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者的自我克制，在乾隆身上表现得比较明显。乾隆一朝鼓励农民开垦荒地不遗余力，但是出发点却仅仅是为了百姓生计，而不是为国家增加税收。乾隆皇帝在即位之初，就在《大清律例》中增加了新的一条：“各省官员不得再重新丈量农民土地，也不得强令农民向官府汇报自己开垦的荒地。”这其实就是宣布，农民新开垦出来的土地，永远不用给国家交税。乾隆年间，由于皇帝鼓励垦荒，全国耕地已经超过了十亿亩。但是乾隆年间的国家税收，始终只按七亿多亩征收。诚如乾隆所言：“民为邦本，庶富相因，但令小民于正供之外，留一分盈余，即多一分蓄积，所谓‘藏富于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者，此也。”
乾隆登上皇位后所做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就是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免除拖欠多年的农业税。在即位诏书中，乾隆宣布，凡是拖欠了十年以上，也就是雍正三年以前所欠的农业税全部免交。仅仅过了20天，皇帝再次颁旨，宣布去年以前，即雍正十二年以前所有未交的农业税，一律免除。大清帝国的子民们，特别是众多贫困人口，是摆脱了多年沉重的欠税负担进入乾隆时代的。这在以农业税为主要财政收入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影响非常巨大的决定。
在此后漫长的60多年统治中，乾隆帝多次部分或者全部免除农民的农业税，从而使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减免农民税款最多的皇帝。他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三十五年（1770年）、四十二年（1777年）、五十五年（1790年），以及嘉庆元年（1796年），先后五次，普免全国钱粮，共少收农民白银1。4亿两，粮食1200万石。这白花花的银子和沉甸甸的粮食，原本都是他爱新觉罗家的法定收入，是可以归他任意支配的。如此手笔，不可谓不阔绰。据《清代国家与社会》一书提供的数字，乾隆一朝所减免的农业税总数为2。0275亿两白银，是中国历朝之冠。如果粗略地以一两白银折人民币200元计算，可合今天币值405亿元人民币。如果说这个数字仍不够直观，那么我们再用另一个数字来表述一下：乾隆减免的农业税占乾隆朝财政总收入的7。57％。而我国于2005年宣布免除全部农业税，其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例不过是1。7％。
乾隆深深懂得贫富差距过大是社会动乱的源头，所以他采取了许多照顾最底层民众的措施。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继位为君三月余的弘历，下达了“劝减佃租”的谕旨。他在谕中讲道：“我减免农业税，地主所得到的好处居多，那些无业的贫民，租种别人土地，终岁勤劳，但是却得不到我的恩泽，还是要按原来的比例交纳地租。这无疑不合适。如果这些受朕恩惠的地主，把所受的恩惠让一半给佃户，那就最好了。”
因此，乾隆一朝经常命令各地官员劝谕地主减轻田租，对那些让租者，加以鼓励。他认为，这样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的盛世。“朕视天下业户、佃户，皆吾赤子，恩欲其均也。业户沾朕之恩，使佃户又得拜业户之惠，则君民一心，彼此体恤，以人和感召天和，行见风雨以时，屡丰可庆矣。”
除了免税救灾、鼓励垦荒等措施之外，乾隆皇帝在兴修水利工程，推广红薯、玉米等高产作物，鼓励人口流动方面都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措施，每项工作的成果都超越中国历史上其他帝王。
有人说，乾隆年间的人口增长并不是中国出现的个别现象，而是全世界的共同规律。整个18世纪，全世界的人口从6。41亿增长到了9。19亿，增幅高达43％，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得力于红薯、玉米这两种“18世纪的食物革命”。
确实，红薯、玉米是推动乾隆“全盛”的两支有力的助推火箭。乾隆皇帝在这两种作物的推广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在北方大力推广红薯种植，并鼓励人们研究红薯种植法。最先到山东、河南推广甘薯种植技术的福建监生陈世元，得到皇帝恩赏的国子监学正之追封。而地方官陆耀因为编写《甘薯录》而被晋升为湖南巡抚。在皇帝的劝谕下，川、楚、陕、皖、桂等省“延山漫谷，皆种玉米”。经乾隆一朝的倡导，红薯、玉米已经成为中国贫苦农民的基本口粮。
当然，我们不能说乾隆全盛主要是这两种植物的功劳。在乾隆60年的统治生涯中，中国的人口增长了一倍，确切地说，增长了108％，比世界水平高出了65个百分点。18世纪初，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为23。4％，到这个世纪末则达到了34。06％。除了食物革命，另一功劳归于水利，由于乾隆年间特别是中前期政治纪律清明，国家执政能力强大，黄、淮、永定河、浙江海塘都得到了空前有效的治理，各省主要河道也都得到了疏浚，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乾隆朝农业发展的标志性成绩是全国粮食产量的增加。据吴宾《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一文，中国历代口粮总量发展呈总的上升趋势。其中秦汉为417亿斤，唐代为626亿斤，宋代为835亿斤，明代为1392亿斤。而到清乾隆晚期，一跃而达2088亿斤，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正是农业的成绩，使乾隆朝的人口发生爆炸，支撑各项社会经济发展指标达到中国历史的极峰。
在清代以前，中国人口多数时间在数千万左右，只有少数几个历史时段突破过一亿。经过康熙、雍正两个承平时代，中国人口已经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进行的第一次全国规模的人口普查结果是共有人口14341万，由于经济繁荣，农业发展，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人口增至29696万，50年里翻了一番。
二 “盛世”的武功（1）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月二十三日上午，一匹高大消瘦的驿马穿过西便门，风驰电掣般直奔大清门。
驿马送来的是万里之外定边右副将军富德的捷报。他向皇帝汇报说，天山南北所有叛乱都已经彻底平定。这片不驯服的土地经过连续四次大军践踏，终于服服帖帖，不再心存异志。
这场胜利，是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开始，三代皇帝七十多年努力的一个漂亮结局。天山南北以及巴尔喀什湖一带从此尽入大清版图，被称为新疆。两朝遗志终于被圆满实现，清王朝最大一块心病被彻底根除。消息传来，四十九岁的乾隆悲喜交集。他立刻连续拜谒了景陵和泰陵，向康熙和雍正皇帝汇报这一喜讯。望着雍正皇帝留下来的宝剑，他不禁悲从中来，痛哭出声，因赋诗道：“质明峰树辨陵园，趋谒松宫冠剑存。敢曰志成荡盐泽，亦云功定靖花门。凡兹万里遐宣武，总荷九天默佑恩。二十五年如一瞬，鼎湖回忆痛难言。”
这场胜利确实来之不易。
事情起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
这年十月，一封六百里加急的文书从蒙古乌里雅苏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扎布汗省省会）送到了清廷。将军成衮扎布在奏折中汇报，准噶尔汗国的三个小首领，台吉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蒙克（史称三车凌）率领三千户蒙古人，一万多人口，宣布脱离准噶尔汗国，投奔大清国寻求庇护。他们离开了世代居住的额尔齐斯河牧场，顶着凛冽的寒风，赶着牛羊，携带着老小，经过十余天长途跋涉，才到达乌里雅苏台地区。
将军在汇报中说，准噶尔汗国长期与大清为敌，这些人声称投奔大清，不知是真心依附，还是准噶尔人的诡计？他请示皇上，对这些人采取什么态度？
收到这封奏报，乾隆的嘴角浮起一丝微笑。对于三车凌的投奔，他并不感觉意外。从乾隆十年（1745年）以来，他已经多次收到过情报，说准噶尔汗国正处于内乱之中。这次一万多人的内附，更加证明了这些消息的准确。
数代以来，准噶尔汗国一直是大清王国最大的威胁。
准噶尔蒙古是一支古老的蒙古族部落，长期以来生活在今天的新疆、青海一带。汉人对他们曾经有过多种称呼，比如“西蒙古”“厄鲁特”“卫拉特”和“瓦剌”。明代，就是这部分蒙古人在也先的带领下，制造了著名的“土木堡之变”，俘虏了明英宗。
在清朝入关后不久，准噶尔部蒙古人又一次崛起于天山南北，建立了强大的准噶尔汗国，首领是蒙古族的传奇人物噶尔丹。他坚毅、刚强、多谋善断，通过十年征战，统一了西蒙古四部。随后，他信心暴涨，制定了先统一天山南北，再统一整个蒙古民族，最后与中国的满族统治者较量手腕，恢复大元旧业的宏伟蓝图。
雄心勃勃的噶尔丹颇有手段，他改革了草原法典，第一个开始在蒙古制造铜币，稳定了草原经济，壮大了蒙古骑兵，很快征服了大半个新疆。中亚一带的民族，已经把他和西面的俄罗斯彼得大帝及东方的康熙皇帝相提并论，称他为“博硕克图汗”，认为他们是欧亚大陆上鼎足而三的三位大帝。如果不是遇到了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他很可能会问鼎北京，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蒙古族统治者。不幸的是，他生不逢时。精明的康熙成功地加强了对喀尔喀蒙古部的笼络和控制，使噶尔丹统一蒙古的梦想无法实现。接着康熙又两度率兵亲征，举全国之力与准噶尔蒙古较量，终于于乌兰布通和昭莫多两次大败噶尔丹。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噶尔丹在沙漠中怀抱未能实现的梦想，郁郁而终。
虽然击败噶尔丹一直被列为康熙最重要的军事成就之一，但事实上，准噶尔汗国仅仅遭遇了挫折，远远没有被打垮。在噶尔丹之后，他的继承者们很快又使汗国强盛起来。他们重拾噶尔丹的旧梦。雍正九年（1731年），清准两方再起战端，两军大战于和通泊。清军大败，副将军以下皆战死，西路军三万人，逃回科布多者仅两千人。这是清王朝建立以来内外战争中最惨痛的一次失败。雍正十年（1732年），准噶尔部再度内侵，幸亏归附清朝的喀尔喀蒙古拼命抵抗，才击败了准部。在雍正年间这两次战争打了个平手之后，清帝国和准噶尔握手言和，双方划定了边疆，开始了贸易，中国西部出现了二十年的和平。但是，和通泊之战永远是大清帝国的噩梦，准噶尔部一直窥伺着内地。一旦清朝腹地出现什么风吹草动，它就有可能像凶猛的狼群一样迅速出击，在大清帝国的咽喉上狠狠地咬上一口。
因此，自即位以来，虽然天下太平，乾隆却一直警惕地关注着大清的西部版图，凡有准噶尔的消息，他都不放过。
早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准噶尔汗国已经有一千多户东迁到察哈尔，归附了清朝。乾隆毫不犹豫地接纳了他们，命赏给他们牲畜，妥善安置。从这些人嘴里，他获取了大量的情报信息。
原来，乾隆十年（1745年），准噶尔汗国原首领噶尔丹策凌病逝，他的三个儿子为争汗位大打出手，自相残杀，导致汗国四分五裂，力量大衰。乾隆十八年（1753年），新首领达瓦齐讨伐不听指挥的杜尔伯特部，杜尔伯特部的三车凌为了寻求活路，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投靠清朝政府寻求保护。
因此，接到汇报后，乾隆在第一时间即断定三车凌是真降。他命令守边将军妥善安插三车凌人口，赏赐给他们大量的银两、米面和牛羊，还专门设了“赛因济雅哈图盟”，任命车凌为盟长，车凌乌巴什为副盟长。
投降的三千户西蒙古人获得如此优厚的待遇，已经出乎他们的意料。不仅如此，为了表彰杜尔伯特三车凌“率万余众，倾心来归”的功绩，乾隆十九年（1754年）五月，乾隆皇帝还特别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三车凌。皇帝分别册封车凌为亲王，车凌乌巴什为郡王，车凌蒙克为贝勒，其余头目也都分别封为贝子、公、台、吉等。他连续八次在避暑山庄万树园中举行盛大的宴会。自山庄建立以来，还从来没有如此热闹过。
乾隆之所以如此隆重对待三车凌，不仅仅是为了表彰他们“万里远归”，更主要的，是为了了解准噶尔汗国的虚实。他与三车凌数次长谈，深入掌握了准噶尔汗国的情况。他发现，今天的准噶尔正处于历史上最虚弱的时期。
皇帝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迅速出兵，扫灭准噶尔汗国。他下诏说明自己想大举兴兵作战的想法：
（准部）数年以来，内乱相寻……此正可乘之机。若失去这个机会，再过几年，等其局势平定，必然还会与我为敌作战。那时我军再与之战争，耗费必然更为巨大……朕以为机不可失，准备于明年分两路进兵。这是从前数十年未了之局，我今天再四思维，有不得不办之势。（《清高宗实录》）
此诏一下，大清举国震惊。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有福气的皇帝，乾隆本来是一个“太平天子”。他在和平中接了班，在他统治的前20年里，大清天下也风平浪静，边疆无警。除了那场本没有必要的金川战争之外，大清不闻兵戈之声。
发动平准之战，在所有人看来完全是自找苦吃。如果不发动这场战争，历史绝不会因此而指责他。主动出击成功，固然荣耀无比，一旦失败，那么他20年统治的成果会毁于一旦，自己也身败名裂。
因此，乾隆二十年（1755年）皇帝决定出兵时，遇到的几乎是一致的反对之声。
理由之一是所谓“兵者不祥之器”。20多年前的和通泊之败在大清官员心中留下的阴影太深了，一提起准噶尔，他们就心惊胆战。在他们看来，蒙古人不来进攻大清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大清怎么可以主动挑起战端呢？确实，农业文明并非尚武型的进取文明。一般情况下，汉族与周围民族的战争，都是少数民族主动挑起的。几千年来，中原王朝对边疆民族一直缺乏必要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几乎从来没有政治家和学者认真研究过这些蛮夷的内部政治结构和军事行动规律。历史上汉人王朝对待边疆少数民族，通常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羁縻”。也就是说，被动应付，委曲求全，用金钱和布匹收买。他们认为，这些蛮夷是“犬羊之性”，思维方式不同于人类，完全不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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