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宇宙的中心。从周四到下个周二，苹果公司完全接管了莫斯康尼中心。公司在后台搭建了一间8英尺见方的电子实验室来存放和测试iPhone，隔壁则是专为准备登台的乔布斯而建的休息室，内设一张沙发。公司还在那些房间的前门口和会展中心的每一个门口都安排了保安全天候巡逻，所有窗户都贴上了特制的遮光纸。人员出入都要检查身份证件，还要与乔布斯亲自核准的总名单一一对照。访客一旦进入中心，还要接受更多的安全检查。乔布斯排练时的听众席只限一小群公司主管参加。走漏消息的风险让乔布斯深感不安，以至于他曾企图在演示会的头天晚上，把苹果公司为产品发布会雇用的所有承包商——从照看摊位和协助演示的人，到负责灯光和音响的人——统统关在会议中心过夜。最后助手们总算说服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们很快就乐不起来了，”格里尼翁说，“我从没见过他这么心烦意乱。之前也试过，但大多数时候，他只是盯着你，用严厉的语气直截了当地说：‘你把我的公司搞砸了。’或者，‘我们要是失败了，全算在你头上’。这不过是在宣泄强烈的情绪。通常在他痛骂完之后，你会觉得自己连身高都矮了一大截。”格里尼翁说他在被乔布斯教训时总要问自己两个问题：“‘这回是不是我搞砸的？’以及‘这是第n次搞砸，还是头一次？’——第二个问题至关重要。第n次搞砸会让乔布斯灰心丧气，但真到那时，他可能已经想出了解决之道。但如果这是头一回，整个计划的不稳定性就会大大提升。”格里尼翁和排练现场的其他人一样清楚，如果在正式发布会上出现那些瑕疵，乔布斯可不会为此自责，相反，他绝不会放过格里尼翁这一干人等。“感觉像是我们已经排练了上百次，每一次都会出点什么毛病。”格里尼翁说，“这可真是不妙。”
iPhone状况不佳是情有可原的，那时候离成品的完成还早着呢。乔布斯炫耀的只是原型机而已，不过他可不想让公众知道这个。在iPhone正式发售前，要完成的事项还有长长的一列。生产线尚未搭设起来，手头只有差不多100台iPhone，质量还参差不齐。在有些iPhone上，屏幕和塑料边框之间的缝隙清晰可见，还有的屏幕上有磨损的痕迹。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在会议中心开了一天的新闻发布会，还专门设置了iPhone展台，乔布斯在演示产品之后，仍然不允许公众触碰示范手机。格里尼翁说，他们担心就算状态最好的原型机也经不起细细打量。站在远处看看，或是看乔布斯演示，它都还不错，一旦把它拿在手里，“你就会乐着说，‘哇，这玩意儿还真是半成品呢’”。
手机软件的情况甚至更糟。在此前4个月内，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弄清楚iPhone的处理器和手机通信模块为何不能保证稳定通话。这个大难题类似于汽车引擎间或不响应油门，或者车轱辘偶尔不响应刹车踏板。“这差点让iPhone项目陷入停滞状态，”格里尼翁说，“我们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复杂的问题。”其实这个难题对于手机厂商来说通常不值一提，但苹果对于保密工作的痴迷，让手机处理器的制造商三星，以及手机通信模块的厂商英飞凌公司（Infineon）根本无法与其合作，直到最后，苹果公司彻底绝望，反倒把两家公司的工程师空运到库比蒂诺来协助解决这个难题。
乔布斯鲜有像这样陷入困境的情况。他是个著名的监工大师，似乎总是很清楚自己该给员工施加多大的压力，让他们完成“不可能的任务”。但他总有后备计划，也就是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可以仰仗的B计划。6个月前，他已经显摆过苹果即将推出的操作系统Leopard了，但那也是再次推迟了最终亮相日期的结果而已。
但乔布斯除了显摆iPhone之外已别无选择。自从1997年乔布斯重返苹果出任CEO后，每一次Macworld大会上他都要作主题演讲，并且因为他每年只会公开演讲一到两次，苹果的拥趸已经习惯于在Macworld大会上期待乔布斯发布些重大新闻了。他在这里展示过iTunes软件、看上去像是一台时髦台灯的iMac电脑、网页浏览器Safari、Mac mini电脑，以及数字音乐播放器iPod shuffle等等。
这一次乔布斯担心会辜负的倒不只是他自己的公司，AT&T也希望乔布斯在Macworld大会上发布iPhone。AT&T是iPhone在美国的独家运营商，作为交换条件，AT&T把iPhone设计、生产和营销的控制权完全让与乔布斯。这可不是AT&T一贯的作风。如果乔布斯不能及时发布产品，AT&T有可能会取消交易。如果名叫iPhone的产品不能打电话，那么它必然销售惨淡，这一点无须解释。数日之前，乔布斯特意飞到拉斯维加斯，向AT&T公司移动部门的高管做了一次有限的iPhone演示，但他们还是希望能在Macworld大会上看到完整的展示。
最后，iPhone也的确是苹果公司当时着手开发的唯一一个新鲜酷玩意。iPhone一直是苹果公司全员参与的项目，以至于这次乔布斯完全没有后备计划。“要么上苹果电视（Apple TV），要么上iPhone。”格里尼翁说，“如果他只带着苹果电视（当时只是个试验产品）去了Macworld大会，全世界就会说：‘那算是个什么玩意儿？’”
iPhone的问题显而易见。它可以播放歌曲或视频的其中一个片段，却不能毫无中断地放完整段内容。如果先发送电子邮件后浏览网页，它还能正常工作，但反过来操作它的系统就会崩溃。经过漫长的反复试验，iPhone团队发现了一个被工程师们称为“黄金路径”的运行顺序，一套特定的任务必须以特定的顺序，用特定的方式运行，这样的话，手机看上去就一切正常了。
但就算乔布斯按照黄金路径行事，也需要各式各样最后关头的权宜之计，才能让iPhone正常发挥功能。在发布会当天，格里尼翁负责的无线电通信模块上的软件还有错误，管理iPhone内存的软件也是如此。没有人知道，乔布斯要求在示范手机上添加的额外电子设备，是否会把这些问题搞得更糟。
乔布斯要求他在台上用的示范手机要在他背后的大屏幕上做镜像。为了在大屏幕上展示其精巧装置，大多数公司只会用一台连接投影仪的摄像机来拍摄，乔布斯可无法接受这样的方案。观众会在iPhone的屏幕上看到他的手指，这将有损他演讲的形象。于是，他让苹果的工程师们花了数周时间，度身定做了额外的电路板附在视频电缆上，接到他在台上要用的iPhone示范手机背后。视频电缆的另一头连上投影仪，在屏幕上映出iPhone的影像。这样一来，当乔布斯触到iPhone的日历应用图标时，他的手指不会出现，而屏幕上的影像却会做出响应。效果非常神奇，坐在观众席上的人们觉得就像他们自己手握iPhone一样。但在iPhone还存在其他重大难题的时候，还要让设置工作完美无缺，这在当时看起来实在有点儿本末倒置。“这一切简直就像是在运行时动态修改代码，再加上一些你能想得到的最恶俗的解决方法。”格里尼翁说。
iPhone无线通信模块的软件非常不稳定，以至于格里尼翁及其团队最终只能把天线焊在示范手机上，在台下沿着投影调控台的电缆走线。iPhone还是可以连上无线网络，但信号无法传得这么远。即使如此，格里尼翁和他的团队还需要确保观众里无人能够占用他们使用的频率。“就算隐藏了无线网络的基站识别码（这样笔记本电脑在扫描无线信号时，便不会显示网络名称）也没用，观众里可有
5 000个技术宅男呢。他们总会想出办法来破解信号的。”至于解决方案，格里尼翁说只能简单地对AirPort软件进行调试，让它以为自己是在日本而不是在美国运作。因为日本无线信号使用的某些频率在美国是禁用的。
至于确保乔布斯计划在台上打的电话不掉线，他们能做的就更有限了。格里尼翁及其团队所能做到的只是保证信号良好，然后双手合十地祈祷。他们让AT&T带来一台移动基站供电系统，以确保接收信号足够强。然后在乔布斯的支持下，他们预编了手机的信号显示程序，无论真正的信号如何，手机总是显示5格的信号强度。在乔布斯使用手机通话的几分钟时间内，无线通信模块崩溃的可能性很小，但它在90分钟展示过程中的某个时间点崩溃的可能性却很大。“如果无线通信模块崩溃重启——我们怀疑这很有可能——我们可不想让观众看到这一幕。所以我们干脆做了硬编码＇5＇，让手机永远显示5格信号。”格里尼翁说。
所有这些七拼八凑的复杂手段都不能解决iPhone最大的问题：如果一次运行数个任务，常常会耗尽内存，这样手机就必须重启。为应对这个问题，乔布斯在台上随身带着好几部示范手机。如果一部手机的内存即将耗尽，在它重启的时候，他就会换一部用。但不管乔布斯准备带几部示范手机，格里尼翁还是很担心，因为潜在的故障点实在太多了。如果灾难在一连串的示范中都没有发生，那必然会在压轴戏上发生，因为乔布斯打算在一台iPhone上同时操作其所有的重要功能。他会播放音乐，接电话，呼叫等待同时接另一个电话，寻找一张照片并寄给第二个呼叫人，为第一个呼叫人在互联网上搜索信息，然后回到音乐播放界面上去。“我和同事们对这个紧张得要死。那些电话里只有120兆字节的内存，如果不结束那些程序，它们就同时在内存里占着大量空间。”格里尼翁说。
一想到自己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刻随时有可能搞砸，格里尼翁就胃痛不已。40岁的格里尼翁是那种你一见到就想和他一起喝两杯的人——他的确爱喝酒。2010年，他从坎贝尔搬到了半月湾，很快就和丽思卡尔顿酒店的酒保交上了朋友。他甚至还在办公室里装了一个酒柜。但在他喜好社交的外表之下，埋藏着卓绝的才智和超强的竞争意识。有一次，为了把iPhone分包商设备中的一大堆软件缺陷搞个水落石出，他故意把会议室的空调开得很大，把分包商们冻得浑身不自在。就这样，他还嫌分包商们的解决速度不够快，于是又使出了狠招：他指责分包商们对他隐瞒真相，然后把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扔到墙上。
到2007年，他实际上已经在苹果或其附属公司，度过了自己整整15年的职业生涯。1993年，他和朋友杰里米·怀尔德（Jeremy Wyld）——如今两人联合创建了Quake Labs公司——重新编写了牛顿掌上电脑（Newton MessagePad）的程序，建立起与互联网的无线连接。这在当时可是个惊人之举，两人在毕业时都借此在苹果公司找到了工作。当时怀尔德实际上在Newton团队工作，格里尼翁则任职于苹果著名的研发实验室——“高级技术组”（Advanced Technology Group）——专门研究视频会议技术。尽管Newton作为产品并未取得成功，很多人仍然认为它是第一台主流的掌上电脑。2000年，格里尼翁转去了Pixo公司，这家从苹果剥离出来的公司专攻手机和其他小型设备的操作系统。2002年，随着Pixo的软件被安装进第一台iPod，格里尼翁也回到了苹果公司。
当时，由于格里尼翁在Pixo工作，除了视频会议技术的开发之外，他在另外两个专业领域——计算机无线电发射机技术（我们现在称之为无线）和手机等小型掌上设备内软件的工作方式——所具备的才能也广为人知：格里尼翁工作的性质与大多数硅谷软件工程师全然不同。大多数人都不怎么考虑他们的代码是否会在硬盘上占据过多的空间，或是否会让芯片的负荷过高。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的硬件都非常强大，可塑性高，并且很便宜。内存、硬盘甚至处理器都可升级，所费不多，电脑要么连在电源插座上，要么配有高容量的电池组。而在格里尼翁嵌入式软件的世界里，硬件是不可更换的，占用太多空间的代码是无法执行的，同时，一块很小的电池——也就只能供笔记本电脑运行几分钟而已——却需要有足够的能量续航一整天。2004年年底，当乔布斯决定开发iPhone时，格里尼翁各项专长的完美组合，令他成为最早参与这个项目的工程师之一。
到2007年，他已感到精疲力竭。他的体重增加了50磅，婚姻也出现了危机，他那两年来劳累不堪。苹果此前从未开发过手机产品，iPhone团队很快就发现，iPhone的研发过程与电脑或iPod完全不一样。“这太有戏剧性了，”格里尼翁说，“每个人的脑子里都已经有了深深的烙印，深信这是苹果的下一个重大产品。公司把这一群不可一世的天才关在非常狭窄的空间，就是在那样巨大的压力下，他们做出了疯狂的东西。”
项目伊始，iPhone可算不上苹果公司的“下一个重大产品”。乔布斯很难才说服自己研发手机。差不多从2001年苹果发布iPod那时起，iPhone就成了乔布斯那个小圈子里谈论的主题。这一概念的推理显而易见：消费者为什么要怀揣着两三个设备发送电子邮件、打电话和听音乐，只带一个不就行了？
但每当乔布斯及其手下高管们仔细考虑这个想法时，大家都觉得这简直就是自杀行为。对于任何想在手机上浏览网页、下载音乐或视频的人来说，手机芯片和带宽都太差了。电子邮件是个出色的附加功能，但苹果不可能仅仅为了一个能收发电子邮件的手机，把它在iPod这样的音乐播放器上所投入的力量全都转移到iPhone上。更何况RIM公司的黑莓手机已迅速占领了市场。2003年，苹果甚至曾考虑买下摩托罗拉公司，但高管们很快认定对于当时的苹果公司来说，这一收购耗资过大，只得作罢。
最糟的是，如果苹果想在美国生产和出售手机，就得听从美国无线运营商的号令。在当时的美国，摩托罗拉等手机厂商都是高科技行业的奴隶，他们需仰仗运营商的营销投入来吸引消费者进店购买，他们甚至还得依赖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