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盛世》

下载本书

添加书签

饥饿的盛世- 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绝不容眼里掺一点沙子的皇帝决定,收回以往三代皇帝对张廷玉的一切赏赐,以示惩罚:

张廷玉深负三朝眷注之恩……岂容其冒叨宠赍。所有历来承受恩赐御笔、书籍,及寻常赍赏物件,俱着追缴。

皇帝派出自己信任的内务府大臣德保,去执行这个任务。在派出之际,特意把他召入宫内,秘密叮嘱了一番。

乾隆十五年(1750年)八月,钦差大臣德保来到了张家。张廷玉率领全家,跪在门口迎接。他早早遵旨,把三朝皇帝赏赐给他的字画、珠宝、衣服器物收拾到一起,准备交给德保。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德保不但带了十多名随从,还从知府那里,借来了200名兵丁。这200名军人事先显然准备充分,进了张家,不由分说,以查找是否还有遗漏的赏赐物为名,开箱砸锁,挖地三尺,居然抄了张廷玉的家。

好在张廷玉持身之谨并非虚言。抄家过程证明张廷玉持身清正,并无太多财产。

不过,德保却带走了抄家过程中翻出来的所有带文字的东西:书籍、文章、信件乃至便条。

原来,派德保出京之前,皇帝秘密嘱咐,到了张家,一定要借查找皇帝赏赐字画之名,严格检查张廷玉的私人文件及藏书,看看其中有没有对乾隆的怨望之词。

在细细审查了之后,德保一无所获,他对这位张阁老不禁佩服得五体投地。作为一个文臣,谁也保不住会用文字发泄发泄心情,在书信日记中品评品评人物,说几句牢骚话。特别是那些参与过中枢政务的大臣,回家之后,都爱写写回忆录,记录点高层政治的秘密。但是张廷玉却没有这样做。在他的数百封私人书信中,没有一字涉及政治。张廷玉确实编了一本年谱,记载了自己政治生涯中的大事。不过,这本年谱中,他只是详细记载了三朝皇帝对他的“恩遇”“赏赐”,虽然细到哪一天皇帝说过哪句赞赏他的话,哪一天赏了他什么食物,却没有一字对朝政的品评,也没有一字涉及政治机密。德保虽然素知张廷玉以谨慎闻名,不过他没有想到,张氏会谨慎到如此程度,这位三朝老臣真是成了精了。要知道,这次抄家,如果稍有把柄被抓住,张氏就必然要身首异处。

由收缴赏赐之物变成了抄家,这一举动引得举国惊疑。毫无收获的皇帝也觉得这事做得没有什么意思,后来不得不下了道谕旨,说是德保弄错了皇帝的旨意,他并没有命人抄家。不过,大家都心知肚明,抄家是何等大事,德保不弄清楚,怎么敢贸然行事?就算德保是真的糊涂弄错了,乾隆必加严谴,何能不追究责任?事实明摆着,就是皇帝想置张廷玉于死地。

虽然逃过了一死,但既经抄家,张廷玉名誉也就彻底扫地。皇帝命张廷玉交代与朱荃这样的卑污小人“公然与为姻亲,是诚何心”?除了服罪,他更复何说?于是他上奏皇帝说:“臣负罪滋深,天褫其魄,行事颠倒。自与朱荃结亲以至今日,如在梦昧之中,并无知觉。今伏读上谕,如梦方醒,恐惧惊惶,愧悔欲死,复有何言?乞将臣严加治罪。”

皇帝把张廷玉的奏折交给大臣们公议。大臣们一致认为,张廷玉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自然应该“革去职衔,交刑部定议,以为负恩玩法者戒”!

皇帝毕竟是“宽仁之主”,发布上谕,宽免张廷玉的“罪过”,但免不了借题发挥,对张廷玉又痛斥一顿:张廷玉身负三朝重恩,遭遇之盛,罕有伦比,而且得到了配享太庙之荣誉,应该何如感激报效。即使年纪衰惫,也应该依恋阙廷,鞠躬尽瘁,不忍言去。不料他平时则容默保位,及其年老,不能再营私,就一再要求归荣乡里。对于君臣大义,并不在心上。以如此存心,不惟得罪于朕,并得罪于皇考。所以天地鬼神,显夺其魄,让他一生的居心行事,至此尽行败露。张廷玉罪过实属重大,即使罢了他的官爵,加以严谴,也不为过。至于他党援门生,及与吕留良案内之朱荃联为儿女姻亲之罪,在他反倒是小过了。不过既经罚款,并且令人追缴了赏赐给他的诸物件,已足以表示惩罚。如果如大臣们所议,将他革职治罪,我并不同意。在张廷玉忍于负朕,自所应得,而朕心仍有所不忍,着从宽免其革职治罪,以示朕始终矜宥之意。

经过这场问罪,张党完全被击垮。张廷玉名誉丧尽,门生故吏各寻出路,如树倒猢狲散,连吴士功这样的死党也去投奔了史贻直。乾隆打击朋党,终于以全胜结局。

修炼了一辈子臣术,最后还是一败涂地。经此打击,张廷玉彻底灰心丧魄。他日日兀坐家中,终日不发一语。乾隆二十年(1755年),在家中苟活了五年,张廷玉终于死了。

消息传来,乾隆也感到一丝悲痛。毕竟他们君臣相处了十四年,回想起张廷玉一生的所作所为,他感觉自己对张廷玉确实苛刻了点。毕竟,张廷玉为大清辛辛苦苦工作了近五十年。皇帝做出眷念老臣之姿态,宣布宽恕张廷玉的一切过失,仍然命他配享太庙。恤典如常,谥文和。太庙那块冷猪肉,皇帝恶作剧般反复折磨多次后,终于又摆到了张廷玉的嘴边。只不知张廷玉是否死后有知。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皇帝写了一系列怀旧诗,怀念自己驾下的五位大学士。其中关于张廷玉的一首诗曰:

风度如九龄,禄位兼韦平,

承家有厚德,际主为名卿。

不茹还不吐,既哲亦既明,

述旨信无二,万言顷刻成。

缮皇祖实录,记注能尽诚,

以此蒙恩眷,顾命配享行。

及予之莅政,倚任原非轻,

时时有赞襄,休哉国之桢。

悬车回故里,乞言定后荣,

斯乃不信吾,此念讵宜萌。

臧武仲以防,要君圣所评,

薄惩理固当,以示臣道贞。

后原与配食,遗训敢或更,

求享彼过昭,仍享吾意精。

斯人而有知,犹应感九京。

在诗注中解释最后两句时,乾隆说,张廷玉虽有过,余仍不加重谴,仍准以大学士衔休致。及其既卒,仍令配享太庙。余于廷玉曲示保全,使彼泉下有知,当如何衔感乎?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张廷玉虽然犯了错误,我仍然没有严厉惩处,仍然准许他以大学士的官衔退休。及至他去世,我仍然令他配享了太庙。我对张廷玉如此优容保全,如果他地下有知,不知道会怎么感激涕零?

第五章 盛世之巅

一 “以民为本”

除了驱敌拓土之外,平定新疆战争的另一个意义是它的标志性。它标志着乾隆盛世达到了“全盛”,也就是基本完美无缺的阶段。中国历史上这最后一个盛世,人们通常称为“康乾盛世”。事实上,康熙和雍正的统治还称不上完美。直到乾隆新疆战争之后,清王朝在各个方面全面实现了对历史的超越,进入无可挑剔的“全盛”。

虽然对官员严酷苛刻,但乾隆对平民百姓却十分仁慈。这一点与朱元璋非常相似。

乾隆的天性中,有继承自母亲的善良。小时候宫中小动物死亡,他经常会泪流不止。雍正在遗诏中称乾隆“秉性仁慈”,并非虚誉。雍正甚至因此一度担心乾隆是否过于仁柔,以至于不能胜任皇帝这个职务。

从小接受的帝王教育,把“重农”“悯农”思想牢牢地刻进了乾隆的脑海里。虽然生长于深宫之中,他却对农民生计之艰辛有颇多了解。学生时代,他写过许多首以“爱民”为主题的诗歌。严冬之夜,他倚坐在紫禁城暖阁的炉火边,听着窗外北风呼啸,蓦然想起城外茅屋里的穷人会怎么熬过这个寒夜:“地炉燃炭暖气徐,俯仰丈室惭温饱。此时缅想饥寒人,茅屋唏嘘愁未了。”

随父亲外出谒陵打猎时,他看到农民正在地里秋收,挥汗如雨,遂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吾闻四民中,惟农苦莫若。有年谷价低,歉年委沟壑。即今丰稔收,租重主人索。益信为政者,仁民最先著。”

这些诗歌中的拳拳之意,较以写悯农诗著名的李绅等并不多让。虽然在学生期间形成的许多政治理念,在后来漫长的政治实践中被大幅修正,但悯农重农思想,却始终如一。直到乾隆五十三(1788年)年,年逾古稀的皇帝还亲笔临摹了南宋画家李迪的《鸡雏待饲图》,然后命刻印多份,发给各地官员,让他们“勿忘小民嗷嗷待哺之情”。

因为对民生的关切,所以乾隆对水旱灾荒特别关注。各地的天气和收成时时牵系着乾隆的心。史料表明,乾隆一生多次因为灾情而流泪。

有一年,安徽太湖县受灾,灾民在野外掘野菜时掘得一种“黑米”,数量甚大,掺在其他粮食中,可以用来充饥。乾隆得知后,命地方官把这种“黑米”呈上一些,自己亲口尝试后,不禁潸然泪下:

挖蕨聊糊口,得米出不意。

……

并呈其米样,煮食亲尝试。

嗟我民食兹,我食先坠泪。

……

邮寄诸皇子,令皆知此味。

他把这些“黑米”分别寄给几位皇子,让他们了解民间疾苦。

乾隆多次说,救灾是“国家第一要务”,“赈恤一事,乃地方大吏第一要务”,告诫地方官员“第一应戒讳灾之念”。他当政几十年间,始终坚持这样的原则:“向来督抚中失察挂误处分,朕常加宽免。或有讳灾之事,朕必重治其罪。”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乾隆元年(1736年),他即位不久就因隐匿灾情不报,而罢了甘肃巡抚许容的官。乾隆七年(1742年),两江总督那苏图也因汇报灾情不实而受到皇帝的严厉申饬。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山东德州发生大水。大雨一连下了七昼夜,德州居民扶老携幼,纷纷攀登城楼,在城墙上生活多日。由于城中乏粮,百姓饥困,哭声震天。

其时德州城中的最高官员山东督粮道颜希深出差到省城办事,城中没有主事之人。虽然官仓中有粮,也无人敢决定放赈。颜希深七十多岁的老母何太夫人在官署中听到饥民的啼哭之声,询问署中人员为什么不放粮。署员说,放粮乃是国家大政,必须等颜道员回来后奏请上级批准才行。否则擅动仓谷,处罚极严。不但要丢官,还需要补赔。

何老太太闻听,勃然大怒,说:“此何时也!犹拘泥于常法乎?况德州距离省城甚远,如果等我儿子回来,再经详奏核复,那么数十万灾民都将成饿殍矣!你们无须忧虑,马上开仓放赈,以解倒悬。如果将来朝廷怪罪下来,一切由我儿子承担。如果要赔偿,我愿尽吾家所有,查封以抵偿。”

在老太太的力争下,仓库管理人员终于打开了粮仓,数十万饥民得以全活。

消息传到省府,山东巡抚非常震惊。他们以擅动仓谷,蔑视国家体制,加以举报。皇帝得知此事愤然批道:“有这样的贤良母亲和好官,为国为民,权宜通变,巡抚不但不举荐,还要弹劾,怎么能鼓励那些为国考虑者!”皇帝降旨,已动用的仓谷,准许作为正项开销,无须赔补,并且特别赐给颜母三品封诰。从此,皇帝对颜希深母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颜氏也因此仕途通畅,一路飞黄腾达,很快高升到督抚之高位。(谢骥《论“颜氏文化”的三大亮点》)

正如同对颜氏母子的特殊处理一样,凡事斤斤计较、察察为明的皇帝,独独对赈灾中的跑冒滴漏“难得糊涂”。发生灾害时,他宁肯地方官报得严重一点、夸张一点,因而发生冒赈、滥赈之弊也不追究。他最怕的就是他们赈灾不力,因此他多次说“办赈理宜宁滥勿遗”。对于那些舍不得花钱救灾的地方官,乾隆深恶痛绝。乾隆十七年(1752年),山西部分地区受灾,巡抚阿思哈舍不得动用国库银两,就劝富户出钱救灾。皇帝十分生气,说:“此奏实在卑鄙错谬之至,朕实骇闻。”不久就罢了他的官。

考察乾隆历年救灾,确实是认真从事,不惜巨款。乾隆七年(1742年)皖北大水,灾民达二百二十万。乾隆特批当时国家全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即白银二百九十万两、粮食二百二十万石救济。乾隆十八年(1753年)左右,户部把乾隆即位以来用于救灾的钱和前两任皇帝做了对比。报告说:“雍正十三年之间,江南赈灾款项,共用了一百四十三万两,已经很多。而乾隆元年到十八年,就已经用了二千四百八十余万,粮食也是二千多万石。”负责漕运的官员也提醒皇帝:“康熙年间共截过漕粮二百四十万石用来救灾,雍正年间也不过二百九十万石。可是乾隆元年到二十年,就已经高达一千三百二十多万石。”事事号称法祖的乾隆看到这个数字也很吃惊,说:“朕遇到偏灾,即有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之怀,不能自已。也想不到竟然动用了这么多漕粮。”(《清高宗实录》)吃惊虽然吃惊,但是慷慨仍然慷慨。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全国性灾荒,乾隆手忙脚乱,昼夜不息,批示各地,或令截留漕料,或令开放谷仓,或令发给银两,或令减价平粜,或令兴工代赈。皇帝说:“朕廑念民依,如伤在报。”这一年用来赈灾的银两,高达一千四百万,占国家全年财政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还多。

虽然乾隆年间的救灾也无法避免人治社会中常见的侵吞干没,层层盘剥,但是纵向比较中国历史,仍然可以肯定地说,乾隆是传统社会中采取救灾措施最为得力的统治者。

清代皇帝一直以明朝为他们的前车之鉴,而明王朝给他们的最大教训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谁都知道,清朝得以入关,是捡了个大便宜,明王朝实际上是被饥饿的农民颠覆的。而颠覆的直接原因,就是对农民剥削过重。万历年间加派三饷,每年从农民身上多搜刮一千多万两白银,剜肉补疮,动摇了大明帝国的根基。所以,清代皇帝经常讲,明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

熟读历史的乾隆知道,饥饿的农民是国家最危险的敌人,而温饱了的农民则是皇权最坚定的支持者。为了江山万代,乾隆必须减轻对农民的剥削,使绝大多数老百姓有饭吃。这是国家政治的重中之重。

统治者的自我克制,在乾隆身上表现得比较明显。乾隆一朝鼓励农民开垦荒地不遗余力,但是出发点却仅仅是为了百姓生计,而不是为国家增加税收。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