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以跟J66匹敌的先进战斗机，而且得到了本土防空雷达的支持，使其防空战斗机具有很高的作战效率。
对空军的战斗机飞行员来说，每次飞往乌苏马辛塔河投弹，都是在挑战死亡。
受小口径高射炮威胁，加上精确制导武器对投放高度没有要求。所以中国空军的战斗机往往在中空与高空投弹，而这又正好是远程防空导弹的理想打击高度，而且能够被墨西哥的防空雷达及时发现。
正是如此。空军的飞行员都不想接到轰炸乌苏马辛塔河的作战任务。
当时，负责轰炸乌苏马辛塔河的两个战术航空兵大队的飞行员采用了抽签轮换制，而且空军参谋部也制订了新的作战规则。即任何一名飞行员，在完成了一百次轰炸任务、或者是在战区执勤的累计时间满两年之后，都能获得轮休机会，并且不再被派往前线。这套制度本身是为了提高飞行员的士气，可是飞行员很快就发现，能够活着完成一百次作战任务的机会极为渺茫。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空军战术航空兵的战损率一直在百分之以上，而在一九七二年之前高达百分之三。
也就是说，平均执行三十三次任务就会被击落。
在攻击机部队，战损率更高。在某些大规模轰炸行动中，战损率甚至超过了百分之五。
比如在一九六九年初，在轰炸蒂卡尔的行动中，空军总共出动一百二十七架战机，其中攻击机六十八架。结果有七架被击落，战损率超过百分之十，即便把护航战斗机算上，战损率也超过了百分之五。
当然，对中国空军的飞行员来说，最大的问题还是厌战情绪。
到一九六九年。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三年多。虽然中国军队攻占了除佩腾省之外的所有城镇，消灭了数十万危地马拉政府军官兵，还炸毁了佩腾省境内的所有军事目标，但是依然没有人知道战争会在什么时候结束，也没有哪个飞行员知道，他们能在什么时候返回地球另外一边的家乡。
止境的战争，消耗着中国军人的斗志。
更要命的是，漫无目的的轰炸行动，让飞行员根本就不清楚为什么还要派他们出去执行危险的轰炸任务。
要知道，大部分时候，上面安排的轰炸任务都没有价值。
比如，很多时候，飞行员要做的，就是驾驶着挂满炸弹的战斗机升空，在到达轰炸区域之后投下炸弹，然后返航。绝大部分时候，轰炸区域就是丛林，而飞行员根本就不知道丛林里有没有敌人。
又比如，一些执行巡逻任务的战斗机，往往会向丛林里冒出烟雾的地方投弹，而飞行员要到事后才知道，他们轰炸的也许是几名在丛林里生活做饭的平民，或者是几个正在烧烤猎物的猎人。
这样的战斗还有意义吗？
飞行员并不怕死，哪怕遭遇了敌人的防空战斗机，大部分攻击机飞行员都能在格斗空战中取胜，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更有高超的技艺，即便驾驶的是笨重的攻击机，也敢于跟敌人的战斗机格斗。飞行员渴望战斗，但是他们渴望的是与看得见的敌人战斗，而不是在没有目的的情况下去冒险。
这些情况，让部队松懈了下来，也消耗了本来就不够充足的士气。
由此导致的问题，可以说非常严重。
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之间，中国军方总共查处了三千多名涉嫌贩毒的军人，并且让一千多名军人接受了审判，被判处死刑的就有一百多人。最大的一宗贩毒案，总共查获了十多吨毒品。
事实上，在基层部队里，贩毒与吸毒非常普遍。
一些前沿部署的作战部队，其纪律已经涣散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
一九六九年初，国防部组织了一次前线考察，四百多名基层军官因为组织纪律松懈而遭到惩处，两名师长受到牵连。
问题是，这种高压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随着一九六九年的雨季到来，中国高层认识到，如果这场战争继续拖下去，那么首先垮掉的是中国军队。
如果再考虑到国内局势，那么席存瑞政府也将难以幸免。
战争的前两年，国内舆论与民众还是比较支持政府的战争决策。在一九六六年底做的一次民意调查中，有超过百分之七十的受访者认为出兵危地马拉是正确决定，拥护政府的战争行为。到一九六八年底，支持率降低到了不足百分之四十，而反对把这场战争进行下去的比例已经超过百分之五十。
当时，很多中国人都有一个疑问，即有什么理由需要让中国的军人到与本土隔着半个地球的另外一个国家去作战？
得简单一些，就是打赢了危地马拉战争，中国能够得到什么？
虽然在一九六九年，反战浪潮还没有到来，但是国内民众与舆论已经倾向于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哪怕没有取得胜利。
如果在两年前，席存瑞还可以把民意放在一边。
可是在一九六九年，他必须重视民意。
原因很简单，总统任期为五年，逢四与逢九是大选年。如果席存瑞不重视民意，他就会输掉大选。
重视民意，就得尊重民意，也就得尽快结束危地马拉战争。
年初，竞选工作就开始了，而席存瑞的竞选口号就是在第二届任期中结束战争，让中国军人回家。
显然，席存瑞需要军方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四月下旬，总参谋部开始策划攻打佩腾省的作战行动，并且把进攻时间订在了十月底到十一月初。
原因很简单，在雨季根本无法发动大规模进攻行动。
只有等到雨季结束，才能发起进攻。
只是，席存瑞不可能让军队等到下半年才发起进攻。
虽然大选在十一月开始，投票时间为十一月四日到十日，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公布投票结果，但是在此之前的竞选期间，就将决定大选的胜败。也就是说，席存瑞必须在选民决定把票投给谁之前，给急切期盼战争结束的民众一个满意的答复，让民众相信他能够兑现竞选承诺。
如此一来，就必须在上半年发起进攻。
为此，席存瑞让总参谋部修改了作战计划，把进攻时间订在六月份，最迟六月底，而且必须在十一月到来之前攻占佩腾省。
虽然大部分将领都认为，席存瑞不大可能像五年前那样赢得大选，毕竟五年前，席存瑞也是以微弱多数当选总统，而危地马拉战争的糟糕局面，足够让他丧失优势，但是总统才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因此总统下达的命令必须得到执行。只要席存瑞是总统，军队就得听从他的指挥。
结果就是，总参谋部不得不在四月底开始仓促调整攻打佩腾省的作战计划。
毫无疑问，没有人对这份准备很不充分的作战计划抱希望，也没有多少人相信能够在十一月之前攻占佩腾省，哪怕只是攻占弗罗雷斯。关键不是中国军队没有战斗力，也不是缺乏进攻能力，而是连绵不断的大雨，让中国军队很难在丛林里推进，更难以在丛林里击败那些更适应恶劣天气的敌人作战。
要知道，在雨季，很多时候滂沱大雨能够持续十多天。
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别说作战，部署在野外的军人能否睡个好觉都是问题，而且很多技术装备根本派不上用场。
这种情况，中国军队早就遇到过，也吃够了苦头。
只是，总统的命令，依然让成千上万的军人踏上了战场，去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第一百八十四章 大选
这场进攻行动，被称为“一九六九雨季攻势”。
根据中国官方的资料，在进攻开始前，总参谋部就多次建议，把进攻时间推迟到雨季结束之后，以便避开对进攻极为不利的糟糕天气，以及让作战部队获得更多的时间完成进攻前的准备工作。
只是，这些资料都来自国防部与总参谋部，可信度还有待商榷。
进攻开始之后，中国军队就遇到了一个天大的麻烦。这就是，恶劣的天气导致所有精确制导武器的作战效率降低。
当时，电视制导弹药根本无法使用。
能见度太低，飞行员根本看不到轰炸的目标，也就不可能把电视制导炸弹或者导弹准确投向目标。
至于激光制导弹药，作战效能也大受影响。
这就是，激光无法穿透较厚的云层，而且在空气湿度太大的情况下，激光在传播的时候会迅速衰减。虽然地面部队能够用激光指示器来引导轰炸，因此就算飞行员无法透过云层看到轰炸目标，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这要求战斗机降低飞行高度，即在云层下方投掷炸弹。显然这会显著提高战斗机的损失率，即让战斗机在低空飞行，会使其成为小口径高射炮的打击目标。
空中打击效率降低，对中国军队的作战行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要知道，在很多时候，空中打击都是中国军队对付敌人最为有效的手段，也是进攻行动的有力保障。
没有空中打击。进攻部队只能依靠炮兵。
问题是，在雨季，炮兵的作战效率也是个严重的问题。
虽然火炮受降雨的影响并不大，只要保证弹药干燥，火炮就能正常使用，但是在道路交通极为糟糕的危地马拉，雨季意味着火炮难以机动。也就难以靠前部署，所能提供的支援范围将相当有限。
当时，中国军队装备的两种口径的火炮都较为笨重。难以在雨季进行战场机动。
更要命的是，中国军队一向不大重视支援火炮的射程。当时，陆军的主力火炮是二十四倍径的一百毫米榴弹炮与三十二倍径的一百五十毫米榴弹炮。前者的射程只有十二公里，而后者的射程不到二十公里。
显然，炮兵的价值在危地马拉非常有限。
既没有空中支援，又缺少炮火支援，步兵就只能依靠自己。
要命的是，在丛林里，装甲力量的价值也非常有限，根本不可能像在平原上那样，进行大规模装甲集群突击。
事实上，在绝大部分时候。步兵都得不到装甲力量的支持。
也就是说，中国军队的进攻力量，几乎就是纯步兵。
这就意味着，在丛林战场里，中国军队丧失了技术优势。也没有火力优势，步兵能够依靠的只有手中的步枪，以及营级以下的支援火力，而中国军队的敌人，也拥有相同的支援火力。
进攻行动在六月二十七日开始，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分成三路向北推进的部队，最多只推进了三十公里，西线进攻部队只推进了二十公里，平均每天的推进距离不到一公里，大部分时候是在原地踏步。
要命的是，在这一个月里，有三千多名官兵伤亡。
照这种情况打下去，在攻占弗罗雷斯之前，中国军队要付出两万名官兵伤亡的代价，而且未必能够到达弗罗雷斯。
显然，这绝对不是任何人想要得到的结果。
事实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军队就吃过天气的苦头。
这就是，在攻打所罗门群岛的作战行动中，中国军队就遇到了雨季，并且在整整半年里面没有取得半点进展。在这场极为艰苦的战斗中，中国军队的非战斗减员超过了伤亡，甚至有数百名官兵因为忍受不了连绵不绝的大雨而吞枪自杀，还有更多的官兵患上心理疾病，有的甚至在丧失理智之后单独深入丛林。
显然，中国军队没有吸取教训。
糟糕的天气，让进攻行动变得举步唯艰，也让在十月底之前攻占弗罗雷斯的目标变得越来越不现实。
只是，竞选工作已经进入冲刺阶段，席存瑞肯定不会叫停。
虽然一场失败的进攻，会让他输掉大选，但是停止进攻，照样会让他输掉大选，而在进攻结束之前，谁也不能保证就一定会失败。哪怕取胜的希望极为渺茫，席存瑞也会为此放手一搏。
当然，在战场上卖命的不是希望入主总统府的政治家。
到了八月份，席存瑞不得不用一些算不上胜利的胜利来争取支持，而来自总统府的压力也让总参谋部喘不过气来。
席存瑞没有退路，也没有其他选择。
只是，民意调查的结果，并没有让他看到希望。
八月份的两次民意调查，席存瑞的支持率都不到百分之四十，而他的对手，前陆军上将付俊义的支持率一直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如果席存瑞不能设法缩短差距，他就肯定会输掉大选。
问题是，让付俊义上台，局面就会改观吗？
答案明显是否定的。
付俊义在一九五八年，以上将军衔从陆军退役。从某种意义上讲，付俊义是一名非常典型的军人。在大战爆发前，他还是一名基层军官，因为出身低微，所以没有人相信他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将军。在中国军队里，像他这种来自平民家庭的基层军官，能够在退役的时候成为校官就很不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付俊义的命运。凭借出众的才干，以及不错的运气，到大战结束的时候，付俊义已经是陆军少将了，而且在大战结束的第二年就获得了中将军衔，在一九五六年晋升为上将。虽然和平时期，上将为军人所能获得的最高军衔，意味着付俊义不可能再次获得晋升，但是上将为终生制，即他可以一直在军队服役。
只是，付俊义没有把一生都交付给军队。
退役之后，付俊义先到一家跨国公司担任荣誉顾问，主要就是利用他在大战期间与其他国家的军队建立起来的关系，帮助公司推销产品，主要是一些与军队有关的产品，以此为公司创收。
事实上，这也是退役将领从事的主要职业。
在大战结束后，中国军队的退役将领中，大部分都在大型企业担任顾问，利用其才干与影响力为企业服务。
只是，付俊义没有打算成为商人，他的目标是成为政治家。
一九六二年，付俊义正式参加国民议会选举，成为国民议会议员，并且是军事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
当然，这一切都与他加入的中华复兴党有关。
在大战结束之前，中国实际上只有一个政党，即由吴铁生创建、推翻了满清统治、结束了军阀混战、缔造了中华民主共和国的中华民主复兴党，而冯承乾、刘伯恩、刘亚光等人都是该党成员。
只是，这种一党专制的局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宣告结束。
这就是，在一九五一年，中华民主复兴党正式宣布解散，随后其成员组建了中华民主党与中华复兴党。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