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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这些会议上，除了最一般的进展汇报，得不到任何情况。我们被告知说，结果是大有得益，振奋人心的，但就到此为止。我们这一方忠实地遵守了协议，到了１５年的期限将满时，才告诉你姐姐和姐夫，我们得派一个视察团去。他们请求缓期一段时间，坚持说这关系到整个规划的成败，他们的请求很有说服力，得到了延期３年的准许。几个月之前，３年期满了，阿巴雷特夫人来到华盛顿，请求再次延期。我们拒绝后，她同意１０天之后让视察团进入专用区，之后她回到加利福尼亚去了。”
爱格顿停下来，用锐利的眼光探究地看着菲尔顿。
“你们发现了什么？”菲尔顿问道。
“你不知道？”
“恐怕不知道。”
“嗯——”部长慢吞吞地说，“当我想到这件事，我感到我自己活像个该死的大傻瓜。当我说起这事，我是个傻瓜的感觉压倒了一切。我们到了那儿，结果什么都没发现。”
“噢？”
“你并不显得十分吃惊，菲尔顿先生？”
“我姐姐做的事还没有一件使我真正吃惊过。你意思是说专用区空空如也——看不到任何东西？”
“我不是那个意思，菲尔顿先生。我但愿事情是像你说的，那样倒是令人愉快地有人间烟火味了。我但愿你的姐姐姐夫是两个聪明的不择手段的骗子，他们骗走了政府的一千一百万美元。与目前我们所处的情况相比，那样反倒会叫我们从心里高兴了。你瞧，我们现在不知道专用区里面是不是空的，菲尔顿先生，因为专用区不在那里了。”
“什么？”
“正是如此。专用区不在了。”
“好了，好了，”菲尔顿微笑着说，“我姐姐的确是个卓越非凡的女人，但她还不至于带着8千英亩地逃走。这不像是她干的。”
“我并不觉得你的俏皮话有趣，菲尔顿先生。”
“不，不，当然不，我很抱歉。只不过在一件事实在讲不通的时候——偌大的８千英亩地怎么会不在它原来的地方了？难道它留下了一个大洞？”
“如果那些报纸搞到了这消息，他们作起文章来甚至能比这还高明。”
“为什么你不解释清楚？”菲尔顿道。
“让我试试看——不是解释而只是试着描述一番。这片地是腰子形的，在佛尔顿国家森林之中，地势起伏，有些小山丘，还有很大的一片红杉木林。它四周有铁丝网，每个入口处都有军人把守。我和考察团一起去的，他们之中有梅耶斯元帅、两个军医、心理学家高曼、陆军后勤委员会的托斯威尔议员和教育家丽迪亚·简特利。我们乘飞机越过这地区，然后分乘两辆政府的汽车走了最后６０英里。有一条尘土飞扬的路通向专用区。这路上的卫兵令我们停车，专用区就在我们眼前。当卫兵走向第一辆汽车时，专用区消失了。”
“就这样消失了？”菲尔顿问道，“没有响声——没有爆炸？”
“没有响声，没有爆炸。在我们眼前的一片红杉木林一刹那变成灰蒙蒙一片空白。”
“一片空白？这真是个妙词。你没试着走进去？”
“是的——我们试过。美国最优秀的科学家试过。我并不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菲尔顿先生，但我还有足够的勇气向灰色的边缘走去，碰了它一下。它又冷又硬，冷得把我的3个手指头都冻出疮来了。”
他把手伸出来给菲尔顿看。
“那时我感到很害怕。我到现在还是害怕。”菲尔顿点点头，“恐惧——是那么一种恐惧。”爱格顿叹了口气。
“我没必要问你是否试过别的办法了？”
“我们什么都试过了，菲尔顿先生，甚至——说起来真难为情——甚至动用了一个非常小的原子弹。我们用过明智的办法也用过愚蠢的办法，什么都试过了，我们搞得惊慌失措，六神无主。”
“然而你一直对此保密？”
“一直保密到现在为止，菲尔顿先生。”
“用飞机呢？”
“从上面你看不到任何东西。它看上去就像云雾弥漫的山谷。”
“你们那些人怎么看的呢？”
爱格顿微笑了一下，摇摇头。“他们也不知道。你看，最初他们中间有些人认为这是某种力场，但是数学不起作用。它是冰冷的，冷得怕人。我是在含含混混低声咕哝。我不是科学家，不是数学家，但是他们也在低声咕哝，菲尔顿先生。对这类事我受够了。这就是我把你请到华盛顿来和我们谈谈的原因。我当时认为你也许知道。”
“我也许知道。”菲尔顿点点头。
这是爱格顿第一次显得有生气、激动和迫不及待。他给菲尔顿又倒了一杯酒，然后急切地探身向前等待着。菲尔顿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
“这是我妞姐的一封信。”他说。
“你不是说你将近一年没收到她的信了吗？”
“我收到这封信将近一年了，”菲尔顿说道，声音中带点伤感，“我还未打开过。她在放这个密封的信的信封里附上一张短函，上面只写了说她很好，很幸福，我只能在绝对非拆不可的情况下才能打开信来看。我的姐姐老是这样的；我们思路相同。现在我想是到了必须打开信的时候了，你说是吗？”
部长慢慢地点了点头，但是一声不吭。菲尔顿打开信，开始朗读。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二日
我亲爱的哈利：
写这封信时，我已经２２年没见到你，或者和你谈话了。对于像我们这样两个互相敬爱着的人来说，这时间是多么长啊！既然现在你发现有必要打开这封信来读，我们就必须面对这个现实：我们多半永远不会再见面了。听说你有了妻子和６个孩子，他们都非常出色。我想最严酷的莫过于知道自己见不到他们，认识他们了。
只有这事使我伤心。否则，从其他各方面看，我和马克都是非常幸福的。我想你是明白其中原因的。
关于那屏障——现在它是存在的，否则你不会打开这封信——请告诉他们，没有东西可以伤害它，它也不会伤害任何人，它是人们无法破除的，因为它与其说是一种肯定的力量不如说是一种否定的力量，它不是一种存在，而是一种不存在。关于它，我下面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是恐怕也不会解释得更清楚些。我们有些孩子可能会用聪明的言语来表达出来，但是我要这封信成为自己的报告，而不是他们的报告。
奇怪的是我还把他们叫作孩子，当作孩子，而事实上我们是孩子，他们是成年人。但是他们身上还具有我们最熟知的那种孩子的品性，有着在外面世界这么快就消失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天真和纯洁。
现在应当告诉你我们试验的结果了——或者说是部分结果。是部分成果，因为我怎么有能力写下人类经历中最奇异的２０年呢？这是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同时又是最最普通的。我们领养了一群出色的孩子，给他们充分的爱、安全和真理——但我认为最起作用的是爱的因素。在头一年里，我们把凡是表现出没有爱这些孩子的愿望的夫妇全给淘汰了。孩子们是很招人爱的。随着光阴流逝，他们成了我们自己的孩子——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如此。住在这里的夫妇所生的孩子很自然地加入这一群。没有哪个孩子是有一个父亲的或一个母亲的；我们是一个正在行使职能的团体，在这个团体内所有的男人都是全体孩子的父亲，所有的女人都是全体孩子的母亲。
啊，哈利，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我们自己中间，我们这些成年人不得不奋斗、工作、审查、不断地剖析自己的灵魂，呕心沥血，以便使自己能代表一个前所未有的环境，代表着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不存在的明智、真理和安全。
我怎么向你说才好呢？一个5岁的美国印第安男孩创作了一首辉煌的交响乐；两个孩子，一个是班图族男孩，一个是意大利女孩，在6岁时就一起造出了一架能测量光速的机器。你相信不相信，我们这些成年人安静地坐着，听着这两个６岁的孩子给我们解释，由于光速在所有场合都是不变的，与物体的运动无关，因此既然星体之间的距离不是我们所存在的平面上的距离，它就不能用光速来表示。要知道我是表达得很差的。在所有这些事情上，我的感觉犹如一个没有文化的移民在看到他的孩子面前陈列着教育和知识的种种奇迹时所感到的。我懂得一点，但只是非常少的一点儿。
如果我一个又一个地反复举例，叙述６岁、７岁、８岁、９岁的孩子创造的奇迹，你会不会想起那些可怜的、受尽折磨的神经质的人，他们的父母夸口说他们的智商高达１６０，但同时又连连哀叹，抱怨命运不给他们带来智力正常的孩子。而我们的孩子过去和现在都是正常的孩子。也许是这个世界很长时期以来的第一批正常的孩子。你只要听过一次他们的笑声或歌声，你就会明白的。如果你能看到他们多么高大强壮，身体和动作又多么优美，多么和谐，你就会明白的。他们有一种我过去从来没在孩子身上看到过的品性。
是的，亲爱的哈利，我估计他们还有许多事会使你吃惊的……但是他们无论做什么，都带着优雅的风度和欢乐的心情。你会问，这一切是可能的吗？我对你说，我已经过了20年这样的生活了。无论你怎么看，我现在就是生活在一群没有邪恶、没有病态，像异教徒或者说像神仙似的男孩和女孩中间。
但是，关于这些孩子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故事将来是会以恰当的方式在它自己的时间和地点里专门加以叙述的。我这里写下来的所有这些迹像只说明了了不起的天分和能力。我和马克对这些结果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们原来就明白，如果我们控制了一个预示着将来的环境，孩子们学到的东西就会比外界的任何孩子都多得多。他们在７岁时就能轻易而自然地解答一些科学上的问题，这类东西在外面一般是大学或程度更高的地方才教的课程。这本是在预期之中的。如果这一类的才能没有发展，我们会感到万分失望的。但是我们所希望的和所观察的是一件并非在预计之内的事——人的思想的解放，这在外面世界上是无一例外全受到禁锢的。
这事终于发生了。最初，是在我们工作的第５年上，在一个中国孩子身上发生的，接下来是一个美国孩子，然后是一个缅甸孩子。最奇怪的是，这事并没有被看作是异乎寻常的，而且一直到了我们工作的第７年，已经有了５个这样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才领悟到发生了什么事。
那天我和马克正在散步——我记得那么清楚，这是加利福尼亚很可爱的一天，天气晴朗而凉爽——我们在草地上遇到一群孩子，约有１２个。有５个孩子坐成一个小圈，第６个站在圈子中间。他们的脑袋都相互快碰着了。他们咯咯地小声笑着，充满了欢乐和满足的笑声阵阵起伏。其余几个则在离他们１０英尺的地方坐在一起，全神贯注地观察着。
我们走近这一圈人时，那一群孩子把手指头放在嘴唇上，示意我们得保持安静。所以我们就默默地站在那儿看着。我们在那儿呆了１０分钟左右，站在５个人围成的圈子中心的小女孩一下跳了起来，欣喜若狂地喊道：“我听见你了！我听见你了！我听见你了！”
她的声音有一种胜利和欢悦的调子，这是我们以前从来没听到过的，甚至从我们这些孩子那儿也没听到过。这时在那儿的所有的孩子都蜂拥上去吻她，拥抱她，围着她跳起一种表示欢乐的游戏舞蹈。我们观察着这一切，一点都没显出惊奇或者甚至是强烈的好奇。因为即使这是第一次发生这种我们猜不到也理解不了的事，可是对于这类事应该怎么反应，我们早就计划好了。
孩子们拥向我们，要我们向他们祝贺。我们点头微笑，同意说这是非常奇妙的好事。“现在该轮到我了，妈妈。”一个塞内加尔男孩告诉我，“我差不多可以做到了。现在有６个人可以帮助我，会容易些。”
“你不为我们感到骄傲吗？”另一个孩子喊道。
我们说我们当然感到很骄傲，回避了问题的其余部分。当晚在工作人员会议上，马克描述了白天发生的事。
“上星期我也注意到了，”玛丽·亨格尔，我们的语义学教员点点头说道，“我观察他们，但是他们没看见我。”
“他们是几个人？”哥尔德鲍姆教授急切地问。
“３个。第４个人在中间，他们的脑袋挨在一起。我当他们在玩一种游戏，就走开了。”
“他们并没有对此保密。”有一个人说道。
“是的，”我说，“他们认定我们是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的。”
“没有人开口说话，”马克说，“这一点我可以担保。”
“然而他们在那儿听着，”我说，“他们又是格格小声笑，又是哈哈大声笑，好像有人正在讲一个非常有趣的笑话——或者说就跟孩子们在做一个使他们感到非常快活的游戏时那样地欢笑着。”
是哥尔德鲍姆博士正确地指出了这件事的意义。他很严肃地说：“你知道吗，吉恩——你总是说我们也许能打开我们身上一直被束缚被禁锢的巨大的思想领域。我认为现在孩子们打开了。我认为他们是在互教和学习听思想。”
他讲完这话以后，一时会上一片沉默。然后我们的一个心理学家阿特瓦特不安地说道：“我想我是不相信的。我查阅过这个国家发表过的所有有关心灵感应的试验和报告，包括杜克大学的心理学资料和其他各种材料。我们都知道脑波是多么微弱细小，去想像脑波会成为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是荒谬的。”
“这儿还有统计学上的因素，”数学家萝拉·莱农道，“如人类存在着这种即使是潜在的能力，为什么从无记载，这难道是可信的吗？”
“也许有过记载，”我们的一个历史学家弗莱明这样说道。“你能记下历史上发生过的所有的鞭刑、火刑和绞刑，然后再判断哪些是因为传心术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