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是一个稍显陈旧的、至死不渝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健全的自己才是供奉给理想的最好牺牲。不过促使爸爸下定最后决心的还是另外一件在我不在家里的时候发生的大事。
1978年春天，妈妈在例行的健康体检中发现肺部有一个阴影。连续观察的结果，那个影子长得很快。结合她原来有乳腺癌的病史，医生们的估计是很不乐观的。妈妈关心的事情是先别让爸爸知道。但是那几天，爸爸一开完会就上医院来看妈妈，来了话就特别多，也特别温存。妈妈一下明白爸爸是知道了。他对妈妈说：“动手术，不要犹豫，要争取最好的结果。医生说动手术才能诊断明确，而且良性的可能性很大。”实际上爸爸心里也没有把握，他对哥哥姐姐们说：“妈妈肺上长了东西要动手术，如果是恶性的，医生说最多还能活五年，这样的话，就是老天太不公啊……”爸爸说这话的时候老泪纵横。
在爸爸的鼓励下，妈妈鼓起了勇气。3月8日这一天，妈妈先去参加了“三八”妇女招待会，然后带上两个第三代，坚坚和毅毅到天安门广场上去玩了一个下午。妈妈说那天的天气非常好，她的心里觉着挺平静。回到家里，她把我们所有人住的房间都看了一遍，就坐上汽车回医院去了。
手术后证实病变是恶性的。哥哥姐姐们认为这个结论无论如何不能告诉精神已经处在极度紧张中的爸爸。但是爸爸自然还是知道了一切。是一个去医院看望他的老同志，在他的一再追问下说走了嘴。
那位同志离去之后，爸爸和衣倒在床上，闭着眼睛不说也不动。他要在场的哥哥嫂子回家，他要一个人静一静。哥嫂刚到家，电话铃响起来。原来是警卫员小王发现爸爸在他俩离开之后一直坐在床边垂泪。小王不敢问，又怕出事，所以要哥嫂赶快再去。两人扔下饭碗又往医院跑。当他们气喘吁吁爬上六楼，推开爸爸房门的时候，他们却看到了一幅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情景。
爸爸已经穿好衣服，洗好脸，正坐在桌边吃饭。他神态镇定，和他们离去时已经判若两人。爸爸对哥嫂说：“我不能这个样子，我已经想好，我要出国去治腿。今后，我不能再要你们的妈妈照顾我，我要治好腿，不管她还有多少时间，我要照顾她，要让她过得愉快轻松。”
哥嫂说，爸爸出国治腿的决心就是在那一天，那一刻下定的。
妈妈渐渐好起来，在那一段非常痛苦的治疗中妈妈表现得非常勇敢和有耐心。301医院的医生和护士都公认妈妈是一个最配合治疗的病人。爸爸则积极作着出国治疗的准备，他请有关的同志帮他调查情况，搜集资料，他还向中央写了报告。组织上派了专门的技术小组研究和考察有关问题。在爸爸的积极努力下，事情很快决定下来。
妈妈回忆说：“6月里的一天，我刚刚出院不久，瑞卿就告诉我，出国治腿的事情已经定下来了。我听了大吃一惊，而且心里想，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好好跟我商量？前几天提到的时候他还说没有定，也许拖一拖。记得为了这个我还和他吵了几句，可是吵有什么用呢？我知道他定下来的事情是无法更改的，再说，我也习惯了在这种时候听他的。”
这样，1978年7月15日，大病初愈的妈妈跟随急切的、对自己充满美好信心的爸爸离开了北京，飞往那个遥远陌生的地方。妈妈并不知道爸爸这个巨大的决心里饱含着对她的深长情意。7月31日，爸爸给在北京的儿女们写信：
……爸爸下星期三就要动手术了。根据观察可能如愿以偿。虽然要冒一点风险，但大致不会出什么意外的，你们放心。这里的我国大使及大使馆的同志们对我们很好。他们的阶级情谊实在使人感动。……
妈妈写：
今天我从大使馆到医院看爸爸（200多公里，汽车走2点30分）。要他写几个字给你们。他一写就是一大篇。爸爸现在一切情况都正常。有的比在国内还好些。例如咳嗽比在家里少，也容易些。可能与这里气候好有关系。医生经过各方面检查后说，比他们原来想的要好。2日决定动手术。爸爸和妈妈都有信心。因为教授、医生说，我们虽然不是上帝，但一定会尽一切努力治好。大使馆的同志都对我们很好，你们也放心好了。1日下午，大使和我就都到医院附近的一个旅馆住几天，这样看护爸爸方便些。等动完手术后妈妈再写信给你们……。在外面的爸爸妈妈很想念你们。祝愿你们工作学习得更好，身体健康！等爸爸动完手术后身体更健康，咱们全家就可以更努力、更多地、更愉快地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
8月1日妈妈和张彤大使到医院去看爸爸。妈妈带了一把鲜花。她和爸爸在病房里照了一张相。爸爸情绪很好。妈妈一直待到很晚，爸爸催了几次，妈妈仍然舍不得离开。最后爸爸说：“走吧走吧，我已经吃了睡前药，明天还要做手术。别担心，一切都会好。”妈妈说她永远忘不了，爸爸那样笑眯眯地跟她摆摆手，她觉得爸爸心里平静极了，有信心极了。她就比较放心地回到旅馆里去了。这一去，竞成永诀！
第二天一早妈妈赶去医院的时候，爸爸已经提前进手术室了。爸爸在里面，妈妈在外面。不时有消息从手术室里传来。中午12点左右，手术顺利结束。妈妈听到这个消息掩面失声。她急着要去见爸爸，但因为害怕术后的感染被医务人员拦住了。妈妈只好再等。一切消息都是好的。傍晚，爸爸从麻醉中清醒过来以后，还对为他手术的医生用英语说：“晚上好，谢谢你。”那医生把爸爸的左腿搬动了两下说：“明天你就可以下床。”两个人都笑了。
一直到晚上12点多了，爸爸的情况仍然平稳。在人们的劝说下，妈妈才肯回到旅馆里去。刚刚洗漱完毕，熄灯睡下，电话铃声大作，同时有人敲门。妈妈知道大事不好。赶到医院的时候，爸爸已经离开人世！
波恩时间8月3日凌晨2时40分，爸爸被心肌梗死突然夺去生命。
波恩和北京的时差是7个小时。
8月10日，中央派专机将爸爸的遗体运回北京。
那天下小雨，所有迎灵的人都默默站在雨中。邓小平站在距离我们不远处，他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我看见他的脸色非常凝重。
机舱门很窄，我发愁爸爸的灵柩怎样才能被抬下来。一会儿，靠近我们一侧的机舱忽然无声地升上去，连同舷窗都不见了。这下我看见爸爸的灵柩安静地躺在机舱深处。我忽然替爸爸产生了一种非常不愿被打扰的感觉。我不知道这么多人站在这里有什么意思，爸爸也许只想好好休息一下……
接下来的几天，心情有时平静，好像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已经和我没有关系。有时又充满仇恨，仇恨所有和爸爸年龄相仿，或者和我年龄相仿但父亲健在的活人。但最强烈的感觉还是被人打扰，到处都是人，没法让我好好想一想，我为什么失去了和怎样失去了我最亲爱的父亲。
我认为从那时开始我变成了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心里开始有一种离经叛道的欲望。命运在我眼里成了一种玩笑，否则，当年爸爸怎么会认真严肃地履行了坠楼的死亡仪式而无法如愿。今天他在古稀之年，再一次扯满生命之帆，希望过一种更完整的生活时，仍然无法如愿。我问自己，今后我是否还应该继续做一个无神论者？不是分明有上帝在冥冥中主宰，这一切如何发生？可真有上帝，这般不公正的上帝，信它又有何用？总之，爸爸的突然去世，使我觉得自己已经不再是一个只注重精神生活的人。我对朋友说，今后我不准备太信任生话和命运的时候，完全像一个对售货员说某一种化妆品因为不喜欢所以不买了的轻佻少女。我隐隐约约相信自己完全可以过一种世俗化的生活。但那种生活是什么，我不清楚。
在这短短的一年当中，爸爸除了没做到留住自己的生命之外，做到了许多事情。这其中，我最看重的是他支持当时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胡耀邦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事。我很庆幸爸爸这样的老共产党人，最后以这样的方式再一次报效了祖国，并给自己一生的理想主义和英雄气概作出了最合乎逻辑的解释。尽管他没有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真正开始，但他做了自己来得及做的事。
注释
①参见《20世纪中国全纪录》，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1月第2版1021页。
30。进修医生
光辉的幻影便含着微笑，更加光辉。
——《失乐园》292页
我在北京协和医院长长的走廊上行走，手里拿着一个导尿包。正是夜里两三点钟，我作为一个进修医生刚被人从梦中唤醒去为一个重病人导尿。我一边走一边让自己快快从昏昏欲睡的状态中摆脱出来。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重病人的情况很容易在这种时候恶化。
从第二军医大学毕业，我成为一名普通军医，过着那种在军队大院里的平静生活。不久，我去协和医院进修。这样，在军队大院里建立我的世俗生活的理想又一次面临挑战。
一进协和医院，我就陷入一种神秘境界。所有人都好像似曾相识，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像鬼使神差。这所世界闻名的医院，从20年代起按照美国当时最先进的医院建成，为中国培养了最好的临床医生，时至今日，仍然对一切职业医生具有不寻常的吸引力。但对我来说，事情却似乎不是如此简单。不久，我终于找到了答案。
有一天我被一个主治医生差遣，到妇产科去拿一份病人的检验报告。被盘问了许久，又换了鞋和衣服，才允许我走进产科的走廊。左手是一间大大的婴儿室。透过洁净的玻璃窗，我看见里面一排排的睡满婴儿的小床。忽然有一个怪头怪脑的透明箱子引起我的注意。我心情激动地想起自己的出生故事，并且非常固执地认定这个空箱子就是我出生后睡过的那个暖箱。我对自己说，在它的帮助下，你才具备了生而为人的资格啊！在这么大的激动中我准是又有一刻灵魂出壳，因为隔着婴儿室的大玻璃窗，我分明看见一个是我自己的婴儿，一丝不挂地躺在那箱子里，正享受着人世间最幸福的生活。这下我恍然大悟，这是我一生中住过的最好地方，怪不得我在这所医院里总会有奇怪的亲切感觉。
现在，当我在凌晨二三点钟拿着一个导尿包，走在协和医院急诊观察室长长的走廊上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充满着这种朦胧的亲切感。
病人是一个老年妇女，病情危笃已经数日。实际上她从前一天下午就进入轻度昏迷，病情危重通知书已经发出，家属都在给她准备后事了。这天晚上所以叫我，是因为家属发现病人忽然烦躁不安。我检查了病人，发现她的膀胱明显膨胀，说明她发生了尿潴留，应该导尿。导尿就是插一根管子到膀胱里去，帮助病人把尿排出来。一般来说，导尿是由护士做的，但那天已经深夜，我已经被叫起来，不愿意再打搅护士，我就决定自己给病人导尿。我不愿意打开病房的大灯影响其他病人的睡眠，就找了一个手电筒，后来觉得光线太暗，又找来一个落地的治疗灯。但是由于我不熟悉导尿技术，光线又不好，我忙了半天也没有把导尿管插进去。我出了一身大汗，病人家属也有点着急。这时我变了一个姿势，把治疗灯换了一个角度，准备再插一次。当我再次使劲把导尿管插进尿道的时候，那老太婆的整个身体忽然痉挛了一下，让我想起我小时候曾经用火柴去烧一条手指粗的豆青虫，当火柴接触到它身体的时候，它就像这样狠狠地缩成一团。那老太婆这时完全不像个已经昏迷的病人，出乎我意料，凶狠而清楚地说：“该死！……你该死！”我定睛细看，导尿管显然插错了地方。我认为是尿道的地方原来是一个最不能刺激的神经汇集之处，怪不得病人像被火烧了似的难受。但病人家属不知道我干了什么，听到病人骂我，赶快向我连连道歉。医生在临床工作中挨病人的骂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我当然并不在意，我只有不安，因为是我操作不当，给病人增加了痛苦。我尽量快地做完导尿，什么也没说地离开了。
当天上午，病人去世了，我从昨晚开始的不安更加强烈。病人家属偏偏又在这时走过来，再次向我道歉。那时急诊观察室是由邵孝鉷大夫负责的。我越怕他问，他偏就一眼发现我神色不对，走过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了昨晚导尿的经过。邵孝鉷大夫问：“为什么不找护士？”我说：“我已经起来了，不想再打搅她们。”邵大夫又问：“为什么不开（病房的照明）灯？”我说：“我不想打搅别的病人。”邵大夫说：“喔？你在乎很多事情。”显然，“在乎很多事情”的弦外之音是“不在乎做一个糟糕的医生”。我为邵大夫一下说中了我的要害而羞愧。今天想来，要不是我对协和医院事先抱了那么多的好感，要不是我亲眼见过邵大夫神奇地解决了临床上那么多的难题，以至于我对他个人经历中许多事情，比如错划了右派，比如开创了中国的急救医学的先河等等都抱有一种奇怪的崇拜心理，我才不会听不出来他这句话中对我的拣了芝麻丢了西瓜的讽刺和对世界上竟然还有我这样不知职责所在的医生的惊讶。
我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以证明协和医院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具有这种寓言般的犀利和深刻。
一个暖和的春天上午，我去找内科主任张孝骞教授的秘书赖淑莹大夫。当我推开张主任的办公室，使我大惊失色的是，我竟然看见这位闻名全国的医学专家、内科学界权威、鼎鼎大名的张孝骞教授在痛哭流涕。这位耄耋老者用一方大手帕捂住脸，使劲儿擤着鼻涕，哭得像个孩子。在这之前，张孝骞是一位只可仰视的医界泰斗，所以这景象实在是让我吃惊不小。我慌忙退出来，甚至忘记了自己来干什么。后来，我听赖大夫说，张主任那天是因为每周一次的内科大查房被政治活动冲击了的缘故。这使我大大失望，觉得张孝骞老头儿在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这么多年里竟然还没有习惯这种事情，实在有那么一点幼稚。
协和医院的内科大巡诊也有人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