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庭要求辩方说明，为什么要提这样无理的问题？”
辩方律师无可躲避，只好告知法官，他接到某一个被告的字条，一定要他向控方证人提出这一问题。法官立即转向19名被告，要求说出是谁写这字条提出要求的。一时法庭一片肃静，19个被告第一次老老实实一声不吭。考克斯不依不饶，一定要这个人站出来。最后，辩方律师只好指出其中一个被告。法官压低声音，一字一句地说，“我希望你们趁早明白，谁也别想把本庭的庭审当成闹剧”。
检辩双方先后召唤了自己的证人以后，进入结辩阶段。
在结辩中，联邦检察官坦率地告诉陪审团，他只有过一次起诉刑事案件的经验，而这一次他之所以从首都华盛顿来到此地担任此案的检察官，“不是因为我有经验，而是因为我负责联邦司法部民权事务分部的职位。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感到十分有必要派人来直接地，坦率地向你们说明，为什么联邦政府作出如此巨大的努力来解决这一罪案。”
他向陪审员解释，“联邦政府不是在入侵费镇，入侵内秀巴县，现在这些被告是在一个密西西比州的城市里，面对着密西西比州的联邦法官，在密西西比州的一间法院房间里，为了他们犯下的违反联邦法律的罪行，接受来自密西西比州的12位男女公民的审判。判定这些人是否有罪的重大责任，仍然掌握在法定的判定者手里，那就是你们，12 位密西西比州公民的手里。”
他在复述了这起令人发指的罪案以后，直接地坦率地诉诸于这些陪审员们的良知和良心，“这是一个重要的案件，它对联邦政府是重要的，对这些被告是重要的，但是最主要的，对密西西比州是重要的。我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话，其它律师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话，都会很快被淡忘，但是你们12个人今天在这里所做的决定，将会被后人长久地记住。”
陪审团经过一天的闭门讨论以后，向法官报告，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因为刑事案件的有罪判定必须是12个陪审员一致的意见才能作出，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就不能判定有罪，实在达不成一致一般就只能宣布庭审失败。要么重新组织法庭和陪审团，要么就只能放过被告了。但是，这一次，法官考克斯拒绝宣布庭审失败，命令陪审团回到他们的会议室，继续讨论，不论判定罪名成立不成立，一定要达到一个一致的判决。这种做法并不常见，但是当时是合法的，据说依据的是十九世纪最高法院的一个判例。
第二天上午，陪审团宣布他们已经作出了判决。
这个判决认定，以普莱斯警官为首的7名被告被认定有罪，其它人被认定无罪。在今天书写历史的时候，很多人认为，被开释的11名被告，其中有人也还是应该定罪的。由于陪审团的讨论是秘密进行的，人们大概永远也无法知道那关着门的陪审团房间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至少，这个判决象征性地表现了密西西比的多数民众在那个历史阶段的矛盾和局限。
法官考克斯判7名被认定有罪的被告中的三人监禁三年，两人监禁六年，还有两人十年。十年是侵犯民权罪所能判的最高刑期。
联邦司法部和黑人民权组织都把这个案子的结果看作历史性的重大胜利。终于通过密西西比州人民自己产生的陪审团，宣布这样的犯罪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对于美国的法律制度来说，这也是联邦法律越过地方上“多数的暴政”所形成的障碍，保护所有的美国公民的一个成功尝试。
我以前的信里曾多次和你谈到，在美国，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才是真正巩固的历史进步，民众的人性反省和觉悟，才是这种进步的基础。这一次，是历史性的1964年民权法以后，联邦政府和南方残存的种族主义势力的又一次较量。这次较量的结果使六十年代黑人民权运动的历史性进步得以在制度上确定下来，同时又没有伤害美国据以立国的 “多数统治”，“公民自治”和“地方分治”的民主和法治传统。
1964年民权法以后第二年，1965年，国会通过了新的选举法，不仅重申所有公民具有一律平等的选举权，并且把任何阻碍，恫吓国公民行使选举权的行为定为一项联邦司法范围内的重罪，联邦政府有权有责任保障全国范围内选举权的实施，有权起诉侵犯选举权的罪行。1968年，国会又通过了进一步的1968年民权法，约翰逊总统再一次邀请马丁·路德·金出席了总统签署该法案的仪式。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美国在种族平等方面所作出的制度建设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南方的大多数民众也开始反省和觉醒。仅仅几年，情况已今非昔比。七十年代初，又是在南方，一个地方性的KKK组织听说，有一个地方的一件案子中，一个黑人杀死一个白人，但是陪审团以自卫误伤而判无罪开释，他们就鼓动自己的成员也去杀黑人。两个年轻的 KKK就趁着夜色，拦下与上述案件毫不相干的一个十七岁的黑人青年，杀害了他。
这一次，这个案子只用了一天就破案了。也是在南方的法庭上，也是南方的陪审团，杀人者以谋杀罪起诉，被判有罪。主犯被判死刑。这是美国南方历史上第一个由于杀了黑人而坐上电椅的白人。
不仅如此，一个民权律师认为，那个KKK组织对被害的黑人负有民事责任。他动员死者的母亲对那个KKK组织提起民事诉讼。这一次，也是由南方的陪审团，判决KKK对黑人青年的死负有民事责任，判罚五千万美元。该组织的建筑物，动产不动产，统统被没收拍卖以作赔偿。这个KKK组织因此宣布破产。
这个案子轰动一时，它所表达的信息是非常强烈，非常明确的：时代不同了，在美国的法律制度下，即使在南方，一样不分肤色，人人生而平等。
美国南方历史上，一个白人和黑人相处的全新时代就这样开始了。正象马丁·路德 ·金在“我有一个梦”的演说结尾满怀激情和赞叹地所说的，“终于自由啦！终于自由啦！感谢万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啦！”
你一定也看到了，自由的，被解放的并不止是南方的黑人，在今天，那些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过渡，已经从愚昧，狭窄和野蛮中走向人性醒悟的南方白人，回首往事，一定也会承认，自己也因此获得解放，因此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这封信就写到这儿吧。
祝
好！
林达
16。现代意义上的种族问题
…
卢兄，你好！
你在回信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几乎是我在打开你的信封之前，就已经预料到的。
首先是，你极为惊讶地看到一个谋杀罪居然能够在美国的法庭，以“侵犯民权”这样可以说是相干，又可以说是完全不相干的罪名起诉定罪，而在这个法庭上，谋杀几乎就不存在了。觉得很难理解。
我只能说，我理解你的“难以理解”。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也是一个特殊的地区在过渡时期的案例。但是，它的存在，却是在“美国逻辑”之中，是从整个美国文化中一脉相承延续下来的。你已经知道，象这样走上联邦最高法院的，又是与黑人民权运动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相连系的关键案例，在美国就是一个公开的无穷无尽的研究和讨论对象。没有人能够对整个案子，从发案过程到审理过程，遮遮掩掩一些什么。人们通过学术文章，回忆录，法庭纪录，专家分析，等等，对它进行层层解剖。至今为止，虽然美国人对于未能按谋杀定罪是感到遗憾的，但是，对于这个结果的评价还是基本正面的。
并不是象居住在这块国土以外的人们有可能猜测的那样，认为可能这是白人社会刻意制造的结果，只有他们感到满意。记得在上封信里，我已经告诉过你，对这一案件最为关注的黑人民权团体，同样把它视为一个胜利。这并不是说，这里的人们不懂得正义必须得到伸张，更不是他们不关心正义伸张。而是他们理解，历史的前进，制度的完善，人性的醒悟都是渐进的。对一个在人道原则上建立起来的公众契约，对它所包含的制度，游戏规则和运作方式的尊重，是共同推进一个人道社会的基本保障。
因此，来到美国以后，我们发现，无论在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能够听到的，并不是大量居高临下的泛泛大评论。美国人并不热衷于把一个事件往重大的路线，纲领，大方向等等高处上领。我们听到最多的是，属于法律界，历史学界，新闻界等等的众多专家，一起来对这样一个事件和案件进行忧心忡忡的细致入微的分析和跟踪。以试图找出这样一个新的事件或是案件，给这个制度提了什么难题，揭示了这个制度的什么薄弱点或者疏漏。然后是完全专业地讨论如何修补的方案。大量象我们这样的普通民众，也就在这样不断的收看电视中，了解了一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法律上的历史依据，可能的发展方向，以及目前还不可能达到完美的原因。
于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理解，伸张正义是一个极为艰巨复杂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只能得到一个阶段性的成果。然而，有一点是基本的，就是这个制度必须是建立在寻求公正的基础上的，即使它没能百分之百地公正，也是因为囿于历史的局限，而不是它的设计立意本身就非公正。在一个具体事件发生的时候，人们必须能够看到，这个制度是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当时的最大意义上的公正。还有，就是对待一个具体事件的处理，它的整个过程是向全体人民公开的，是在新闻监督之下的，很难有一手遮天的私藏猫匿。只有这样，人们才可能对一个尚不完美的制度仍然持有信心。假如人们发现，有一个足以超越制度的，凌驾在上的力量在暗中操纵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的整个基础和信心就会在顷刻之间烟飞灰灭了。
美国人至今还不打算从起炉灶，就是他们对两百年来的这个制度仍然持有信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假如你今天生活在这里，你会时时听到对这个制度的赞美。恰恰相反，你在所有的文字中看到的，几乎都是批评，挑剔，责难，甚至是鸡蛋里挑骨头。因为所有的专家教授们，他们自认自己是一种叫做“知识分子”的特殊地位的人。这里的这种人，都有一个“毛病”，就是他们刻意和世俗拉开一定距离，不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也不以自己是劳工阶级的一分子而欢欣鼓舞。在这一点上颇有点修士的味道。而拉开这点距离，他们认为就是为了能够对这个社会看得更清楚，更有利于他们横挑鼻子竖挑眼。唱赞歌这样的好事他们总是认为那是夜莺的专利。这个社会也习惯了他们的毛病，习惯了这种尽是一团漆黑，没有大好形势的指责甚至预言。这只是一点题外话。
我对于你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也有部分是对你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就是佐治亚州的小镇陪审团在明显的开释了罪犯之后，为什么这里的人们在联邦地区法庭审理的时候，依然坚持由原地居民组成的陪审团审理。我记得在我们三年前讨论辛普森的刑事案审判的时候，已经大致地讨论过这个问题。谈到过，任何法制的形式，都有“人”的困扰。也许我们还可以作一些进一步的探讨。
一个地方发生了一个刑事案件，当地的人们聚在一起，给一个涉嫌者定罪，并且决定如何处置，这是最本原的法庭。任何其它形式，都是这种原始民主形式的“权力收归” 或者“转移”。但是，在今天不可能案子一发生就让全体民众聚在一起判案的时候，相对来说，陪审团是最接近民主和公平的原意的。
以我们上封信谈到的故事来说，你一定会向我指出事实上已经发生的陪审团的不公平。可是，假如不是这样，如果最后的判定是由一个法官说了算，即使这个法官具有 “包公”的个人素质，或者由一个政府机构一锤定音，大家就能高枕无忧了吗？美国人认为，那样的话，他们就更睡不着了。
很简单，法官也是人，如果由随机抽样找来的十二个人都可能达成一致意见强行制造一件冤案的话，那么一个人要这样做的可能性就更大了。所以，在美国，只有在被告自己放弃由陪审团裁定的权利的时候，才由法官裁定。至于由政府机构来定罪，美国人会告诉你，当年由于种族偏见，几乎把所有的犹太人都送进集中营甚至毒气炉的，都不是什么私人行为，都是由德国纳粹政府直接组织的。这个道理对我们也好懂，文革过后，拿到冤假错案平反书的人们，他们当年手里的判决书，也并不缺少公检法的大印。
至于说这个小镇上的陪审团有不公平判定之嫌，就应该转移判定权的话。放大一点，就象外部世界对某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司法审判不满，从此就要包办这个国家的司法权一样，这里面蕴含的复杂性和危险性就更大了。
当然，这是以最简单的方式探讨一个艰深的问题。事实上，当然要复杂得多，以致于人们要建立庞大的司法制度，反复地平衡和制约各种权力。这也是美国人现在仍然天天在做的试图修补和完善的工作。
再者，一个制度的严肃性，也是契约文化的最基本特征。既然在契约里规定了分权，就要清楚分开。有权管的管，没权管的，只能坚决不管。例如，既然大家同意，在契约里规定了在当地甑选陪审团更为合理。那么，在这个契约没有被推翻的时候，只能继续实行这个契约。假如要考虑推翻，美国人先考虑的应该是如何重订契约，而不是无视契约，自行其是。联邦法庭上的“谋杀”二字也就是这样消失的。既然契约中规定谋杀案是州一级才有司法权，那么，不管州一级判得下来判不下来。联邦法庭都无权过问，不能随意越俎代庖，它只能审它的侵犯民权罪。在美国，这叫做“司法自制”。
这种契约文化的好处其实是一目了然的，就是在制度方面的每一点一滴的推进，都是可靠的，是一种扎扎实实的积累。不会整个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