德兵谋，凡宗旨有所统会，例得互见也。夫篇次可以别出，则学术源流，无阙间不全之患也。部目可以互见，则分纲别纪，无两歧牵掣之患也。学术之源流，无阙间不全；分纲别纪，无两歧牵掣；则《周官》六卿联事之意存，而太史列传互详之旨见。（如《货殖》叙子贡，不涉《弟子列传》。《儒林》叙董仲舒、王吉，别有专传。）治书之法，古人自有授受，何可忽也？自班固删《辑略》，而刘氏之绪论不传；（《辑略》乃总论群书大旨。）省部目，而刘氏之要法不著；（班省刘氏之重见者而归於一。）於是学者不知著录之法，所以辨章百家，通於大道，（《庄子·天下》篇亦此意也。）而徒视为甲乙纪数之所需；无惑乎学无专门，书无世守，转不若巫祝符箓、医士秘方，犹有师传不失之道也。郑樵《校雠》之略，力纠《崇方》部次之失，自班固以下，皆有讥焉。然郑氏未明著录源流，当追官《礼》，徒斤斤焉纠其某书当甲而误乙，某书宜丙而讹丁。夫部次错乱，虽由家法失传，然儒杂二家之易混，职官故事之多歧，其书本在两可之间，初非著录之误。如使刘氏别出互见之法，不明於后世，虽使太史复生，扬雄再见，其於部次之法，犹是茫然不可统纪也。郑氏能讥班《志》附类之失当，而不能纠其并省之不当，可谓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也。且吾观后人之著录，有别出《小尔雅》以归《论语》者，（本《孔丛子》中篇名。《隋·经籍志》别出归《论语》。）有别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