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栀子花和木本株兰的香总是在日暖风和的时候才香得出来，所以也特别让人着急，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了。
树上的花是小说，有枝有干地攀在横交叉的结构上，俯下它漫天的华美，“江边一树垂垂发”、“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那里面有多层次、多角度的说不尽的故事。
草花是诗，由于矮，像是刚从土里蹦上来的，一种精粹的、鲜艳的、凝聚的、集中的美。
散文是爬藤花，像九重萝、茶靡、紫藤、茑萝，乃至牵牛花和丝瓜花、扁豆花，都有一种走到哪里就开到哪里的浑洒。爬藤花看起来漫不经心，等开完了整个季节之后回头一看，倒也没有一篇是没有其章法的——无论是开在疏篱间的，泼撒在花架上的，哗哗地流下瓜棚的，或者不自惜的淌在坡地上的，乃至于调皮刁钻爬上老树，把枯木开得复活了似的……它们都各有其风格，真的，丝瓜花有它自己的文法，牵牛花有它自己的修辞。
如果有什么花可以称之为舞台剧的，大概就是昙花了吧。它是一种彻底的时间艺术，在丝帷的开阖间即生而即死，它的每一秒钟都在“动”，它简直严格地遵守着古典戏剧的“三一律”——“一时”、“一地”、“一事”，使我感动的不是那一夕之间偶然白起来的花瓣，也不是那偶然香起来的细蕊，而是那几乎听得见的砰然有声的拆展的过程。
文学批评如果用花来比喻，大概可以像仙人掌花，高大吓人，刺多花少，却大刺刺地像一声轰雷似的拔地而起——当然，好的仙人掌花还是漂亮得要命的。
水生花的颜色天生的好，是极鲜润的泼墨画，水生花总是使人惊讶，仿佛好得有点不合常理。大地上有花已经够好了，山谷里有花已经够好了，居然水里也冒出花来，简直是不可信，可是它又偏着了邪似的在那里。水生花是荷也好，睡莲也好，水仙也好，白得令人手脚无措的马蹄莲也好，还有一种紫簌簌的涨成满满一串子的似乎叫做布袋莲的也好，都有一种奇怪的特色：它们不管开它几里地，看起来每朵却都是清寂落寞的，那种伶伶然的仿佛独立于时间空间之外的悠远，水生花大概是一阕属于婉约派的小词吧，在管弦触水之际，偶然化生而成的花。
不但水生花，连水草像蒹葭，像唐菖蒲，像芦苇，都美得令人发愁，一部诗经是从一条荇菜参差水鸟合唱的水湄开始的——不能想了，那样干干净净的河，那样干干净净的水，那样干干净净的草，那样干干净净的古典的爱情一一不能想了，想了让人有一种身为旧王族被放逐后的悲恸。
我们好像真的就要失去水了——干净的水——以及水中的花。
一到三月，校园里一些熬耐不住的相思树就哗然一声把那种柔黄的小花球在一夜之间全部释放了出来。四月以后，几乎所有的树都撑不住了，索性一起开起花来，把一整年的修持都破戒了！
我一向喜欢相思树，不为那名字而是为那满树细腻的小叶子，一看到那叶子就想到“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的句子。
相思树的花也细小，简直有点像是不敢张扬的意思，可是整球整球的看去，整树整树的看去，仍然很艳很逼人。
跟儿子聊天，他忽然说：
“我们班上每个人都像一种花。”
“谢婉贞是那一种？”
谢婉贞是他觉得最不同凡俗的一个女孩。
“她是荷花。”
“为什么？”
“因为一个夏天都是又新鲜又漂亮的。”
“那你自己呢？”
“我是玫瑰，”停了一下他解释说：“因为到死都是香的。”
这样的以香花自喻，简直是屈原，真是出语惊人！
春天，我总是带小女儿去看令人眼花的杜鹃。
她还小，杜鹃对她而言几乎是树。
她不太专心看花，倒是很专心地找那种纺缍形的小蓓蕾，找到了就大叫一声：
“你看，花Baby！”
她似乎只肯认同那些“花婴”，她不厌其烦地沿路把那些尚未启封的美丽一一灌注上她的欢呼！
旅行美国，最喜欢的不是夏威夷，不是佛罗里达，不是剧场，不是高速公路或迪斯尼乐园，而是荒地上的野花。在阿利桑那，高爽的公路上车行几小时，路边全是迤逦的野花，黄粲粲的一径开向天涯，倒教人怀疑那边种的是一种叫做“野花”的农作物，野牛和印第安人像是随时会出现似的。
多么豪华的使用土地的方法，不盖公寓，不辟水田，千里万里的只交给野花去发展。
在芝加哥，朋友驱车带我去他家，他看路，我看路上的东西。
“那是什么花？”
“不知道。”
“那种鸟呢？”
“不知道，我们家附近多的是。”
他兴匆匆地告诉我，一个冬天他怎样被大雪所困，回不了家，在外面住了几天旅馆，又说Sears tower怎样比纽约现有的摩天大楼都高一点。
可是，我固执地想知道那种蓝紫色的、花瓣舒柔四伸如绢纱的小花。
我愈来愈喜欢这种不入流的美丽。
一路东行，总看到那种容颜，终于，在波士顿，我知道了它的名字，“蓝水手”，Blue Sailor。
像一个年轻的男孩，一旦惊讶于一双透亮的眼睛，便忍不住千方百计去知道她的名字——知道了又怎样，其实仍是一样，只是独坐黄昏时，让千丝万缕的意念找到一个虚无的、可供挂迹的枝柯罢了。
知道你自己所爱的一种花，岁岁年年，在异国的蓝空下安然的开着，虽不相见，也有一份天涯相共的快乐。
《诗经》有一个别名，叫葩经，使我觉得桌上放一部《诗经》简直有一种破页而出的馥馥郁郁的香气。
中学在南部念书，校园大，每个学生都分了一块地来种，那年我们种长豇豆。
不知为什么，小小的田里竟长出了一朵小野菊——也许它的前身就跟豇豆的前身同在一片田野，收种子的时候又仍然混在一起，所以不经意时也就播在一起。也许是今春偶过的风，带来偶然的一抹色彩。
后来，老师要我们拔野草，我拔了。
“为什么不拔掉那棵草？”
“它不是草，”我抗议，“它是一朵小野菊。”
“拔掉，拔掉。”他竟动手拔掉了它，“你不知道什么叫草——不是你要种的东西就是草。”
我是想种豇豆的吗？不，我并没有要种豇豆，我要种的只是生命。
许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那丛被剥夺了生存权的小野菊。
那花，而被种在菜圃里，或者真是不幸的。
有一种花，叫爆仗花，我真喜欢那名字——因为有颜色，有声音，而且还几乎是一种进行式的动词。
那种花，香港比较多见，属于爬藤类，花不大，澄黄澄黄的仿佛千足的金子，开起来就狠狠地开满一架子，真仿佛屋子里有什么喜事，所以那样一路噼哩啪啦地声势壮烈地燃响那欢愉的色彩。
还有一种花的花名也取得好，叫一丈红，很古典，又很泼悍。
其实那花倒也平常，只是因为那么好的名字，看起来只觉得是一柱仰天窜起的红喷泉，从下往上喷，喷成一丈，喷成千仞，喷成一个人想象的极限。
有些花，是只在中国语文里出现，而在教科书里却不成其为花，像雪花、浪花。
所有的花都仰面而开，唯独雪花俯首而开，所有的花都在泥土深处结胎，雪花却在天空的高处成孕。雪花以云为泥，以风为枝桠，只开一次，飘过万里寒冷，单单地要落在一个赶路人温暖的衣领上，或是一个眺望者朦亮的窗纸上，只在六瓣的秩序里，美那么一刹，然后，回归为半滴水，回归入土。
浪花只开在海里，海不是池塘，不能滋生大片紫色的、白色的、粉色的花，上帝就把浪花种在海里，海里每一秒钟都盛开着浪花。
有什么花能比浪花开得更巨大，更泼旺，那样旋开旋灭，那样的方生方死——却又有四季不调，直开到地老天荒。
人站在海边，浪就像印度女子的佩然生响的足环，绕着你的脚踝而灿然作花。
有人玩冲浪，看起来整个人都开在花心里，站在千丝万绪的花蕊里。
把浪说成花，只有中国语文才说得那么好吧！
我讨厌一切的纸花、缎带花和塑胶花，总觉得那里面有一种越分，一种亵渎。
还有一种“干花”，脱了水，苍黄古旧，是一种花中的木乃伊，永远不枯，但常年的放在案头，让人觉得疲倦不堪。不知为什么，因为它永远不死，反而让你觉得它似乎从来没有光灿生猛地活过。
我只愿意爱鲜花，爱那明天就握不住的颜色、气息和形状——由于它明天就要消失了，所以我必须在今天用来不及的爱去爱它。我要好好的注视它，它的每一刹那的美其实都是它唯一一次的美，下一刹，或开或阖，它已是另一朵了。
我对鲜花的坚持，遇见玻璃花便破例了；哈佛的陈列室里有一屋子的玻璃花，那么纤柔透明——也许人造花做的极好以后就有一种近乎泄漏天机的神秘性。
也许我爱的不是玻璃花，而是那份已成绝响的艺术，那些玻璃共是一对父子做的，他们死后就失传了——花做得那么好当然也不是传得下来。
我真的不知道我是爱上那做得特别好的晶莹得虚幻的花，还是爱那花后面的一段寂寞的故事。
我爱花，也许不完全是爱花的本身，爱的是那份乍然相见的惊喜。
有一次，去海边，心里准备好是要去看海的，海边有一座小岩岬，我们爬上去，希望可以看得更远，不料石缝里竟冷不防地冒出一丝百合花来，白喷喷的。
整个事情差不多有点不讲理，来海边当然是要看海捡贝壳的，没有谁想看花，可是意外地遇上了花，不看也不忍心。
自己没有工作进度表，也不管别人的旅游日程——那朵花的可爱全在它的不讲道理。
我从来不能在花展中快乐，看到生命那么规矩地站在一列列的瓶瓶罐罐里，而且很合理地标上身价，就让我觉得丧气。
听说有一种罐头花，开罐后几天一定开花，那种花我还没有的看已经先发腻了。
生命不该充满神秘的未知吗？有大成大败、大悲大喜不是才有激荡的张力吗？文明取走了蒔花者犯错误的权利，而使他的成功显得像一团干蜡般的无味。
我所梦想的花是那种可以猛悍得在春天早晨把你大声喊醒的栀子，或是走过郊野时闹得人招架不住的油菜花，或是清明节逼得雨中行人连魂梦都走投无路的杏花，那些各式各流的日本花道纳不进去的，市价标不出来的，不肯许身就范于园艺杂志的那一种未经世故的花。
让大地是众水浩森中浮出来的一项意外，让百花是莽莽大地上扬起来的一声吹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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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下红毯之后
楔子
妹妹被放下来，扶好，站在院子里的泥地上，她的小脚肥肥白白的，站不稳。她大概才一岁吧，我已经四岁了！
妈妈把菜刀拿出来，对准妹妹两脚中间那块泥，认真而且用力的砍下去。
“做什么？”我大声问。
“小孩子不懂事！”妈妈很神秘地收好刀，“外婆说的，这样小孩子才学得会走路，你小时候我也给你砍过。”
“为什么要砍？”
“小孩生出来，脚上都有脚镣锁着，所以不会走路，砍断了才走得成路。”
“我没有看见，”我不服气地说，“脚镣在哪里。”
“脚镣是有的，外婆说的，你看不见就是了。”
“现在断了没有？”
“断了，现在砍断了，妹妹就要会走路了。”
妹妹后来当然是会走路了，而且，我渐渐长大，终于也知道妹妹会走路跟砍脚镣没有什么关系，但不知为什么，那遥远的画面竟那样清楚兀立，使我感动。
也许脚镣手铐是真有的，做人总是冲，总是顿破什么，反正不是我们壮硕自己去撑破镣铐，就是让那残忍的钢圈箍入我们的皮肉！
是暮春还是初夏也记不请了，我到文星出版社的楼上去，萧先生把一份契约书给我。
“很好，”他说，他看来高大、精细、能干，“读你的东西，让我想到小时候念的冰心和泰戈尔。”
我惊讶得快要跳起来，冰心和泰戈尔？这是我熟得要命，爱得要命的呀！他怎么会知道？我简直觉得是一份知遇之恩，《地毯的那一端》就这样卖断了，扣掉税我只拿到二千多元，但也不觉得吃了亏。
我兴匆匆地去找朋友调色样，我要了紫色，那时候我新婚，家里的布置全是紫色，窗帘是紫的，床罩是紫的，窗棂上爬藤花是紫的，那紫色漫溢到书页上，一段似梦的岁月，那是个漂亮的阳光日，我送色样到出版社去，路上碰到三毛，她也是去送色样，她是为朋友的书调色，调的草绿色，出书真是件兴奋的事，我们愉快地将生命中的一抹色彩交给了那即将问世的小册子。
“我们那时候一齐出书，”有一次康芸微说，“文星宣传得好大呀，放大照都挂出来了。”
那事我倒忘了，经她一提，想想好像真有那么回事，奇怪的是我不怎么记得照片的事，我记得的是我常常下了班，巴巴地跑到出版社楼上，请他们给我看新书发售的情形。
“谁的书比较好卖？”其实书已卖断，销路如何跟我已经没有关系。
“你的跟叶珊的。”店员翻册子给我看。
我拿过册子仔细看，想知道到底是叶珊卖得多，还是我——我说不上那是痴还是幼稚，那时候成天都为莫名其妙的事发急发愁，年轻大概就是那样。
那年十月，幼狮文艺的未桥寄了一张庆典观礼券给我，我台湾去了。丈夫也有一张票，我们的座位不同区，相约散会的时候在体育场门口见面。
我穿了一身洋红套装，那天的阳光辉丽，天空一片艳蓝，我的位置很好，运动会的表演很精彩，想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