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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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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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着他能接收到的一切信息,从中厘取有用的成分。神秘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神秘文化引起他的兴趣,自然在情理之中。当然,与经史子集比起来,神秘文化中的营养的成分少得可怜。但凡事都愿亲身尝试一遍的曾国藩仍然要榨取一过,才能放心。



曾国藩善于从庸常琐碎的现实生活中汲取提炼智慧,与其说曾国藩从《易经》、从相术中学到了知识,不如说他读易、读相法、读风水过程中与自己的生命经验偶有所印证而已。《易经》、相法之类对曾国藩来说,只不过是些钩子,用来系挂他自己的人生智慧。有人说,曾国藩从《易经》中学到了“盈虚消息之理”,读出了“一分为二”的观点,读出了谦虚谨慎,读出了自强不息,其实更应该说,他是借《易经》中这些经典名句使自己的生命经验系统化、分明化了而已。如果没有自己一生的复杂历练,曾国藩坐在书斋中读一辈子《易经》,也不会有什么所得。还是曾国藩自己总结得好:

神者,人功与天机相凑泊,如卜筮之有繇辞,如《左传》诸史之有童谣,如佛书之有偈语,其义在于可解与不可解之间。

神秘文化当然不会给曾国藩驱灾祈福方面的直接利益。如果从正面来看,神秘文化应该给了他如下启示:

神秘文化一方面告诉他命由前定,另一方面又启示他宇宙的规律可以索解,人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自己把握。

《易经》中天人合一、阴阳相生的思维方式,相面术中对精气神的判断,风水理论中关于水源的选择,以及传统养生术中动静结合的理论,这些神秘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对于他的日常生活发挥过正面影响。

除此之外,神秘文化有益于他的,也许就是心理上的安慰了。曾国藩算卦之中的自娱自解的成分,也许大于求索未来的欲望,他所求的,其实就是在焦灼之中舒解心理紧张。至于“命运”之说,对他开拓胸襟、看淡功利,在极度困难痛苦之际的超拔穿越,更是起了巨大的作用。

跋: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

柴静



我认识宏杰,是他写《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写朱元璋,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看得我心里悚然。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我曾经问他:“为什么要写这人?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

宏杰说:“我没想这么多,我只是对他感兴趣,想通过写来了解他。”

当时我正写顾准,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都并非天才,受尽困厄,回到平实,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

老曾说,“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知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而顾准说,“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我注目现世,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对于未来的瞻望,必肇始于前,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而现在没有萌芽的。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专制的道路,像顾准所说“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但他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所以,他不讲过高之理,只以“实事求是”为宗旨。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兼容并包,这样的思维方式,用老曾的话说是“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用顾准的话说是“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没有飞跃,没有灵光乍现,立地顿悟,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而勉而行,但坚韧之感,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直没刀柄。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人人可为。



道光三十年三月,老曾是礼部侍郎。四十岁了,还是一个愤怒青年,其时官场已经是熟透的昏黄,他声色俱厉地评论“诸老”——“恶其不黑不白,不痛不痒,假颟顸为浑厚,冒乡愿为中庸,一遇真伪交争之际,辄先倡为游言,导为邪论,以阴排善类,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

他连皇帝也骂,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不暇深求”,“徒尚文饰”,表面说言者无罪却“疏之万里之外”,或者“斥为乱道之流”。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吏制发言,碰到什么事情,只有“相与袖手,一筹莫展”。

句句见血。

咸丰帝看完全文,当场大怒,“掷其折于地”,虽然被人劝住了,怕也是动过杀机。

三年后,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还不到一个月,皇帝就催他“着即赶办船只炮位”,“自洞庭湖驶入大江,顺流东下,直赴安徽江面”。当时,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老曾只能抗着不去。

咸丰憋了几年的火,这时一发而泄——“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这话说得挺狠,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么?行,“办与朕看”。

都能听到词章后的冷笑。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瞠目结舌,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几年在军中待下来,老曾算是知道了,调兵,拨饷,察吏,选将,全靠应酬人情,完全不问情势危急,有谕旨也没用,“苟无人情,百求罔应”。

学会应酬交际,算是老曾的成年礼。

应酬周到,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但愤青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哪个血气方刚、黑白两分的人,能够低下身段,与自己痛恨的“软熟和同”之人把臂周旋?

复出之后他说:“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坚。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办毕,则远胜于前次。”

可以想象“诸老”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小曾吃了亏,现在知道点轻重了”,胡林翼也说他再出之后,“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老曾自己也承认:“仪文弥加检点,而真意反逊于前”,要把维持住表面和平,话话都说得要得体,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再进一步是深渊,但是退?后面是个大斜坡,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不知不觉中,一日千里,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

他自己也说,想找条中间道路,可哪有那么容易呢?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今夜醒后,心境不甚恬适,于爱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



这种心态,常被误解。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一个团团脸胁肩谗笑处处打揖的人。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面厚心黑曾国藩”。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柔弱胜刚强”,但是什么是柔弱,什么是刚强,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劝他哥,今日之世界是“势利之世界,以强凌弱之世界”。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强时容易鲁莽、操切,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退缩,像宏杰写的“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变成一个不思进取、明哲保身老官僚,成天求神问卜,不干正事。他晚岁任两江总督,以清静无为为旨,对外自称‘卧治’,人称‘国荃晚任江督,软滑不治事,诚无足称’。”。

走上常见的,晚清官场“多磕头,少说话”的路子。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他从没走到“真伪不辩”的乡愿上去。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人到中年,虽然磨砺性情,“知自己处处不如人”,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不肯轻议人非,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劝勉子弟也一直说:“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试为之,此后必将不肯为矣。”

不过,人到中年,他对“刚”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去忿欲而存倔强,是为刚,“刚非暴戾之谓,强矫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至刚无刚,至柔不柔”,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只是“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

胡适思想上的一次大变化,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至柔可以克万物”。后来他在美国之后,有次去大峡谷,看到很大的瀑布,就对韦莲司说,你看,水的力量多大啊,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说,你错了,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不过,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必须饱含雄奇之力,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写过一句话“寓深雄于静穆之中”。

“雄字须有长剑快戟,龙拿虎踞之象,锋芒森森,不可逼视者为正宗,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作一种乡愿字,名为含蓄深厚,举之无举,刺之无刺,终身无入处也。”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他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的弱点》,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是缺乏精确性,中国的“一串钱”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陕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隶是三十三文。“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分布在城市边里的几个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问一个中国厨师,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答案就一个,“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问“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答案也只有一个,“不,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国,会把这格言改成“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顾准批评他们:“宋儒说,‘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但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今日明日格的一事,他们所希望的是那一旦豁然贯通的智慧,这是科学的反面,科学所求的知识正是这物那物的道理,并不妄想那最后的无上智慧。”

晚清困局,十分被动,华洋冲突不断,越是这样的朝廷中,说性理者风头越足,好空谈,好讲华夷之辩,好讲血性,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一被动就激进,一保守就顽固,倭仁是当时著名理学家,他说:“孔门大路,惟有敛心逊志,亦趋亦步去,知一字行一字,知一理行一理,是要务。”

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自汉以后,虽亦思想家辈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范围,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悬想独断……这种哲学,没有科学作前提,永远以圣言量为标准,而不能出烦琐哲学的范围,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外,可以说,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它仅仅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

一直到老曾与李鸿章这一代,闭着眼睛过不去了。他们身在一线,战争是真刀实枪,割地是真金白银,切肤之痛,知道靠“圣言”救不了世,李鸿章的一句话,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孔子不会打洋枪”。

打枪不分君子小人,只靠详尽的“这物那物”的道理。



有了求实一念,人才会从道德制高点上下来,脚踏实地,不激不随。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曾让大家就“用人行政”发表意见,倭仁与曾国藩都上书。倭仁大谈“君子小人之辨”,咸丰倒也不糊涂,批了一个“名虽甚善,而实有难行”。

老曾比较实,写得很具体,认为用人之事“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咸丰批“剀切明辩,切中情事”。

老曾也是理学之徒,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小人为分,强调他的标准是“晓事”,也就是明白事理。

“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乡愿固谬狂狷亦谬。”

他这话说得挺狠,有破瓜之快。

我们做记者的,几年下来,有个变化,以前采访时总觉得对面是好人坏人,现在觉得只有好事坏事,像老曾说的“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暧,即时为小人”。

有这样的立场,才能以事实与证据为准绳,不轻取人,不轻毁人,独立无惧,确乎不拔。

他说:“故群誉群毁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敢附和。”

老曾常被人批评“儒缓”,同时期任职的英国人赫德认为他虚得大名,“优柔寡断”,他也自承“愚”。其实他的本来性情并非如此,是一个“好下断语”的人。由此及彼,是自我修正的结果。虽然愚也有弱点,左思量,右考虑,甚至有时错过决断的最好时机,但自认“愚”也就意味着知道认识事物并不容易,不会对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轻易判断,他看书常常有疑义,写在卷首眉梢,日久甚至成书。加上他带兵治事,他看兵书与历史时,常与现实对应质疑,不拘古人,不泥成法。

加上年事渐长,挺身入局之后,渐渐看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他曾痛恨“不黑不白”之风气,强分善恶,但此时就像王小波嘲讽“明是非”者一样讽刺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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