逊清老官僚出身，在他个人所知的政治常识里面，世界各国的国体，就只有‘共和’（republic）和‘帝制’（monarchy）两个定型。他自己，乃至他的智囊团，就不能了解，任何政治社会的‘定型’（settled pattern），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慢慢地发展出来的。这一形态，今日虽不合中国国情，安知三五十年，乃至百年之后，它就合乎中国国情了呢？袁氏和他的智囊们当时没有这种历史进化的观念，因此认为共和既然不合中国国情，那就只有干脆回头去搞帝制了。可是，搞帝制，他也知道，决不能让溥仪复辟；更不能让那些腐烂而颟顸透顶的‘遗老’随之复位。因此，天降大任，只有我袁世凯自己来做皇帝了。这一构想，事实也不限于袁氏自己，当时诚实的劝进者，是不乏其人的，他们的想法，大致也就是袁的想法。
袁氏自己显然也早有称帝的居心。但是从总统回潮变皇帝，不可变之于一夕之间，因此他也就采取王莽的办法，先做做假皇帝，搞个过渡和酝酿的时期，一面制造舆论，改变人民心理；一面变更官制，把民国的制度，逐步变成汉唐明清习用的封建老套。庶几他在最后登基时，官制上可以一拍即合也。袁氏废除民国官制的第一步，便是废除共和体制的国务院和国务总理。把内阁各部改为总统直辖，另设颇有封建气息的国务卿，以为总统之佐理。因此国务卿一职，便形同明朝初年，朱元璋废除宰相制以后，所设之大学士，和满清雍正以后所设立的军机大臣。他助理皇帝日理万机，而本身却无决策之权。另外各级官员的级别，亦采用古封建的旧名，分‘卿’、‘大夫’、‘士’，三等九秩。
另外袁也恢复了清制的都察院（改名平政院）以整肃官箴，和御史台（改名肃政厅）以纠弹违法官吏。这两项设置，倒不无新意。因为在清末民初，中国在试行现代法制时，向西方引进的是‘大陆法’。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不同之处，便是大陆法系把行政诉讼，和一般民、刑诉讼分庭处理。所以平政院事实上便是一个处理官民诉讼和官官诉讼的特种法庭，而肃政厅在制度上虽隶属于平政院，但是在纠弹违法官厅或违法官吏的操作上，却是独立运行的。它是传统中国监察制度的现代化。其运作方式，颇近乎近月来，在华府主持纠察柯林顿大总统绯闻案的‘独立检察官’史达（Kenneth Starr）。据此新制，在当年袁政府中，官吏不论大小，违法贪赃逾五百元，便可判处死刑。其后袁的京师警察总监，后来升任京兆尹的王治馨，即因一桩五百元的贪污案而被袁饬令枪决。（试想今日北京的陈希同案，该判多少个死刑？）
同时，袁对海陆两军军制，以及地方政府，亦多加整顿。上篇便曾说过，袁曾有意向赵匡胤看齐，搞废督裁兵，和‘将不专兵’。把各省都督如蔡锷等调入京师，另设将军府，饵以高位厚禄，以豢养之。另设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以统一军令军政。
于地方省区，废督之后，原有实权的民政长亦改制成虚衔的巡按使，废（虚）省设道，以道尹掌地方政府实权，而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权之控制。总之，袁氏在坐上终身大总统的宝座之后，其志向虽非以‘天下奉一人’，而恢复帝制时代‘以一人治天下’的企图，则是昭然若揭的。他已铺平了帝制大道，万事俱备，所缺的只剩个皇帝的尊号了。
今且将袁氏称帝前，改制后（民国三、四年之间），中央政府的架构，列表于下，以见大略。
袁称帝前的中央集权结构
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十年一任，可连任，可传子，有权解散立法院）
副总统：黎元洪
立法院（代替旧国会为立法机构，终袁之世，迄未召集）
参政院（大总统咨询机构，但可代行立法院职权）：院长 黎副总统兼任
参政（由大总统提名选派）：杨度、严复、蔡锷、马良、王赓、严修、施愚、梁士诒、梁启超、熊希龄、李经羲、孙毓筠、陆征祥、赵尔巽、王辏г说裙财呤�
总统府政事堂：国务卿 徐世昌
（直辖左右二丞及五局：法制、机要、铨叙、主计、印铸；一所：司务所）左丞 杨士琦 右丞 钱能训 局所主管姓名从略
总统府内史监（原总统府秘书处改）：内史长 阮忠枢 内史若干人
（原国务院及国务总理撤销；各部总长直接受命于大总统）
外交总长：孙宝琦 内务总长：朱启钤 财政总长：周自齐
陆军总长：段祺瑞 海军总长：刘冠雄 司法总长：章宗祥
交通总长：梁敦彦 教育总长：汤化龙 农商总长：张 謇 *原农林、工商两部合并
平政院：院长 汪大燮
肃政厅：都肃政史 庄蕴宽
将军府（荣誉衔顾问机构）：上将一名段祺瑞；将军二十六名；参军二十五名
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王士珍（常务）
办事员：段祺瑞等 下设：军政、军令、军械三所
【参见前引钱端升著「民国政制史’第三章新约法时期（二年十一月至五年六月），页八○…一四五】
中央集权未可厚非
吾人试览上表，便知民国以来‘以一人治天下’的中央集权制，从创制立法上说，袁世凯可算是始作俑者了。后来的蒋、毛二公，则过犹不及也。袁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治世之能臣，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大小政务一把抓。事必躬亲。其为人也，虽乏远大的政治理想，然亦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不治私产。虽妻妾众多，然并不沉湎于酒色。对诗词歌赋，他也颇能哼两句，但不搔首弄姿，以咏吟自傲；更无玩物丧志的恶习，收藏甚么骨董字画，品箫吹笛，风流自赏。平生所好，唯抓权秉政；纵横捭阖，他确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动物，对政敌的斗争，也你死我活，初不稍让……；但是话说穿了，吾人读烂通鉴，翻残二十五史，试问自古以来的专制人主，开国之君，不世之雄，谁不如此呢？孟子曰，天下定于一，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是哲学家、宗教家之言也。非实际政治也。我国自古以来，逐鹿中原争夺政权，都谓之‘打天下’。天下既是‘打’下来的，哪有打天下之人，不嗜杀人哉？纵是一代贤相的诸葛孔明，也要以‘生道杀人’、‘挥泪杀人’嘛。在我国古代，圣主贤君，像唐太宗李世民，为争夺政权，且不惜弑兄杀弟。但在那种改朝换代的动乱状态中，遍地都是瓦岗英雄，梁山豪杰，曹操所谓‘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为拨乱反正，拯斯民于水火，乱世枭雄，无不集生杀大权于一身，以成其贞观、开元、洪武、永乐之治世。所以在中国政治史上，统治者‘身兼将相’（唐太宗的豪语，见‘通鉴’），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原未可厚非也。既然共和国体、代议政府搞不下去，朋友，我们熟读民国通史，看透华人社区的作风，吾国吾民，原没有民主细胞嘛，你我都是一样，怪得谁呢？因此，近百年来，孙、袁、蒋、毛、邓五大民族领袖，都是一字号搞个人独裁，要徒子徒孙，盲从领袖；强迫全国人民，绝对服从。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我们这五大领袖，也是一样嘛。予岂好独裁哉？予不得已也。要把这种阖族皆有的心理状态，‘转型’过来，笔者曾一再强调，非通过两百年的历史三峡不为功。袁翁世凯的处境，还在夔州府和白帝城之间，他望峡生畏，要掉转船头，驶回重庆，其居心原不难理解，只是其行为则愚蠢不堪罢了……。他此时已驶船入峡，顺流而下，滩高浪险，掉头逆水，必然翻船，而袁及其党不知也，悲夫。
内忧外患，风雨飘摇
再者，纵在六百年前的帝制中国，以袁氏当时的政治形势，他也没有称帝的条件。咱安徽老乡凤阳朱元璋在打天下之初，他的智囊朱升就劝他，‘高筑墙，多积粮，缓称王’。称王称帝，是子孙万世之业，是急不得的。你先得把政治基础打好，四平八稳，万无一失，然后再慢慢因势乘便，称霸、称王、称帝。洪秀全愚昧无知，就犯了这个大毛病。他一开始造反，刚打下永安州，就迫不及待，自称天王，另封东南西北翼五王，同管江山。等到他们打下南京，功劳最大的东王九千岁，也要升一升，那么九千岁就要升为‘万岁’了。升不了万岁，最后就王杀王，同归于尽了。
袁世凯这时要做皇帝，慢说是民国，纵在六百年前的大明王朝，也称王太早嘛。在他那个民国初年的中国，外有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国亡无日；内有白狼横行，中原正一片糜烂。袁虽赶走了孙中山，他并没有打平中国。相反的，袁政权也正风雨飘摇，总统尚且不稳，那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做皇帝呢？愚而好自用，不败何待？现在且看看那个，把中原地区弄得天翻地覆的‘白狼之乱’。
白狼之乱
白狼之乱是甚么回事呢？用个现代名词，那就是民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农民大起义，时间是民国二年秋季，爆发地点是河南西部豫鄂边区。后来蔓延于鄂、豫、皖、陕，甘五省。陷五十余城，虽不说赤地千里，然所过之处，官军不能制，相互砍杀，庐舍为墟，历时数载，弄得中原西北一片糜烂。白狼，这位农民领袖，据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所记真名为白朗，河南宝丰人，原为革命烈士吴禄贞的参谋，禄贞被难后落草为寇。声势日盛，乃被误呼为白狼；义军后亦以此诨名自豪，云云。陶记亦得自传闻，不可全信。另据杜春和编‘白朗起义始末’【收入前引‘北洋军阀’第二卷】，则白狼一名白瞎子，只是一个半文盲的贫农，白狼起义时，二次革命亦于同时爆发，黄兴曾辗转与之联络，并委派之为河南都督，而其在袁军后方破坏京汉铁路以阻北军南下。总之，白狼盛时，一‘杆’万余人，横行五省，飙忽如急风暴雨，俨然是五十年前捻军历史的重演，中原所受浩劫亦不相上下。最后白狼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八月五日，身受重创，败退至河南鲁平时，卒为袁军卧底的密探击而死，时年四十一（另说四十六岁），其败亡亦如捻军当年之任柱也。【参见‘晚清七十年’卷二，页一六○…一六三；及罗刚著「刘公铭传年谱初稿’上册，页二三○…二三一，任柱之死。】
笔者附注：我国黄淮平原一带，民风强悍，而生活至苦，早年大小规模的农民暴动，几无岁无之。笔者本人，生于斯，长于斯。幼年竟是目击之人。白狼之乱时，余尚未出生，然我幼年期曾目睹‘跑白狼’的农村闹剧。盖我乡，今肥西，地处黄淮平原的边缘，每遇‘荒年’，即时闻出自皖北河南一带的‘股匪’南下劫粮‘打荒’。‘股匪’与‘土匪’不同。土匪只是零星的小强盗，打家劫舍，绑票勒赎。股匪的组织则如军队。其来势如潮水。少数官军都逃避一空，或据县城自保。乡村农民不甘妻孥生畜被拉被抢，乃抱儿携女，牵牛赶猪，相率逃亡，谓之‘跑白狼’；或联庄扎寨，武装自卫，谓之‘打白狼’。过境入侵者，往往仍自称‘白狼’。忆北伐前夕，某次白狼过境，余学步未几，竟也腰挂‘勃朗宁’，随武装农民在农村‘浪劲（境？）’游行，向白狼示威，表示我们有备。切莫来犯。据老辈传言，‘白狼’原是‘八郎’之误。两辞土音相同也。杨家将只有‘七郎’，白狼则是某家的八郎云。这种‘跑白狼’、‘打白狼’在当地可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中国近代史上的捻军、淮军，都是同一个社会基础上起来的。北伐之后不久，当地又发现了张国焘、徐向前的‘红军’，武装自卫的地主和农民，误把‘红军’当‘白狼’，就变成反革命了。毛主席来了，不许老百姓‘当白狼’、‘打白狼’甚或‘跑白狼’，一遇自然灾害或人为灾害，农民就只有待在家中饿死了。‘大跃进’时，安徽一省就饿死农民六百万。陈一咨先生后来被国务院派在肥西调查，他根据官方内部的资料向我说，安徽饿死的农民，远超过六百万。这也是我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史的，转型现象之一，至可叹也。故随笔记录之，以为祖国农村社会转型留一点信史。
外患比内忧更严
农民暴动固然是把袁总统的民国，弄得疮痍满目，民不聊生，但毕竟还无亡国之虞。与它同时发生的外患就不同了。应付失策，就难免有瓜分之祸。这种外患，说来话长，将来当辟外交专篇细论之。此处只能三言两语，略作交代。笔者在清末导论篇中曾一再提到，二十世纪初年谋我最急者，莫如日、俄两国。两强对我所作赤裸裸的侵略，面目狰狞，述之真足污我笔墨。表面无日、俄之狰狞，然深谋远虑，笑里藏刀，对我作最沉痛之宰割者，则大英帝国也。
笔者在庚子联军诸章曾细述之，在八国联军时，英国深恐我被瓜分而影响其通盘利益，乃策动美国大搞其‘门户开放’。笔者亦曾一再指出，英国之所以策动美国带头者，是它志在阻扰日、俄对华之瓜分，而对其本身在华之利益范围，则断不‘开放’；对其在华作更深入之侵略，亦断不放松也。因此当日、俄两国乘辛亥革命与二次独立之乱，而对满蒙蠢蠢思动时，英国已不声不响，继续深入西藏矣。
英国对西藏的割裂企图
在此之前，清廷在英人威迫之下，双方已正式与非正式订过五次有关西藏的条约，计有：‘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一八九○，一八九三），‘拉萨条约’（一九○四，此约为西藏地方政府所签订，因主权损失太大，清中央政府拒绝承认），‘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一九○六），‘修订藏印通商章程’（一九○八）。在此五约中，英方虽在不同程度上，极力否认中国政府对西藏有‘主国’的‘统治权’。然自始至终，英方不愿否认中国对西藏有‘上国’的‘宗主权’。英国当时作此项承诺，并非如一般西方专家所说，由于中国政府‘灵活的外交手腕（skillf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