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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经历鼓励了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他从此全身心地“进入角色”，自诩为南方的代言人。于是，乔治·沃利斯和密西西比州的本内特州长一样，成为一个坚守种族隔离政策的州长。因此，阿拉巴马州大学的种族合并也演变成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件。乔治·沃利斯也把自己将要站在校门口挡住前来报到的黑人学生，作为在选民们面前的一个政治表态。
这个态度一经宣布，阿拉巴马州的局势立即就使白宫变得紧张起来。因为，不仅密西西比的流血事件人们还记忆犹新，同时，在阿拉巴马的蒙哥马利市的罢乘运动黑人获胜之后，蒙哥马利市也发生过一些对于公共汽车的袭击事件。你一定已经发现，在密西西比和阿拉巴马这样的州里，这种状况几乎是在一个恶性循环的民主怪圈里。就是什么样的选民塑造了什么样的州长，而如此一个州长又引导了这样的一群选民。
阿拉巴马大学的种族合校，已经是在1963年6月。就象密西西比大学的第一名黑人学生一样，阿拉巴马大学的最初两名黑人学生的入学也惊动了法院。事实上，当联邦法官对阿拉巴马大学作出指示，要求学校必须接受两名符合招生条件的黑人学生入学的时候，学校官员立即表示服从裁决。要对抗的只是州长乔治·沃利斯。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他真要实践诺言，站在学校入口，阻止种族合校，这已经是妨碍司法的行为。联邦政府的行政分支也就面临着一场危机。因为，在南北战争之后，谁也不愿意采取一种可能导致一场暴力冲突的做法。
当时的肯尼迪总统和他的弟弟，联邦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在处理这些危机的时候，确实在竭力避免“硬碰硬”。他们即不希望强行将乔治·沃利斯州长从大学校门口拖开，又不希望看到最终乔治·沃利斯真的由于阻挡黑人学生入学，因而以“妨碍司法罪”被抓到牢里去。这就象有些南方的官员并不希望马丁·路德·金坐牢的道理是一样的。因为这么一来，反而就“成全”他了。当时乔治·沃利斯的顽固态度，已经使他成为该州底层白人民众的英雄。如果他真的因此坐牢，几乎就要“升华”为一个“殉难者”了。这样的效果，显然对于和平地解决这个危机，将会更为不利。
为了避免密西西比大学的流血事件重演，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试图安排和乔治 ·沃利斯面谈，寻找解决这个危机的途径。他们都是民主党的，不过政党在解决这样的政治危机时，实际上起不了什么作用。一开始，州长乔治·沃利斯搭足了架子，一直表示没空。他是一州之长，是他的选民们选出来的，又不是联邦政府给的官。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上下级的关系。因此，司法部长也只能协商安排与他的见面，而不能以命令的形式要求会面。乔治·沃利斯要是死活不见，联邦司法部长是毫无办法的。最终，这次见面的安排，还是通过一个阿拉巴马的中间人的穿针引线，才被乔治·沃利斯勉勉强强接受下来。
见面安排在阿拉巴马，由联邦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在1963年6月26日飞往蒙哥马利市，前往阿拉巴马州长办公室。他在事后对他的好友谈到，这真是他一生中最怪诞和沮丧的对话之一。他只觉得，他和乔治·沃利斯是完全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在他抵达之前，阿拉巴马州长乔治·沃利斯还特地关照下面的人，把州议会大楼前地上的一个五角星标记，用花环盖起来，以防被罗伯特·肯尼迪踩到。因为这是当年南北战争之前，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宣誓就职的地方。可不能让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这个北方佬给“亵渎”了。
这名南方州长和来自华盛顿的联邦司法部长的对话，几乎是重演了一百年前南方和北方的那场争执。乔治·沃利斯所振振有辞地与罗伯特·肯尼迪抗争的，就是南方一百年来所没有能够咽下去的那口气，那就是：联邦政府无权侵犯州的权利。
在谈话的一开始，乔治·沃利斯就要求录音，他说要把这次对话“留给子孙后代”。对于他来说，也许胸中正激荡着为一百年前的南方委屈“伸张正义”的“豪气”。作为南方坚守种族隔离的最后堡垒，他有着一种南北战争战败前的“悲壮感”。他觉得自己在代表南方民众，说出他们被北方侵犯了的权利。他站在一个历史的重要交叉点上，他要他和北方对阵的这次谈话成为一个历史记录。这个时候，我相信他确实认为，真理在他的手中。
罗伯特·肯尼迪却没有这样一种斗志旺盛的精神状态。他和乔治·沃利斯之间的这种精神状态的差异，实在也是反映他们在对于这个事件的理解上的遥远距离。他无可奈何地看着进入“南方英雄”的亢奋状态的州长，笑笑说，大概没人会有兴趣听这个录音。乔治·沃利斯立即回答说，但愿你是对的，可我却对此表示怀疑。
寒暄之后，罗伯特·肯尼迪立即切入主题。他完全明白这位南方州长的精神是吊在州的权利这个论点上，可是，危机当前，他不想腾云驾雾地对此展开理论性的大论战。他谨慎地表示，他也希望整个问题的解决是控制在地方一级的范围内，没有来自外部的干预。言下之意，联邦也无意干涉州的权利。但是，他希望对方能够理解，作为联邦司法部长，他有着超越“隔离还是合并”这些具体争论的法定职责。
就是说，罗伯特·肯尼迪希望乔治·沃利斯能够理解，在联邦法院对两名黑人学生入学已经作出判决之后，他作为一个联邦政府行政分支的执法官员，仅仅是想履行职责，使得法院的命令能够得到执行。因此，他并不是来讨论这个判决本身与乔治·沃利斯所代表的南方观点之间的孰是孰非，因为这不是他的职权范围。他更无意带着“北军”前来侵犯“州的权利”。作为南北双方公认的制度中的一个执法官员，他只是希望乔治· 沃利斯继续认同这个制度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说，遵从美国常识，不论是非如何，先服从和执行法官的判决。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败诉一方可以继续自己今后的司法挑战。为了达成谅解，罗伯特·肯尼迪甚至提到，“如果你在我的位置上，你也同样会这样做的。”
乔治·沃利斯还是重复他的观点，他认为一旦种族合校，阿拉巴马将“州无宁日”。司法部长奇怪地问他，州长是否真的觉得一个黑人学生去上学就有那么“可怕”。乔治 ·沃利斯回答说，可怕的是联邦法院和中央政府居然“重书法律”，并且把它“强加在不情愿的民众头上”。他并不认为种族合校是件好事，这事起码是应该推迟执行。州长宣称，根据他的判断，推迟到他这辈人过去都不算长，至少种族合校“铁定不应该是现在”。
罗伯特·肯尼迪再次试图把这位州长拉回一个简单的服从法律的议题上。他再次重申，他们现在讨论的焦点，并不是“分离”还是“合并”，他们所争执的关键是：到底是否执行法庭判决。如果连州长这样地位的人，都可以拒不服从法律，那么以此类推，任何人只要不喜欢某条法律，或者认为该条法律对自己不利，就都可以拒不服从了。如果这样的哲学被认可，整个美国将不知要混乱成什么样子了。
司法部长显然是要提醒乔治·沃利斯对于这个制度的认同。可是，提到混乱，正中了这位南方州长的意。他得意地指出南方和阿拉巴马州这样的地方，一直是安定和秩序井然的。而恰恰是实行了种族融合的北方，问题一大堆，无法拥有南方这样的秩序。当司法部长承认北方存在种族矛盾，存在许多问题的时候，乔治·沃利斯骄傲地打断他说，我们这儿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这里安全，安定。不论在阿拉巴马的哪个大城市，不论是白人区还是黑人区，夜晚你都可以在那里散步。可你们的北方城市就做不到。
司法部长发现自己处于辩论的不利地位，原因很简单，在一定的程度上，社会的安定与秩序和个人的平等与自由是互为代价的。要说安定和秩序，南方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城镇堪称安定的典范。而取消种族隔离以后的北方大城市，种族差别和种族矛盾不会一夜之间消失，安定和秩序确实受到很大影响。
司法部长赶紧把话题拉回他此行的目的，要求州长服从法律，即服从最高法院已经作出的裁决。他们虽然一个是联邦司法部长，一个是阿拉巴马州的州长，但是都属各自的行政分支，对于这一点应该是有共识的：服从和执行法庭的裁决是行政分支的责任。司法部长说，美国总统所最不愿意做的就是不得不动用国民兵来处理这一类的法律事务，我们希望还是由州一级地方上来处理，象南卡罗莱纳州一样。
乔治·沃利斯一听就跳起来了，他说，我作为州长，决不会让州法庭下令种族合并。阿拉巴马不是南卡罗莱纳。我相信他们有他们的理由不作出更多的合法反抗。我们这个州决不这样。
这儿沃利斯说走了火。他这个州长是州政府行政分支的最高长官，按分权的原则是不可干预司法分支的立场的。他根本没有权力禁止法庭下令。司法部长马上提醒他，你以前也是当过法官的，“州长先生，你到底打算服从法庭的命令吗？”
沃利斯回答，“我永远不会屈从联邦法庭要求学校合并的命令。”
司法部长没有办法了，只好又绕回来，长话短说，联邦政府不愿意再发生密西西比州立大学那样的流血事件，但是我们有责任动用联邦合法的力量保证法庭的命令得以实行。
司法部长所说的只是一个美国常识，法律就是这样定的，但是不到山穷水尽司法部长还是不愿意说出来。沃利斯立即抓住这一点，谴责肯尼迪的联邦行政分支企图重新对南方实行“军事独裁”。他说，“我知道你们想动用联邦政府的所有力量。事实上，你今天想告诉我的就是，如有必要，你们就会把国民兵带进阿拉巴马。”
司法部长立即否认。
尽管双方都知道，如果司法部长真的派出国民兵或是执法队，也不过是护送两个黑人学生上学的执法“兵力”。但是，联邦司法部长就是不愿明确说出联邦政府要派出国民兵执法这句话，唯恐触动南北战争留给双方的百年伤痛。一百年前这场武力冲突，虽然似乎是北方和联邦“胜利”了，可是，由于这场内战的复杂性和惨痛后果，这是一百年来整个美国始终在反复咀嚼的一枚苦果。甚至在今天，隔三岔五的，我们都会在电视里看到对这段历史各种角度的回顾，对这场战争的发掘越多，它的悲剧性越强。北方和联邦政府一方就越不可能单纯维持一个胜利者的姿态。相反，却显得底气不足，特别是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现在是站在阿拉巴马州的议会大楼里。
司法部长说，“我只是希望事情还是在法庭里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
而沃利斯却要逼着司法部长说出来，“如果法庭命令没有得到服从，你们是否就要动用国民兵？”
联邦司法部长说，“我希望没有这个必要。”
沃利斯然后就大谈了一番，阿拉巴马人民不喜欢联邦中央政府干预州一级事务，他现在正在专注于新的工业发展，这才是真正对黑人有利的实事，有助于提高黑人的生活水平。这些实事是有意义的，而学校合并和民权运动之类的事都只是虚假的。
最后，什么结果也没谈出来，双方却又为怎样告诉门外等着的记者而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沃利斯坚持要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其中指出肯尼迪行政分支为了执行法庭命令计划动用国民兵。
虽然对于司法部长和代表着美国精神主流的北方看来，这是近似于荒谬的一场“危机”，然而，罗伯特·肯尼迪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达成谅解，以便和平地解决这场危机。所以，哪会蠢到谈判不成，反而帮助乔治·沃利斯煽动南方民众的呢？他当然不愿意在声明中出现对于南方民众具有刺激性的话语。
最后双方同意告诉新闻界，他们坦率地交换了意见，但是情况基本上没有改变。
此后的几个星期，气氛越来越紧张。沃利斯的态度表现得非常强硬，抨击肯尼迪行政分支和联邦法庭。阿拉巴马的KKK成员和极端分子则誓言站在他们的州长一边和联邦政府对抗。
联邦法庭眼见得判决得不到实行，非常不安，因为司法分支自己没有执法的力量，行政分支如果不能成功地执法，司法分支权威顿失，整个制度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这种制度性的危机解决不好，就象好端端的足球赛因为一个球的裁决摆不平而演成一场群架。一旦打过群架，以后的球赛是不是能太平公正地举行，会不会动辄开架就难说了。
以肯尼迪总统为首的联邦行政分支这一边，面对着历史性的抉择。所幸的是，和一百年前的林肯总统相比，在这次他们与南方州一级政府发生危机的时候，他们不仅有合理性，而且有充分的合法性。他们手里有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他们是在履行行政分支的执法职责。而当初南北战争开打时，林肯手中既没有立法分支国会的通过，也没有司法分支最高法院的裁决，这也是此后一百年中，南方提到南北战争反而一副理直气壮，满腹冤屈的样子，而北方有时却显得气短的原因之一。
今天的肯尼迪，并不存在行为合法性的问题。他所要顾忌的，一是不要无谓的流血，二是不要造成联邦和州一级的伤害性冲突和对立。然而，鉴于南北战争的历史教训，他希望谨慎再谨慎。
总统和司法部长兄弟俩都明白，如果有必要，今天他们是可以合法地派出联邦执法队，强制阿拉巴马州执行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