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中国对伊朗的经济掠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中国对伊朗的经济掠夺还不算过分，而且主要由民间资本自行运作，与zhèng
府政策没有直接关系。即便中国企业在伊朗确实赚取了暴利，也并非中国企业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伊朗自身的政策。
可是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中国对伊朗的经济掠夺就不再仅仅是民间行为。
这就是，阿拉伯国家在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对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同盟集团进行了全面的石油禁运，使得中国更加依赖来自伊朗的石油，也就需要加大从伊朗的石油进口量，自然需要确保控制伊朗的石油资源。
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资料，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的五年里，中国从伊朗进口的石油比此前五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八十。同一时期，伊朗的石油出口量则增长了百分之两百多，而且出售价格极为低廉。
显然，伊朗民众并没有从增加的石油贸易中获得好处。
相反，在油田数量增加有限的情况下，石油产量急剧提升，意味着单井产量提高，也就意味着工人的劳动强度加大。
也就是说，伊朗民众不但没有获得好处，反而遭受了重大损失。
当然，最主要的不是劳动量的增加。
说白了，石油工人在伊朗工人中占的比例不算大。
最根本的，还是由石油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对伊朗造成的冲击。这就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伊朗要在进口中花掉更多的钱，而出口受油价限制并没有同比增长，因此伊朗zhèng
府只能通过增加国内税收来平衡开支，即把外来经济压力转移到国内，让伊朗民众承担更加承重的经济负担。
对于贫富差距已经极为悬殊的伊朗来说，这无疑是火上浇油。
要知道，八成伊朗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伊朗zhèng
府提高税收比例，却没有改善社会福利，意味着穷人将变得更加贫穷。
显然，这等于激化了社会矛盾。
也正是如此，霍梅尼所代表的极端宗教集团才有了滋生的土壤，也才得到了数千万伊朗平民的支持，而巴列维则成为了伊朗民众眼里的卖国贼，也正是如此，伊朗人才认为只有推翻国王，才能拯救伊朗。RV
第二百一十七章 无能为力
虽然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是必然的事情，但却是中国最不愿意见到的结果。
原因就是，伊朗在中国的同盟体系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关键就是伊朗的地理位置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
伊朗的东边是南亚次大陆，北面是高加索地区，西面是土耳其，南面则是海湾地区。
大战结束之后，土耳其与俄国都在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控制之中，而南亚与海湾地区则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伊朗正好位于中德战略边界上。
显然，伊朗不但把中国控制的南亚与海湾地区连接了起来，还是阻挡德意志第二帝国向南亚与海湾地区扩张的桥头堡。
正是如此，中国在战后极为重视伊朗。
白了，巴列维能够回到伊朗当上国王，就是得到了中国的支持，而扶持巴列维也是中国控制伊朗的主要手段。
问题是，这个手段过于单调。
更要命的是，为了维持与伊朗的结盟关系，中国不得不在很多方面忍受巴列维的胡作非为。
由此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结果，即中国对伊朗的国内政策影响非常有限。
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正是对巴列维的纵容，导致了伊朗国内局势持续恶化，并且最终引发了伊斯兰革命。
如果中国有更多的选择，也许就能避免这场危机了。
由此可见，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在战后的对外政策中最大的失误。由此造成的麻烦，困扰了中国数十年。
要知道，通过革命上台的伊斯兰宗教政府绝对不会把中国当成盟友。
原因很简单，绝大部分伊朗人在痛恨巴列维国王的同时，也痛恨那些肆意掠夺伊朗资源的中国企业，也就顺带痛恨中国。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伊斯兰宗教政权必然会宣扬反华与仇华政策。并且以此来团结民心。
也就是说，伊朗的伊斯兰宗教政权肯定会把中国当成敌人，甚至是头号敌人。
可惜的是。在革命爆发前，中国当局根本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巴列维时期，伊朗是中国最重要的盟国之一。其地位甚至在以色列之上，加上巴列维一直奉行亲华亲以政策，所以中国给予了伊朗最高级别的军火贸易，即为伊朗提供了当时所能拿得出来的最为先进的武器装备，以巩固巴列维的统治基础，同时增强伊朗对周边阿拉伯国家的牵制能力。
比如，在一九八零年，中国就向伊朗出售了在一九七八年才定型、于一九七九年才正式装备中国海军的J78型战斗机，而这也是世界上第一种第四代喷气式战斗机，还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
这种由中国海军投资研制的战斗机。采用了变后掠翼气动布局，正常起飞重量高达二十八吨，最大起飞重量为三十六吨，配备了世界上第一种有源相控阵雷达，具备高达二百四十公里的最大探测距离。最多能够搭载六枚射程超过一百二十公里的远程空对空导弹与两枚格斗导弹。
从战斗力上讲，J78绝对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战斗机。
虽然受发动机限制，初期的J78，也就是J78A的格斗性能不是很好，其推重比仅有零点九，即便是换上了新式发动机的J79C。其推重比也没有超过一，但是凭借可变后掠翼带来的优势，J78C的格斗能力并不比空军的J80差，而且相控阵雷达与远程导弹，J78C拥有更强的制空能力。
可以说，即便放到二十年后，J78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战斗机之一。
在一九八零年，中国海军仅仅采购了不到一百架J78A，只配备了四个部署在超级航母上的舰载航空兵联队。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局批准了为伊朗提供J78A的出口合同。
接下来的两年之内，伊朗获得了七十六架J78A与二十架J78B，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装备第三代战斗机的国家。
事实上，伊朗也是除中国之外，唯一装备J78战斗机的国家。
主要就是，J78是中国海军研制的舰载战斗机，而且过于笨重，在很多方面并不适合其他国家空军的作战需求。
当然，除了中国，也没有哪个国家需要重型舰载战斗机了。
此外，中国空军投资研制的J80重型制空战斗机在一九八零年完成验收，并且在一九八一年正式量产。
也就是说，即便需要重型制空战斗机，也可以选择J80，而不是J78。
事实也确实如此。
到停产的时候，J80出口到了二十三个国家与地区，其外销数量超过了一千二百架，而中国空军总共只采购了一千六百架。此外，英国与联邦美国还购买了J80的生产线，以色列等国则建立了维修厂。
与J80相比，J78的外销成绩显得极为惨淡，而且中国海军总共只采购了六百多架。
当然，并不能因此否认J78的先进性。
在中国空军与海军进行的实战对抗演习中，J78与J80是最常见的对手，而J78在对抗中获胜的次数更多。根据中国军方总结的使用经验，J78的视距外空战能力是J80的四倍，而格斗能力也超过了J80。除了最大飞行速度与最大飞行高度之外，J78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比J80出色。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中国不大愿意出售J78的主要原因。
根据后来公布的资料，在一九八二年，英国曾经打算引进J78，将其配备于计划建造中的第一艘大型航母。如果这笔合同落实的话，为了简化后勤保障，英国空军也很有可能选择J78，而不是J80。可惜的是，中国当局没有批准J78的出口合同，反而建议英国海军采购计划在一九八四年首飞的J84中型舰载战斗机，而且提出英国计划建造的是大型航母，而不是超级航母，所以最大起飞重量只有二十四吨的J84更加合适，而最大起飞重量达到三十六吨的J78显得太大了。结果就是，英国没有买到J78，大型航母计划被迫下马，转为建造小型航母，并且根据小型航母的作战需求，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种具备垂直起降能力的舰载战斗机。
当时，中国把J78出售给伊朗，与伊朗受到的威胁有很大关系。
这就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在一九七八年，批准了向土耳其出口一百二十架Me440型战斗机的合同。当年年底，土耳其正式宣布退出以中国为核心的同盟集团，并且宣称将奉行不结盟政策。
显然，土耳其的立场，对伊朗构成了严重威胁。
根据当时掌握的情报，Me440的性能超过了J66战斗机，因此伊朗空军急需一种性能更加先进的战斗机对抗来自土耳其的威胁。
在J80定型之前，中国能够拿得出手的就只有J78了。
虽然从时间上看，伊朗完全可以等上几年，等到J80定型之后，才购买这种按照空军的作战需求打造的重型制空战斗机，而且土耳其采购的Me440也无法立即形成战斗力，所以伊朗没有必要急着购买J78。但是巴列维在一九八零年访问中国，亲自向中国当局提出采购J78，并且表示愿意用现金付款，而中国海军也急需通过对外销售来分担J78的巨额研制经费。
结果就是，中国当局在这笔军火贸易上做出了让步。
由此可见，在爆发伊斯兰革命之前，中国几乎是无所保留的在支持巴列维政权。
可惜的是，中国出售给伊朗的先进武器装备，在伊斯兰革命之后都成为了伊朗宗教政权用来对抗中国的法宝。
对中国来说，保住巴列维政权是当务之急。
问题是，伊斯兰革命爆发的时候，中国的注意力放在巴尔干半岛上，而且由军事情报局负责在巴尔干地区的秘密行动。
也就是说，当时根本就没有人意识到伊朗即将爆发伊斯兰革命。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日，巴列维逃离德黑兰，乘坐专机飞往新德里，并且在次日转程前往北京。
此时，中国军方甚至没有一份与干预伊朗有关的军事行动方案。
四月十四日，霍梅尼在德黑兰宣布成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列维王朝在伊朗的统治宣告结束。
虽然中国军队已经展开紧急行动，开始向海湾地区增兵，但是部署在伊朗周边的军事力量依然极为有限。
显然，通过军事干预来改变现状已经不大现实了。
四月十八日，中国总统郭明善正式宣布从伊朗撤军，并且命令驻伊军队必须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撤离伊朗。
中国主动从伊朗撤军，等于承认放弃对伊朗进行军事干预。
四月二十日傍晚，最后一支中国军队离开了伊朗。在两天的撤离行动中，中国军方动用上千架运输机，飞行了数千架次，撤走了大约六万名官兵与数十万吨物资，而没有能够撤走的物资与装备，全部就地销毁。
此外，中国军队还接走了数万名申请政治避难的伊朗人。
只是，伊斯兰革命造成的影响并没就此结束。
第二百一十八章 剑拔弩张
与撤军同时进行的是撤侨行动，只是没有这么迅速。
前面已经提到，在爆发伊斯兰革命之前，伊朗是中国最重要的盟国之一，而且有大批中国企业在伊朗投资建厂，因此有大量中国人在伊朗工作或者旅行。因为伊斯兰革命来得过于突然，所以在中国当局决定从伊朗撤军的时候，依然有数万名中国公民滞留在伊朗，需要紧急撤离。
为此，中国就需要争取到足够的撤侨时间。
四月二十一日，在完成撤军之后，中国通过瑞士与瑞典等中立国，开始与伊朗伊斯兰政权接触，提出伊朗当局应该为中国撤离侨民提供必要的合作，而中国也将保证在撤侨行动期间尊重伊朗的主权。
虽然伊斯兰政权较为极端，而且奉行反华政策，但是谈判没有遇到多少麻烦，毕竟旅伊中国公民都是平民，受到了国际法的保护。更重要的是，新成立的伊朗伊斯兰政权需要争取其他国家的承认，也就不会在撤侨问题上与中国作对。再说了，如果伊朗当局阻挠中国公民离开伊朗，必然会使中国当局骑虎难下，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采取军事行动，即通过战争来保护在伊公民。
四月二十四日，最后的撤侨行动开始。
按照伊朗当局给出的时间表，中国有三天的时间接走滞留在伊朗境内的最后一批，大约八万名公民。
显然，三天算不上充足。
因为属于民事行动，所以中国不能出动军用运输机，只能调用民航企业的航班，甚至是向第三国租借航班。
此外。当时在海湾活动三艘大型豪华邮轮也紧急加入了撤侨行动。
这三天内，中国的强大国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为了撤走八万侨民。中国的十二家航空公司出动了近两百架民用客机，包括能够运载四百多名乘客的C700型大型客机。为了接应这些侨民，中国政府在国内三座大型国际机场开辟了专门的收容区，并且在巴基斯坦、沙特与阿联酋租借了六座机场，动员了上万人来迎接回国人员。
为了表示对侨民的关注，中国空军与海军出动了数百架战斗机，会撤侨航班护航。
三天之后，绝大部分滞留在伊朗境内的中国公民，以及已经加入伊朗国籍。但是申请了回祖国避难的伊朗籍华人都已离开伊朗，只是并非所有，仍然有一部分中国公民与华侨滞留在伊朗境内。
主要就是，有很多中国人在伊朗的边远地区。没有能够及时赶到撤离地点。
这其中就包括数百名在伊朗东部地区的为当地人提供医疗与教育援助的中国志愿者。
受此影响。中国驻伊朗大使与部分使领馆工作人员没有搭乘最后一架航班撤离，而是留下来继续与伊朗当局交涉。
所幸的是，伊朗伊斯兰政权还不敢公然违背国际基本外交原则。答应给予中国方面更多的时间来撤走滞留在伊朗境内的中国公民，以及拥有中国与伊朗双重国籍的华侨，并且给予应有的协助。
结果就是，撤侨行动持续到了五月份。
只是，变故也在五月份到来。
五月七日，伊朗伊斯兰大学。即前伊朗国立大学的学生包围了中国大使馆，要求交出几名到大使馆申请政治避难的伊朗官员。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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