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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我要你帮我办件事。”
李南通立即起身拱手道：“请大人吩咐。”
杨逸摆摆手，让他从新坐下，接着说道：“从今天开始，你利用家里的商贸渠道，招募那些生活无着的百姓，随船带往日本，日本那边我交待过何宏海他们，他们会加以妥善安置的。”
“这……大人，具体要招募多少？”
“没有上限，多多益善，不过为了不引起波澜，此事动作不宜过大，当缓缓而行，记住，此事切忌被地方官弈察觉。”
“大人，咱们家现在商铺遍布各地，招募生活无着的百姓，这应该不难，不过……”
“放心吧，杭州府和市舶司那边我都会打好招呼的，市舶司会放松对咱们家的商船的检查，但你们切记，别因此偷税漏税，咱们家不图那点钱。否则一但被市舶司的人发现，到时人家恐怕就不好说话了。”
“大人放心，此事以前夫人就曾吩咐过。
这一点小人可以保证，咱们家的商号绝没有逃税行为。”
杨逸笑笑，斟了杯酒递给他道：“那就好，至于内地怎么办，这就看你们的了！”
“是，大人，小人一定不负大人所托。”
吩咐完这事，俩人吃了几口小菜，杨逸这才接着问道：“南洋那边情形如何？”
杨逸态度随和，李南通也渐渐放开了，不再那么拘束，他含笑答道：“大人，去年咱们船都在跑日本，只顺道去了一趟高丽，南洋那边还没走过，不过，江南商会里面倒是有七八艘船去了。”
“哦，都去了些什么地方？”
“交趾、占城、真腊、麻逸、渤泥、三佛齐都去了，带去的主要是瓷器和丝绢等物，带回的有金银、胡椒、珊瑚、犀角、玳瑁、象牙、龙涎香、沉香等等，无论是带去的物品还是带回的物品，价钱通常都相差至少十倍以上……”
李南通侃侃而谈，杨逸倒是学到了不少新鲜知识，至少知道玳瑁是一种海龟壳了南洋产地的胡椒一钱银子能买十斤，回到大宋要卖二两半银子一斤。其间的利润以百倍计。
龙涎香、象牙这些更不用说，龙涎香是皇室和大富大贵之家才用得起的香料。
象牙用来制作官员上朝用的笏板，除此之外还可以制作印章、雕刻精美的摆件、坠件、香薰炉、球等各种精美的工艺品。
这些东西在大宋都是倍受青睐追捧的，而大宋的瓷器丝绸、绢布、漆器、首饰等等，销到这些地方同样是十倍、几十倍的价钱。
可以说，只要顺利，一个来回赚半船金银绝对不算夸张。
杨逸和李南通聊了许多不知不觉中一壶酒喝完又加了一壶杨逸从中意识到一个问题，从海外进口的商品大多是珍珠玛瑙、象牙龙涎弄这些奢侈品。
这对大宋而言，到底有没有利？
市场有需要，禁止奢侈品流入是不可能的，但随着海上贸易的日益繁荣，这个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才行。
对这个问题，杨逸了解的不是很多，但在后世对进口奢侈品征消费税，这几乎是各国通行的税法。
而大宋现在没有这项税法，因此引起了杨逸的思索他手指又开始轻敲着桌面，仔细思量着。
奢侈品不是普通的商品，普通百姓是消费不起的，只有那些高收入人群才能消费，对奢侈品征消费税，也就是对富人征税；
这应该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一种很好的手段，朝廷因此增加的收入，再以二次分配的形式，用于对低收入群体减税补助，从而缩小贫富差距，有啊于社会公平，尽可能防止两极分化。
对高收入者来说，他们不会因为增税后奢侈品价格高而不去购买，恰恰相反，让大多数人可望不可及的感觉，正满足了他们的“炫耀性消费”心理。
一件美丽的东西若价格不昂贵，便被会视为不美丽。这种心态在什么时候都是一样的。
而高收入者购买得越多，朝廷的收入越大，也就有更多的能力来补助低收入群体，比如，对那些贫困户的孩子免费入学，或是给他们减税，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
而且日前大宋的商业税收入太低，这也一直是杨逸思索的问题，他在户部查过一些档案。
太宗至道年间，商税400万缗，岁入2224万贯，商税占18％。
真宗景德年间，商税450万缗，岁入4721万匹贯，商税占约9。6％
真宗天禧末，商税804万缗，岁入15085万贯，商税占53％。
仁宗庆历初年，商税1975万贯岁入15359万匹贯石两商税占约12。8％
仁宗皇佑年间，商税786万缗。岁入1255万贯，商税占6。2％。
也就是说，大宋的商税从未超过财政总收入的20％。这对商贸如此发达的大宋来说，杨逸认为这种税收比例是非常不合理的。
商人非常有钱，但承担的税赋不重，农耕的百姓生活困难，大部分赋税却要由他们来承担。
以前杨逸就曾想过这个问题，但他担心增加商税会让大宋的工商业凝滞，因此一直没提出，而现在针对奢侈品征税，这应该是一项可行的办法。
李南通告退之后，杨逸一个人回到书房，写写划划，把自己脑海中比较模糊零乱的想法加以归类整理，逐步拟出章程……
第362章影响大宋经济的因素
原来杨逸提出统一税赋，计亩征收。这是针对农业税的改革，并未涉及商业税。而杨逸对大宋的商业税也一直没有深入研究过。
为了拟出切实可行的章程，杨逸不厌其烦，找来有关大宋商税的资料，仔细加以研究。
总体而言，大宋的商税非常全面，系统而详细，官府在各州、府、县、镇、渡口、墟市、草市有商品集中交易的地方、和商人通行的地方设置了场务、税务、税场等征税机构，派有专门的税监对市场销售的商品或道路过往的商品进行征税。
凡布帛、什器、香药、宝货、羊彘、民间典卖庄、店宅、马、牛、驴、骡、囊驼等，及商人贩茶盐皆加以征税。
其他诸如蔬菜、柴薪、粮食、鱼鸭等百姓日常细碎交换的商品也经常成为征收的对象。
而大宋的商税征收，分为“住税”和“过税”两种，住税按商品总价值的3％征收商税；过税按商品总价值的2％征收商税。
有极少部分商品以实物征税，这类商品大多是当地征税机关日常需要的物品。这类商品按贯例征税10％。
总体而言，大宋的税率不算高，农业税在统一税赋后，按二十税一，由于免去了其他杂税，百姓还乐意接受。而现在商业大部分还是三十三税一。
杨逸认为，这样虽然有利于工商发展。但对农业人口而言，却有些不公平。
而且从手上资料看来，大宋商税在不断增长的同时。也出现几次明显的周期性变化，从真宗天禧年间开始，大宋商税岁入出现了快速增长的阶段。到仁宗庆历年间达到顶峰。
进入皇佑年间后，商税岁入开始回落，并在以后的十几年时间保持低速增长的态势，这种情况反映了大宋商品经济总体向前发展的同时，具有周期波动的特征。
一般而言，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更多的是来自于外部因素，而非经济运行的内部机制。比如政治、军事、经济政策、自然灾害等等对经济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
这更是值得杨逸深思的事情，窗外的天开始放睛了，金兽里的檀香已经息灭，丫环已经帮他换了两次茶，杨逸却仍陷在这些问题中不可自拔；
前世他不是学经济的，因此只能以排除法一条条地分析影响大宋经济波动的因素。清娘悄悄地来到书房好几回，见他不时挠头摇脑。极力思索到样子，虽然心疼，却又不敢打扰他，甚至不敢留在房内以免他分神。
杨逸提笔沾墨，先把大宋商税岁入数据列出来：
至道中。商税岁入400万贯左右。
景德中，商税岁入4500万贯左右。
天禧五年，商税岁入1204万贯。
庆历前期，商税岁入1975万贯左右。
皇佑三年至六年，商税岁入700万贯左右。
治平中，846万贯左右。
熙宁十年771万贯。
列完这些数据，杨逸再把政治、军事、经济政策、自然灾害这些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一一写在素笺上，进行仔细分析削减。
首先是政治，总体而言在神宗以前，大宋的政治一直比较平稳，只有到熙宁年间，王安石实施变法，政治上才有大的变动；
但从手上的数据来看，王安石变法多年后，到熙宁十年，商税收入仍徘徊在七到八百万贯之间，并没有多大变动。从这一点上来说，政治因素应该不是影响大宋经济的主要原因。
经济政策方，大宋从建国开始，一直就鼓励工商，这一项政策从未变动过，在经济调控方面，朝廷也很少对商品经济进行管制和干预；
杨逸能查到的资料中，对经济干预比较大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庆历年间范仲淹提出了“厚农桑”与“减徭役”两条；
若是实行下去，这两条法令会对大宋的经济产生一定影响，但事实上，范仲淹的改革只持续了一年，很快就被废除了。
另一次是王安石在熙宁年间，颁布了均输法、市易法、免行钱、募役法等等，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对经济进行了干预，但从熙宁十年的商税收入来看，这些政策总体上对大宋的经济影响也不是很大。
再看自然灾害，大宋的自然灾害不少，特别象黄河决堤这种大灾，都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仔细分析后杨逸发现，大宋建国以来，共有两个自然灾害频发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建国初，到真宗后期，这一段时期几乎每三到五年，便有一次大范围的灾荒，而水灾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自然灾害。
第二个时期，是熙宁、元丰年间，这一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连年出现严重的旱灾和蝗灾，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许多地区农业连年歉收，造成大面积饥荒。
但他手上的数据表明，在第一个灾害频发时期，大宋的经济是稳步增长的。
而从仁宗庆历中到神宗初期这二十多年间，大宋自然灾害比较少，然而经济在这个时期增速却不大。
到熙丰年间，也就是王安石改革时期，灾荒频发，连年旱灾、蝗灾，但这一时期经济也处于一个平缓期，平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些数据表明。自然灾害虽然对大宋经济发展有影响，但不是主要因素。
最后杨逸的目光落到军事上。很快，他就发现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
从真宗天禧年间至仁宗庆历年间。是大宋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一个时期，到庆历年初达到顶峰，商税岁入是原来的两到三倍。
而这一时间。也正是大宋的军队人数高速增长的时期，从原来的四五十万人增加到了一百多万人。
庆历年初，由于李元昊起兵反宋，宋夏之间有长达数年的战争。
军队本身以及战争都会使得朝廷的支出大大增加，而朝廷支出的这部分银钱，主要是向民间购买各种军需物资，这就形成了一种市场需求，对推动物资商品化、和活跃市场交易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而大宋目前农业人口占据主体。广大农民的生活还是以自给自足为主，只有少部分生活必须品需要通过市场交易获得。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因军队的增加，战争的出现，大量支出银钱，就构成了市场消费的主体，其对大宋经济的影响就会突显出来。
到熙宁元丰年间。王安石的一系列改革以及军事扩张，本来也应该促进市场的活跃，但这期间经济并没有太大的发展，商税岁入也增加不大；
杨逸细细想来，原因除了自然灾害外。主要还是出在军事上。
首先，王安石一上台，就开始裁军，把军队人数从一百多万裁减到了五十多万，实施保甲法，所供保甲之费用，才是养兵的十分之一二，这大大减少朝朝支出的同时，也减少了市场需求，导致经济市场萧条，经济萎缩。
因此神宗虽然发动了熙河之役、伐夏之役，但由于军队人数缩减太多，对市场需求仍处于一种持平状态，这就使得大宋的经济在这段时间没有太大的发展。
杨逸经过一系列的分析，得出一个结论：军事是对大宋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因素。
甚至可以说，大宋空前繁荣的经济，大半是靠它每年高达六七千万贯的庞大军费开支拉动的。
而这个结论使杨逸暗暗出了一身冷汗。
因为在他的提义下，大宋这两三年也裁去了数十万军队，之所这两三年经济还能保持高速发展势头，因素也很多，一是战争。
裁去了军队，但战争不断，朝廷的支出不减反增，因此市场消费没有缩减。
二是裁下的军队需要安置，这也让朝廷的支出保持不变。
三是治河，治河消耗大量的物资，加大了市场需求，使得大宋经济加快发展。
四是西夏地区的治理，战利品的发售、河西走廊的打通，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市场的活跃。
这几点加以起，使得大宋的经济在这几年，以一种前所未有速度增长，商税从绍圣元年的821万贯，到去年一跃攀升到2741万贯，达到了立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水平。
但治河一两年便会完工，伐夏之战带来的促进作用也很快会消失，与西域的商贸慢慢也会进入一个稳定的阶段，今后不可以再有这种突然性的增长。
因此，若不分析这些问题，加以解决，大宋的经济发展过两年又很快进入一个变动周期。
许多新发展起来的作坊商栈，很可能会因市场的萎缩而破产，大量的从业人员会衣食无着。
在这个时代，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市场供求关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史书上通常会对那些米粮如何如何便宜、钱在国库里发霉糜烂多少多少津津乐道，认为这才是盛世。
这无疑会给人们灌输一种观念：国库存的钱越多越好。
杨逸作为后来人，至少知道后世的国家为了促进经济发民，要不断加大内需，不断把钱砸在修路架桥等等基础设施上，以保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找到了问题的根源，杨逸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他站在窗前大吼一声：“清娘，我饿啦！”
清娘就像一只闻到到花香的彩蝶，立即翩然而来，见到他一脸阳光的笑，清娘也不禁露出了甜甜的笑容，那笑容仿佛跳跃在水面上的点点金光，那样的动人。
她不说话，就那么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