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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不久，玛雅青年伊拉里编了个爱情故事，大伙儿听了都说这个故事是实际存在的，就像苔贡和伊克一样。伊拉里感到莫明其妙，但转而一想，只当是人们无知，不懂得区别故事与实际。然而，当他第一次翻越苔贡山时，奇迹出现了。他突然发现这山果然不陌生，山上的动物也纷纷向他点头致意，仿佛神话一般。他终于恍然大悟：在这个世界的王国里，现实与幻想、人类与自然相互依存，不分彼此。
尼乔传说
尼乔是玛雅人重返森林后的第一位信使，肩负着消除孤独、打破封闭的神圣使命。然而当他带着部落的希望和嘱托离开森林的时候，一群野狗围住了他，仿佛对他说，“别走啊，别走！”。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奇迹的真正含义，顿时进退两难，不知所措。进过一番彷徨犹豫，他终于撕毁了信件，变成了野狗（他的属相），回归了自然。
玛雅人管属相叫纳瓦 （nahual），它是命中注定的，就像我国古人用以代表十二地支而拿来记人出生年份的十二生肖，常常是他 （她）生平遇到的第一种动物。
毫无疑问，苔贡失踪象征着玛雅人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她变成高不可攀的山脉象征着玛雅人对可望而不可及的古老土地的流连和渴望。此外，伊克和卖酒郎的被捕象征着玛雅人被完成排斥在现代经济生活之外，而尼乔的消失与变形则分明意味着玛雅人的孤独以及他们与现代社会的格格不入。
凡此种种，无不充满了原始神话的艺术魅力。
与《这个世界的王国》和《玉米人》同时发表的《三十个人及其影子》是乌斯拉尔·彼特里的一本短篇小说集。集中的大部分作品都由印第安神话传说点化而成。譬如 《鹿》的故事，发生在偏僻的印第安村庄，叙述一个叫贝尼塔的印第安妇女的不幸早逝。小说用冷静的笔调，展示了委内瑞拉印第安人原始与无奈。贝尼塔突然腹疼难熬，生命垂危。她丈夫达米安和众乡亲心急如焚却束手无策。这时，村里的老人推论说，贝尼塔的病与“十二角鹿”的出现有关。因为，在古老的苏尼神话中，鹿神司牺牲，所以鹿的出现是不祥之兆。小说结束时，贝尼塔在众人的祷告声中死去，“十二角鹿”被绝望的达米安击毙。总而言之，早期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多直接表现印第安人或黑人的神话传说及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现实和历史文化环境，反映了一代拉丁美洲作家对美洲黑人和印第安土著文化的浓厚兴趣以及他们对美洲历史文化本原的深刻反思。
中期魔幻现实主义
五、六十年代是魔幻现实主义的鼎盛时期。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卡洛斯·富恩特斯，秘鲁作家马里亚·阿格达斯，巴西作家吉马朗埃斯·罗萨，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等纷纷加入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的行列，为魔幻现实主义注入了新鲜血液。
在卡洛斯·富恩特斯笔下，古印第安神话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他的《戴假面具的日子》（1954）或借古喻今或发思古之幽情甚至厚古薄今地“谈玄”，使人不能不慑服于印第安诸神的魔力。“戴假面具的日子”指阿兹台克王国的最末五日，源自墨西哥现代诗人何塞·胡安·塔夫拉达的 《内圆的偶像》：
石的日历，年月日谱写的无声赞歌；
古老的神话，永恒的幽灵……
花的岁月中可怕的征兆，苍白的夜色，空洞的骷髅……
终于是最后的日子——“内蒙特米”：戴假面具的日子。
《戴假面具的日子》收有六篇短篇小说，其中《恰克·莫尔》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篇。小说写一个叫菲里佩尔的墨西哥公子哥儿因突然家道中落，沦为贫民，一时无所依托而颓废堕落的故事。然而就在他茫然失措、走投无路之际，恰克显圣了。恰克是古印第安神话中的风雨之神，他使菲里佩尔返本还源，皈依祖宗。菲里佩尔从此易名恰克·莫尔，成为雨神的化身。
小说乍看荒诞不经，但却是《戴假面具的日子》中最具“事实依据”的一篇。据说，在1952年也就是富恩特斯写作《恰克·莫尔》的前夕，恰克的一尊雕像随墨西哥古代艺术珍品运往欧洲展出，结果所到之处无不大雨倾盆，狂风呼啸；就连那些数十年来滴雨未下的干旱地区也暴雨成灾，水多为患。当雨神在西班牙展出时，慕名而至的人们在他身上放满了钞票，从而使许多远在千里之外的地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理性主义者看来，这些统统是无稽之谈，抑或村人哗众取宠的夸张，充其量不过是现实的巧合。但是，在美洲，在印第安人和许多混血儿看来，这些久旱逢雨或暴风骤雨都和恰克有直接关系，是雨神魔力未减的实例显证。
在富恩特斯后来的作品中，神话的色彩有所减弱，但美洲古代文化和现代墨西哥人的血统混杂仍是他小说创作的主要着眼点和“兴奋剂”。这一点在他的长篇小说《最明净的地区》（1958）中表现的十分清楚。
《最明净的地区》是表现三千年墨西哥的一幅不可多得的历史画卷，从内容到形式均非三言两语可以概括。在这部复杂甚至于有点儿冗长的作品里，只有一个人物是贯乎始终的，他就是半人半神的伊斯卡·西恩富戈斯。他身在现代墨西哥但记忆却留在了历史；古代印第安美洲。所以有人说他是“应当用金笔大写”的墨西哥人，一个无处不在的混血儿：伊斯卡（印第安人名）十西恩富戈斯 （西班牙人名）。
在小说前半部分，西恩富戈斯是个普普通通的混血儿，但随着画面的展开，他庸庸碌碌貌似平凡的背后，便逐步闪现出一颗极其丰富的内心。它是墨西哥混血文化的缩影，古代美洲和现实世界在这里矛盾地并存、戏剧性地汇合。他时而从现时跳到过去，时而从过去跳回现时；既不能完全摆脱过去，又不能完全摆脱现时。这不可避免地使他成为令人同情的悲喜剧人物。
正如著名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所说的那样，“西恩富戈斯是古印第安美洲的幸存者，一个真正的墨西哥人”。
和富恩特斯一样，阿格达斯的早期作品富有神话色彩，但在发表于1958年的代表作《深沉的河流》中，对混血文化的思考占了主导地位。阿格达斯是典型的印欧混血儿，生长在两个种族、两种文化的交叉路口：秘鲁农村；耳濡目染，对拉丁美洲的混血文化有深切了解。《深沉的河流》写一混血少年的心理活动，具有鲜明的自传色彩：埃内斯托的父亲是白人，母亲是印第安人。埃内斯托出生后不久，母亲离开了人世，父亲又弃他而去；他是在印第安养母的照拂下长大的，从小受印第安文化的熏陶，“满脑子尽是古老的传说”和“那些关于山峦、巨石、河流、湖泊的故事”。当父亲强迫他离开印第安人到省城接受教育时，他才十四岁，印第安人的血液象“深沉的河流”在埃内斯托身上湍流、涌动，“仿佛就要将身上的另一半血液排出血管”。他被带到了一所戒备森严的教会学校。教士们殚精竭虑，向他灌输西方文化，可他一心向往的却是被称为“异端邪说”的印第安神话世界：万能的蛇神、善良的河妖，等等，等等。作品结束时，埃内斯托已经具有明显的双重人格，两种文化分别统治着他的社会生活和内心世界。这是痛苦的合并、矛盾的结局，无数人为此付出了代价。其中作者的自杀就与此不无关系。
和阿格达斯一样，巴西作家吉马朗埃斯·罗萨一半是基督徒，一半是印第安人，甚至还是个神秘主义者和佛教徒，颇有些仙风道骨。用路易斯·哈斯的话说，他是个直觉主义者，相信古老的万有灵论；同时又是个理性主义者，受过正统的西方教育；他是个学者，但“也会像巫师那样连连祈祷”。
没有第二个作家能像吉马朗埃斯那样了解巴西腹地居民的文化混杂性。他笔下的腹地居民仿佛徘徊在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候鸟，同时处于图腾制极盛时期的印第安文化和现代基督教文化的氛围之中。无论在《舞蹈团》（1956）还是在《广阔的腹地：条条小路》（1963）中，都存在着两种或多种时空的交叉重叠。就人物而言，芸芸众生中有印第安牧民、基督教神父、故弄玄虚的巫师、离群索居的隐士、能歌善舞的黑人、衣衫褴褛的文人、浪迹天涯的歌手……于是印第安方言俚语和异教徒歌谣比比皆是，拉丁文术语和《圣经》故事随处可闻。也许，除了足球和狂欢节，再也没有什么比吉马朗埃斯·罗萨的小说更神奇、更能表现巴西文化了。
在五十年代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胡安·鲁尔福的《彼得罗·巴拉莫》（1955）堪称经典，它对墨西哥混血文化的表现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故事是这样的：胡安·普雷西亚诺遵照母亲的遗嘱到一个叫科马拉的地方寻找其父彼得罗·巴拉莫。他像但丁似的被带到了地狱之门。在那里，几乎所有男性都是彼得罗的儿子或仇人，几乎所有女人都与彼得罗或彼得罗的儿子有染。老姑娘多罗脱阿是位维吉尔式的人物，和胡安母亲生前交好，并在彼得罗娶他母亲时替她熬过了花烛之夜。当时彼得罗并不爱他母亲，而是看中了她家的财产，所以婚后不久，他就抛弃她另找新欢了。彼得罗坑蒙拐骗，从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变成了科马拉首屈一指的大财主。于是他变本加厉，为所欲为。1910年墨西哥革命暴发后，彼得罗俨然以革命者自居，派亲信到处招摇撞骗。他儿子米格尔也是个专横跋扈、好色贪懒之徒。有一天，米格尔不慎坠马身亡，村里的神父拒绝为他祷告，原因是他强奸了不少良家妇女，包括神父的侄女。彼得罗便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强迫手头拮据、家境匮乏的“上帝的使者”在上帝面前求情。彼得罗一生得意，唯独一件事令他耿耿于怀、寝食不安，那就是他对苏萨娜的单相思。他俩青梅竹马，在一起度过了肥皂泡似的童年。后来长大了，遂逐渐疏远。但是彼得罗对她的爱从来没有改变。最后，当恶贯满盈的彼得罗向她求婚并强行与她成亲时，她却装疯卖傻，千方百计拒绝他的爱情和欲望。苏萨娜死后，彼得罗众叛亲离，孑然一身，完全失去了生活的兴趣，结果被他的一个胡作非为的私生子送上了西天。
小说的开头平淡无奇，但情节很快展开，你会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进入了“魔幻境界”。胡安因母亲之嘱，千里迢迢到科马拉寻找父亲。途中，他遇到了一个叫阿文迪奥的年轻人，打听的结果是“彼得罗已经死了好多年了”。来到科马拉后，有个叫爱杜薇海斯老人对他说，阿文迪奥也是彼得罗的儿子，而且已经死了好多年了。胡安将信将疑，继续打听父亲的消息。不久，胡安又听说爱杜薇海斯也已经死了好多年了，是鬼。最后，胡安找到了母亲生前好友多罗脱阿。这时胡安也已经去世了，和多罗脱阿埋在一起。于是，作品的原逻辑和原时序消失了，接下来是胡安—多罗脱阿的墓中长谈和各色幽灵游魂的低声细语。原来，这一切都发生在过去，科马拉早已不复存在。现在的科马拉满目疮痍，万户萧疏，遍地荒坟，幽灵出没。
多么荒诞离奇！然而，在成千上万的墨西哥农民看来，鬼魂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胡安·鲁尔福选择他们做人物，从而使作品打破了常规，消除了议论，改变了时序、空间的含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部幻想志怪小说。因为作品所表现的最终是实实在在的墨西哥人，只不过他们的魔幻意识被绝对地形象化了。
胡安是个异邦亡灵。小说开篇第一句说：“我到科马拉来，是因为有人告诉我，说父亲在这里。他是个名叫彼得罗·巴拉莫的人。这还是我母亲对我说的呢。我答应她，待她百年之后，我立即来看他。”作者之所以选择胡安为主要叙述者，是因为他带来了母亲的回忆：一个蜂蜜味儿的、面包香的、充满生机的科马拉，它与胡安亲睹的完全衰落的、凄凉不堪的、死气沉沉的科马拉适成强烈的对照。母亲说，“过了洛斯科里莫脱斯港，就是一片美景：绿色的平原点缀着成熟了的玉米的金黄。从那里就可以看到科马拉。夜色把土地照得泛出银白”。在她的记忆中，科马拉是世上最美丽、最幸福的村子。“绿油油的平原，微风吹动麦秆，掀起层层麦浪。黄昏，雨丝蒙蒙，村庄沉浸在面包散发的蜂蜜芳香之中……”“每天清晨，牛车一来，村庄就颤动起来。牛车来自四面八方，装着硝石、玉米和青草。车轮发出吱吱咯咯的声音，把人们从睡梦中叫醒。家家户户打开炉灶，新烤和面包发出了香味。这时，也可能会突然下起雨来，可能是春天来了……”但是胡安见到的是一个炼狱般的科马拉：除了断垣残壁和杂草丛生的坟墓，就是不绝于耳的低声细语，“一种窃窃私语，犹如某人经过时对我咿咿唔唔地议论着什么，又象是虫子在我耳边嘤嘤嗡嗡地叫个不停”。
总之，胡安的回忆勾勒出了科马拉的一头一尾，而多罗脱阿的记忆则只是她眼里的彼得罗·巴拉莫。作品的核心内容是游离聚散于二者之间的“窃窃私语”：众灵的记忆。
我听见了喃喃的声音。 （胡安）
这声音是从远处传来的……这是男人的声音。问题是这些死了太久
的人一受到潮气的侵袭就要翻身，就会醒来。（多罗脱阿）
……
我想念你，苏萨娜。也想念那绿色的山丘。在那刮风的季节，我们
一起放风筝玩耍。山脚下传来喧哗的人声，这时我们在山上，俯视一切。
突然，风把麻绳拽走了。“帮我一下，苏萨娜。”于是两只柔软的手握
住了我的双手。“再把绳子松一松。”……（根据内容推测，我们知道
他是彼得罗·巴拉莫）
我等你已经等了30年了，苏萨娜。我希望为你得到一切……我希望
取得所有的东西，这样，除了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