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也是空空如也。我们好不容易从一个匆匆过往的人的口里得知：“罗宇被公安局的人带走了。”那人问我们是谁，我们说是罗宇的妹妹，他说，那你们上公安局去问。我们去公安局信访办，和一大堆上访探监的人挤在一起等消息。最后有人隔着小窗户说：“人在我们这里，不能看，回去吧。”我们问能不能送东西，说：“什么都有，不用送。”我们很傻，没有经验，就真的以为什么都有。记得旁边有人答茬儿说：“送，送，只要能送就多多地送。”这些人当然是很有经验的，不过我们当时觉得自己租那些人不是一回事。谁晓得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铁杆反革命家属？所以我们是很耻于与他们为伍，他们的话差不多等同于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后来老猛子说他被关进监狱的时候是一身棉衣，后来就一直穿这身衣服。专案组的人还故意饿他，他饿得把木头桌子都啃得是牙印。如果我们那时能送点东西进去就好了。记得当时妈妈和我们知道他在公安局手里好像还觉着不是个最坏的消息，因为我们已经听说许多“黑帮”子女落到造反派手里被打死或者致残的消息。后来我们才知道，23岁的罗宇竟然和爸爸罗瑞卿列为同案，由周恩来批准，中共第二专案组执行监禁和审讯。
我们在一个只有我们三人下车的地方下了车。这里已是山区，气温明显低于城里。下午应该是最阳光灿烂的时候，但不知为什么天光忽然暗下来，了了忽然指着西边说：“看！”
我们看见一块厚厚的乌云正从西边的山上飞奔而来，一阵阵夹着腥气的冷风刮得人睁不开眼，显然一场大雨将临。了了大声说：“快跑！”不尽意，了了更大声地喊：“别回头！叶群正坐在山顶上喷云吐雾呐！”
“九·一三”事件刚刚过去不久，大家还有点神经质。虽是—句玩话，却使朵朵和我都倒抽冷气，汗毛倒竖。我们三人撒腿向已经看得见的农场大门跑去。记得我们三人大呼小叫地跑进农场大门的时候，连看门的狗都吃了一惊，我们已经跑进传达室，它才虚张声势地叫起来。幸好如此，因为瓢泼大雨已经砸下来，再慢一步就要挨浇。我们喘息之余问了了干吗说得那么吓人？他说不吓你们能跑这么快？
老猛子出现的时候雨已经停了。我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放下心来。他显得比原来黑了，但并不消瘦。他神情开朗，皮肤上泛着一层健康的光辉，只有在太阳下劳动，又吃得下睡得着的人才有。老猛子一把搂住我们三个弟妹，那满不在乎的样子，就像我们昨天才分手。只有他胳膊上的劲儿告诉我们他是多么高兴。我一下子想起来我上小学的时候，有时会在上下学的路上碰到骑自行车的老猛子，他总会让我坐在后座，在众同学羡慕的目光中呼啸而去。今天的感觉和那时一模一样。我觉得人生在世有亲兄弟姐妹是最好的事情了。
老猛子手臂上搭着几件衣服租毛巾，他以为我们一定淋了雨。我注意到，那些衣服和毛巾，一件件被我这个原来不怎么会做事的哥哥，洗得洁净，晒得松软，叠得整齐。
我们走时，老猛子告诉我们以后不需再来，因为他很快会出去了。
见了老猛子，我们又四处跑着要见爸妈。在和平里的京京家里，这类谁已经见了自己的父母，通过什么渠道，怎么见上的消息这时候最热门儿。我们和许多家的孩子一样写了许多信，给我们所有想得起来的机构和还在台上工作的父母的老同事们送信。这成了我们那时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常工作。这时候，也有非常不好的消息传来。我们知道刘仁叔叔的儿女在努力想见父亲的时候知道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有一次，朵朵和我拿着一封写好的信去找当时的中联部长耿飙。是老在和平里出入的那个修明，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一来，他老爸就上《人民日报》的那个小孩儿，给我们提供的线索。他告诉我们耿部长住在哪里以及什么时候在家。我和朵朵跑到中联部大院，门口传达室的人问我们，你们认识耿部长？我们点头，又问我们是哪个单位的，我们壮着胆子说总参。这时一辆黑色的红旗车从大院里开出来，传达室的人招手让车子停下，对车里一个警卫员模样的人说：“找你们的，带走吧。”我们糊里糊涂地上了车。车子向西开，又进了一个岗哨林立的大院，很像我们1965年冬天住过的新六所。一会儿，耿飙的夫人赵兰香阿姨走了出来，看到我们她微微地吃了一惊。看样子我们今天遇到了两个实在莽撞的工作人员，根本没有弄清我们的身份，就把我们带到一般人不能进来的地方了。我们原来称呼她小赵阿姨，这次也这样称呼她。她脸上露出关切的神情，告诉我们他们在这里看电影，他们的家确实住在中联部的大院里。她问我们的情况，问爸妈的情况。这让我们放下心，因为我们在类似的场合中有和这个很不一样的经历，许多原来非常熟识的人都给过我们白眼和冷遇，像小赵阿姨这样主动询问我们和爸妈情况的人实在是绝无仅有。我们把信递给她，她说她和耿飙叔叔一定尽快办。让我们回去等消息，还让来时的车仍然送我们回去。坐在车上的时候，那个警卫员模样的人看看我们，说了一句：“好家伙……”我们没理他，心想他今天一定会“挨呲儿”了。在车上，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回想起刚才见到的所有事情：内部电影，出入有专车，哨兵向汽车行礼，室内洁净温暖，空气清香，灯光柔和，甚至踩着脚下厚厚的地毯的感觉还留在我的十趾之间。这一切我们原来都熟悉，身处其中的时候我们没有特殊注意过，现在，这些久违的东西怎么使我如此不平静？我的心里一下升上来非常强烈的世态炎凉之感。权力和地位在我的心里有了非常实际的意义。
先被允许去见妈妈，妈妈被关在秦城监狱。这是50年代为关押战犯修建的专门监狱。后来一些重要的政治犯人，如胡风等人也在这里关过。妈妈一见我们就说了这一段，说这里她很熟悉，修这个监狱的时候她还在公安部，义务劳动到这里来植树。因为有看守在旁边守候，所以妈妈只好从这样的话题开始我们五年分别之后的见面。妈妈的样子虽然苍白和虚弱，但如此平静和机警地开始谈话，我们还是大大地放了心。无论经历了多少磨难，原来那个爽朗倔强，处处要强的妈妈还在。她露在黑色囚衣外面的白色衬衣的领子补着一块补丁，但是它雪白平整，针脚细密。妈妈用着的一块权当手帕的纱布也同样雪白平整，我看见朵朵把自己的花手帕放在妈妈手里，看守看到就站起来想干涉，我们一起回头看着她，她没有再说话。妈妈后来说，朵朵幸亏给了她这块手帕，因为她回到监牢以后忽然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见到了我们，她觉得就像做了个梦，很怕梦醒了会是一场空。她说，这种梦她做过许多次，醒来会加倍地难过。手里拿着朵朵的手帕，她的心才安下来，才敢睡觉。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是看看手帕还在不在。
我们去看妈妈，已经是1972年的5月间了。离“九·一三”事件发生已经八月有余，但是规定任何人不准谈论这件事。我们见爸爸的要求一直被搁置，虽然答应我们很快能够探望，但探望的时间却一拖再拖。
“九·一三”事件以后，听说毛泽东病得很厉害。1972年1月份，陈毅元帅病逝，我们从纪录片中看到出席追悼会的毛泽东果然骤然衰老了。身患重病的张茜阿姨悲痛地搀扶着老态龙钟的毛泽东，这景象使我心痛如绞。我有了一种苍凉的历史感，我知道有一些东西正在衰落和死去。无论我和我的一家在“文革”中经历了什么，我们和这些东西实际上是血肉相连的。2月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了。后来，又听说在江西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信，毛泽东的批示和邓的信被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邓小平解除了监督劳动，恢复组织生活，他原来的公务员和秘书都派到江西去照顾他的生活。无论如何，这些所有的事情都给我们吃了定心丸，我们确信见到爸爸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
从1972年8月起，我们可以探望爸爸了，原来不定期，后来可以定期，原来两三个月，后来争取到可以一月一次。这些探望大多数在北京西郊一个摩托化营的驻地进行。一般是我们先到达，然后爸爸进来。与老猛子和妈妈比较起来，爸爸的变化最大。他不仅永远失去了健全的身躯，我还感觉到，积蓄在他身体中的痛苦常常要把我们和他的心同时胀破。
在这些探望中，爸爸有时心情好一些，有时坏一些。对我们对他生活细节的询问一概心不在焉。他会反问我们：这有什么关系？这很重要吗？他问得最多的是妈妈的情况。他总是说：“妈妈那么小就参加了革命，她有什么问题？把妈妈抓起来坐监狱简直太不公平。”还反复说：“在对待林彪和叶群的问题上，妈妈的感觉一直比我对头，妈妈一直比我清醒，妈妈的骨头一直比我硬。”或者他就静静地听我们把外面的消息带给他。这种时候他很少发问和插话，只是很认真地听，有时摇摇头，有时又点点头。这些会见，一开始都有专案组的人在场，先是在屋内，后来在门口，后来到屋外，再后来就不见踪影了。不过我们还是很小心，生怕惹出些麻烦来，丧失了和爸爸见面的机会。
每次见面结束，专案组的人都坚持要爸爸先走，一直要等到载着爸爸的汽车离开很远之后才准许我们离开。每次当我们把架着双拐的爸爸扶上汽车，又目送汽车出了大门，转了弯，看不见了，我们的心里就涌起一阵痛苦。这种生离死别的日子还要过到哪一天？
那间会见的屋子里，玻璃窗上都糊满了报纸，一点阳光都射不进来。墙上有一大块一大块雨水浸蚀的痕迹，还有几张又破又旧的木头桌椅。我记得墙上似乎还挂着几张毛泽东的像。后来我们知道，那些对于爸爸特别残酷的审讯都是在这间屋子里进行的，这间屋里曾经从天花板到墙壁都糊满了“低头认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还在墙与墙之间拉了好几道铁丝来增加悬挂标语的数量。这是专案组设计的精神战。这里曾经连续几天几夜灯光如昼，彻夜回响着专案组人员声嘶力竭的吼叫。
爸爸去世以后，我们曾和没有到过这里的妈妈重新寻访此地。我们向妈妈指点着当年爸爸和我们见面的地方。这里已经改建成一所漂亮的幼儿园，只有整幢建筑物的外形依稀可辨。房间里摆着一些淡绿色的小桌椅，墙上挂满了出自孩子们小手的图画，舒适的小床上是一些花花绿绿的可爱的小被子。那是一个星期天，孩子们都回家去了。整个院子安静又美丽，挂着花窗帘的洁净的玻璃窗上树影婆娑。谁能想到，就在这个和平的、花木扶疏的院落里曾经发生过那些血腥的故事呢。近日，我又从那里走过，院落已经荡然无存；我猜想那地方已经变成拓宽道路的一部分。这回是我问自己，这个地方真的存在过吗？如果是，那些故事如今在哪里？如果不是，我们是谁？
1973年11月，对爸爸的监禁终于解除了。那时候爸爸住在解放军301医院。他的病房门口放着一架屏风，屏风后面原来坐着一个解放军战士日夜看守。那天我们走进病房的时候，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那个坐在屏风后面的战士给了我们一个很灿烂的笑容。再出来时，屏风和战士一起消失了。
爸爸解除监禁的第一个夜晚是我和他一起度过的。301医院14病室的护士长给我搬来一张行军床，并且紧紧握住我的手，对我说了一句当时很流行的话：“今后我们就在同一个战壕里战斗了。”这话现在看来有点不伦不类，但当时却使我热泪盈眶。我看到护士长似乎也热泪盈眶。这证明，“文革”真是一个真情激荡的时代，我虽然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我相信自己和别人都在“文革”时期流下了最多的热泪。和今日平庸生活中人们习惯的琐碎情感比较起来，我们那时候经历的生死飞跃和敌我转换才称得上是大事件、大起伏、大喜悦和大悲哀。
护士长离开以后，我和爸爸关上门。多少年来，爸爸终于可以关上门，关上灯，在没有人监视的情况下睡觉了。我们说到很晚，说了好几次，睡觉，明天再说，可就是停不住。想到一个话题，又从头说起。当我们终于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在行军床上更加如卧针毡，睡不着，却连身也不敢翻，生怕惊动了爸爸。一会儿，我听见爸爸轻声唤我，问我睡着没有。我赶快答应着，说没有。爸爸说：“这下我要翻个身了……”我才知道，爸爸原来也是睡不着，为了不打扰我，也是连身都不敢翻。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变了样子。从六年以前我决心和爸爸划清界限的那个寒冷的下午起，第一次觉得这样轻松，整个人都像要飞起来。当我终于卸下了千斤重担的时候，我才明白，这多年来我们生活在多么沉重的压力之下。我相信我一定在这个懒散的早上怀想起我生命之初的那个温柔乡，想起了我睡过的那个无忧无虑的暖箱。因为我的革命决心又一次大打折扣，革命的艰难困苦又一次使我更加亲近我早年养成的贪图安逸的本性。我的革命意志显然越来越不坚定了，想到这一点，我又忧郁起来。
有一天，爸爸指着走廊的另一端一间门前也摆着屏风，也坐着一个卫兵的病房，悄悄问我：“那里面关着谁？”我说：“听说是彭德怀。”爸爸说：“一起关了这么久，原来是他。”我指着彭德怀的病房问：“为什么要在门上、窗子上从头到脚都糊上报纸呢？”爸爸说：“专案组都是这样于的，原来我的房子里也这样糊的，一直到放我那一天才撕下来。”
过了几天，爸爸在一次走廊散步之后颇有些伤感地对我说：“不应该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他还是做过几件反对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么来和他比？”
说到爸爸和彭德怀的关系，我要把话扯得远一点。
1940年8月间，八路军总部决定对华北敌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