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实验。
通过这次试验，中国海军发现，如果打击对象是战舰，那么原子弹在水下爆炸时的破坏效果要比在水面爆炸时强得多。主要就是，原子弹在爆炸的时候，绘产生超高压，而海水是传递压强的理想介质，而超高压能够直接破坏舰体，导致战舰沉没，对付潜伏在海面下的潜艇更加有效。
当然，这次试验还证明了一点，即原子弹的威力仍然不够大。
按照科技人员通过对搜集到的数据做出的分析，即便是一枚两万吨级的原子弹，在水面下五十米处爆炸，对潜艇的有效杀伤半径也不到一公里，而对水面战舰的破坏半径最多只有两公里。
显然，这不足以摧毁一支足够大的舰队。
此后，海军还参与了多次联合核试验，其中包括在一九五一年七月进行的第一次同时引爆多枚原子弹的核试验。
这次试验，安排在罗布泊的一处干枯湖床附近进行。
因为试验的模拟打击对象是一座滨海大城市，所以在试验之前，中国军方还挖掘了一条长达十多公里的渠道，从附近的河流往湖床里引入了数百万方河水，然后在湖床旁建设了一座面积达到了二十平方公里的模拟城市。
试验中，海军与空军的作战飞机同时投下了两枚原子弹。
结合在两年后进行的另外一次核试验，即第一次增强型原子弹的核试验。中国军方获得了一些极为重要的数据。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原子弹的破坏范围与爆炸威力并不是线性关系。
也就是说，原子弹并不是威力越大越好，特别是在打击大型城市的时候，原子弹的威力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说得简单一些，用一枚五万吨级增强型原子弹打击一座大城市的效果比用两枚两万吨级原子弹要差得多。
显然。在打击大城市的时候，更适合使用更多的当量适中的原子弹。
这一理论。对中国的核战略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比如，在此之后，中国军方就开始研制多弹头弹道导弹，而不再是以提高弹头威力为目的。又比如，这次试验直接推动中国军方的科技人员开始研究原子弹的相互干扰问题，即同时引爆几枚原子弹的时候，相互之间产生的影响。
在中国海军主持与参与的核试验中。最重要的一次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进行，即全世界第一次聚变装置爆炸试验。
原子弹的诞生，最有力的证明了狭义相对论的正确性。
只是，在原子弹问世之前，科学家就发现，除了通过裂变释放核能之外，还可以通过聚变来释放核能。更重要的是，科学家通过理论计算后发现，聚变释放出的核能要比裂变强得多。
问题是，在理论研究阶段。科学家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这就是，引发聚变所需要的超高温度是常规手段所无法达到的。要知道，让氢原素产生聚变反应，需要一亿摄氏度的高温。
这是个什么概念？
只有在太阳的内核处，才有如此高的温度。
在原子弹诞生之前，人类的任何技术手段都不可能获得如此高的温度。
结果就是，关于核聚变的研究，在原子弹诞生之前基本上停滞不前。
原子弹问世之后。科学家才猛然发现，原子弹爆炸瞬间产生了足够高的温度，高到足够引发核聚变！
也就是说。原子弹是进行核聚变的火种。
也正是如此，在进行了第一次核装置爆炸试验之后。中国军方的科技人员才开始对核聚变进行深入研究。
只是，这个过程并不顺利。
最初，科学家把重点放在了氢原素上，因为这是太阳的主要成分，也是最轻的原素。只是没过多久，科学家就发现，氢的两种同位素，即氘与氚更适合进行核聚变，主要是这两种同位素发生核聚变所需的温度要低一些，更容易达到。
问题是，研究在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个天大的难题。
这就是，氘与氚在通常情况下是气体，而且冰点非常低，很难转化为液体与固体，而气体的密度太小。如果用气体进行核聚变，那么在发生聚变之前，将有大量的能量被其形态转化所消耗掉。这相当于提前吸收了用来引发核聚变的能量，也就等同于降低了在进行核聚变之前所获得的温度。
显然，这是不可取的手段。
要知道，原子弹在引爆的时候，只在极短的时间内产生足够高的温度，如果把能量耗费到其他方面，就不一定能够达到引发核聚变所需要的温度。
也就是说，这会直接导致核聚变失败。
当时，中国军方的技术人员通过研究发现，气体的氘与氚根本无法进行核聚变，至少无法通过当时的技术手段进行核聚变。
有趣的是，在这方面的研究并不是没有成果。
白了，增强型原子弹就是一种利用了聚变原理的裂变弹，只是其威力没有达到聚变弹的级别。
要想进行核聚变，就必须把氘与氚转化为固体，或者是固定在某化合物之中。
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化合物里面，氘与氚的密度必须达到引发核聚变的最低水准。
也就是说，构成这种化合物的原素越少越好，而且其他原素的原子量越小越好。
在氢原素之外，最轻的原素就是氦了。
可惜的是，氦是惰性元素，几乎不于任何其他原素发生化学反应，因此也就很难用氦与氢形成化合物。
接下来，就是最轻的金属族原素锂。
关键就是锂。
可以说，中国研制氢弹所花掉的七年时间里，有五年用在了锂化氘与锂化氚上。
当中国的科学家成功制造出这两种化合物的时候，终于突破了制造氢弹的最大障碍。
只是，中国军方制造的第一具聚变爆炸装置根本算不上是氢弹，因为这具爆炸装置重达五十吨，根本无法用于实战。
主要就是，在进行第一次聚变爆炸试验之前，中国军方的科技人员对聚变爆炸反应没有任何了解可言，也就不知道该用掉多少聚变原料。结果就是，为了防止试验失败，自然是用得越多越好。
当时，用在这具爆炸装置上的聚变原料，花了两年才制造出来。
更要命的是，科学家根本不清楚氢弹有多大的威力。
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氢弹与原子弹的差别，就如同原子弹与普通炸弹的差别，其威力肯定比原子弹高出百倍。
显然，这样的爆炸试验绝对不能安排在本土进行。
虽然通过理论研究，陆军认为可以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进行试验，但是在考虑了各种因素之后，国防部最终还是把这项伟大的任务交给了海军，即把第一次聚变装置爆炸试验安排在海外进行。
试验场所依然是比基尼环礁。
因为不知道爆炸威力到底有多大，所以中国海军不但全面整改了比基尼环礁，还疏散了五百公里范围内的所有岛屿上的居民，并且在实验进行的时候，禁止任何船只与飞机进入离爆炸点一千公里的范围。
显然，这是一次具有划时代重大意义的核试验。
如果说，原子弹开启了核时代，让人类首次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话，那么氢弹的诞生，把核时代推向了高潮，而且让人类获得了足够毁灭整个人类文明，甚至是地球生态环境的手段。
根据中国海军公布的资料，这次试验的爆炸当量高达一百五十万吨！
这是个什么概念？
相当于同时引爆一百枚原子弹！
爆炸之后，比基尼环礁上的所有人造设施都不存在了，而停泊在环礁内的舰艇，无一例外的沉到了海地。即便在四百多公里之外，依然能够看到升腾到数万米高空的蘑菇云，而爆炸产生的巨浪一直传递到了五百多公里之外。当时，在飞机上进行观察的科研人员只有一个感受，即世界末日。
正是如此，氢弹被称为末日武器。
当然，聚变装置爆炸试验离真正的实战型氢弹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直到一九五九年底，也就是在两年多之后，中国军方的科技人员才解决了氢弹的小型化问题，制造出了第一枚真正意义上的氢弹。只是这枚炸弹依然重达数吨，只有重型轰炸机能够运载。
氢弹的出现，第一次让核威胁变成了现实。
要知道，只需要一枚百万吨级的氢弹，就能够彻底摧毁一座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即便像北京这样的超级大都市，也只需要三到四枚。
显然，氢弹让战争变得更具毁灭性。
第六百二十五章 前进方向
对中国海军而言，在核时代初期，最主要的问题不是获取核武器，而是获得运载与投掷核武器的工具，特别是后者。
要知道，在核武器诞生之后的五年里，能够投掷核武器的只有重型轰炸机。
这一局面，直接导致空军成为了唯一的战略军种，即只有空军拥有对敌国进行核打击的能力。
显然，这种局面对中国海军极为不利。
一九五一年初，军事改革迈出了最为关键的一步，即陆海空三军司令部撤消，正式组建总参谋部与参谋长会议。
这一年，冯承乾正式退役，由顾祝同出任中国海军参谋长，以及首任参谋长会议主席。
按理说，在军事改革之后，军人的影响力将大幅度降低。只是，受各种因素影响，军人依然拥有很强的影响力。
白了，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正是如此，参谋长会议主席拥有很大的权力。在顾祝同等二战中的元勋退役前，参谋长会议不但是总参谋部的实权机构，还是国防部中最有权力的机构，而参谋长会议主席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国防部长。别的不说，在这三十年里，参谋长会议主席能直接决定军队装备的研制工程，只需要在形式上向国防部长汇报，而国防部长唯一的权力，只是在经费审核的时候向参谋长会议主席施加压力，控制装备研制的总开支。至于用在装备研制上的预算是怎么花掉的。则只有参谋长会议主席清楚。
做为首任参谋长会议主席，顾祝同在其两年任期期间拥有很大权力。
当然，顾祝同知道，这是冯承乾替他争取、或者说是替海军争取到的结果。
要知道，在冯承乾退役之前，吴铁生与刘亚光都已退役，因此在军事改革最后阶段。几乎是冯承乾说了算。冯承乾退役的时候，已经快八十五岁了。虽然大元帅的服役期限并没有受到限制，也就是终生制。但是吴铁生与刘亚光退役的时候都不到七十岁，比冯承乾年轻得多。按理说，冯承乾应该是第一个退役的大元帅。而他没有第一个退役，就是要为海军发展做最后的贡献。
可以说，在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三年的这两年，是最为重要的两年。
在这两年里，顾祝同亲手订下了海军的发展战略，并且亲自参与与批准了多种重大装备项目的研制工程。
比如，中国海军在战后建造的第一种大型航母就是由顾祝同亲自批准的。
只是，相比与常规装备，顾祝同在海军核准备上所做出的贡献、以及所产生的影响都要巨大得多。
在当上海军参谋长之前，顾祝同就批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科研项目。
这就是。舰用型核反应堆，以及与之配套的动力系统。
在担任了海军参谋长之后，顾祝同加大了在核动力项目上的科研投入，并且把核动力订为海军大型战舰的主要动力。
正是如此，中国海军才能在数年之后开工建造第一艘核潜艇。
有趣的是。在研制核动力系统初期，中国海军并没打算首先用在潜艇上，而是准备用在大型航母上。
主要就是，核动力能够赋予航母几乎无限的续航力。
对中国海军来说，仅此一点就有足够的吸引力了。
要知道，大战结束之后。中国周边地区已经没有敌对国家了。不管是在西太平洋上、还是在印度洋上，都没有能够对中国海军构成严重威胁的对手，而中国海军真正的对手，即德意志第二帝国海军远在北大西洋之上。
更重要的是，中德的战略斗争主要集中在西半球，而不是东半球。
结果就是，中国海军必须解决舰队的续航力，让舰队在远航万里之后，依然能够击败最主要的敌人。
显然，战舰的续航力至关重要。
虽然在研制核动力之前，中国海军就通过其他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如提高大型战舰的续航力、建造更加完善的后勤保障系统、在主要航线上建立海军基地、控制通往北大西洋的主要航线等等，但是这些手段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支撑舰队远征作战的后勤保障系统在战争期间极为脆弱，肯定是敌人的主要打击对象，当后勤保障系统瘫痪之后，中国海军舰队的战斗力就将大幅度下降。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舰队获得足够的续航力。
正是如此，顾祝同首先提出了打造全核动力舰队的设想。
只不过，这是一个非常超前的设想。要知道，即便在顾祝同去世之后半个世纪，中国海军也没有实现全核动力的目标。当然，保留常规动力战舰的主要原因不是技术不过关，而是处于成本上的考虑。
在中国海军的众多战舰中，最重要的是航母，而最需要提高续航力的也是航母。
也正是如此，中国海军在研制舰用核动力系统的时候，首先考虑到的是航母，而不是潜艇。
当然，这并不表示中国海军不清楚核潜艇的价值。
事实上，在启动核动力系统项目的时候，就有海军将领提出，应该首先把核动力装置应用到潜艇上。
根据对大战期间潜艇作战的统计结果，交战双方被击沉的潜艇中，有八成是在海面航渡的时候被击沉，或者是在航渡状态下被发现的。也就是说，导致潜艇损失的主要原因就是必须浮上海面为蓄电池充电。
显然，这很好理解。
做为一种进攻性的伏击武器，潜艇的武备根本算不上强大，其主要武器是鱼雷，而鱼雷的射程与威力显然都不够理想，因此潜艇根本无法与任何一种反潜力量进行正面对抗，潜艇最理想的武器就是其极佳的隐蔽性。
从某种意义上讲，隐蔽性正是潜艇的主要价值基础。
显然，浮在海面上的潜艇根本不具备隐蔽性，也就很容易被击沉了。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为潜艇提供一种不需要空气的动力系统，让潜艇获得无限的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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