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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乩得到了一个非常不吉利的“败”字。曾国藩大惊，以为刚刚取得九江大胜，怎么会出来一个“败”字？乩又判说，这个“败”字与九江之胜有关。曾国藩问，九江初克，运气正好，“败”字何指？乩又判到，这个“败”字不但关系到天下大局，也关系到曾家自己的家运。
曾家人“又问仙何人何职位今欲何往”，也就是问降下这一预言的是哪路神仙。“仙自称名为彭某人，河南固始人，生时官都司，死于咸丰年固始之难。现为云南大理府城隍神。赴任路过云云。”仙人自称叫彭某某，是河南固始人，生前是咸丰年间的一个都司，死于战乱，刚被上天任命为云南大理府城隍神，在赴任途中路过湖南，所以下来降言。
当时曾国藩听了之后，虽然“凛然神悚”，然终不解其故。也就只好将神仙的预言置于半信半疑之间。
直到曾国华丧后，曾国藩才恍然大悟此“败”字何指：
由今观之，三河之挫，六弟之变，正与“不可喜也”四字相符，岂非数皆前定耶？
多年之后，和赵烈文谈起此事，曾国藩还认为此事足以证明鬼神确实存在：
其效验昭昭之如此，且先半载知之，则世俗所云冥中诸神，造兵死册籍等语，非为荒唐之说矣。
这件事使曾国藩相信，冥冥之中，“风水”之上，有更神秘、更有力的“天命”存在。
相比风水之说在理学内部的聚讼不已，对“天”及“天命”的崇拜却是儒家毫无争议的世界观基础。早自殷周时代，人们就相信天是有意志的人格力量，主宰一切。“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孔子信天命。他五次三番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伦语·季氏》）“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伦语·尧曰》）
所谓“命由前定”，天之崇高伟大，就在于天命的说一不二不可动摇。神仙半年前就预告了曾国华之死，足见天命有其定数，人力的巧计营求对冥冥天意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
因为六弟之丧，曾国藩对“风水”与“天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次深入思考。他从头回顾了曾氏家族三十多年来的兴衰历史，总结出家运中的这样一个规律，即咸丰年之后，每当大得意之后，必有大失意相随。道光年间，曾氏家运一直蒸蒸日上，而自从咸丰皇帝即位以来，曾氏家运之规律变为大喜与大悲交错：他好不容易盼到江西主考的差事，就遇到了母亲之丧。他刚攻克武汉田家镇，湘军声望达于顶峰，紧接着就遇到水师大败。咸丰六七年间，湘军转危为安，军事进展顺利，不料父亲突然去世。今年曾国荃攻克吉安，声名大振，不料马上遇到了六弟之祸。
曾国藩由此认定，祖母葬后家中出现的诸种吉祥，不过是第一波大得意中固有之事。而六弟之丧，则是吉安之大得意后的大失意。先人葬地，似乎不是决定性的原因。如果祖父母所葬之地果然是当初自己所信的那样大吉大利，何以家中会屡次出现横逆之事？六弟之丧既已由仙人半年前明示，则即使在其后移动父母坟茔，也必无济于事。一个人的穷通死生，怎么可以由一具枯骨的埋藏之所而决定和改变？如果那样，上天岂不是太容易左右了？天命岂不是太不严肃了？
事隔多年后，他在日记里说：
偶思咸丰八年四月葛山扶乩，即已预知有是年十月三河之败，温弟之变。天下万事皆有前定，丝毫不能从人力强求，纷纷思虑亦何补邪？
“天命”之说，从此在曾国藩心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八
和风水说一样，天命说对中国人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所谓富不过三代，三十年河东，绝大多数中国人终生都在造物的簸弄中颠沛挣扎。对风云之变幻，祸福之旦夕，命运之无常，自身之渺小，体认极深，中国人因此成为世界上命运感最强的民族之一。
中国文化因此也痴迷于追问命运。甲骨文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预测吉凶，六经之首的《易经》，创作初衷本也是为追问天命。诸子百家的著作中，理性与非理性，命运与鬼神，神秘的“天”与世俗的“人”，也往往纠缠难分。墨子重功利，不信命运，却信鬼神。老子认为宇宙之玄，是众妙之门。庄子主张要顺从命运，“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素”。孔子和孟子都明确主张人要顺从命运。
程朱理学兴起之后，也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天命理论。我们说，性格决定命运。而朱熹说，命运决定性格。朱熹说，和宇宙中的一切事物一样，人是禀气而生。因此，人的命运，也完全是由所禀之气决定的。“人之禀气，富贵贫贱长短，皆有定数寓其中”，“富贵、死生、祸福、贵贱，皆禀之气而不可移易者”。以孔子为例，他老人家先天所禀之气十分清明，所以做得圣人，但禀得的气又很低很薄，所以生来地位不高，终生也没有做太大的官。至于他的学生颜回禀的气很短，所以早夭。
除了理学家之外，历代名人热衷谈命的还有不少。苏东坡有《东坡志林》，文天祥有《跋彭叔英谈命录》，明朝时刘伯温为《滴天髓》作注，宋濂作《禄命辨》。中国人对命运的兴趣，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在曾国华之丧前，曾国藩很少谈论天命。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其实是“人定胜天”主义者，非常推崇意志的力量。他认为人的意志是无所不能的：“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
他相信，人的命运主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外力对于蓬勃的向上意志无可奈何。凭借自己的意志力量，可以脱胎换骨成为完人，可以成就内圣外王之业：“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正是这种观念激励着曾国藩精研理学，刻苦修身。青年时代曾国藩偶有几次谈论命运，都是为了安慰鼓励科举不顺的弟弟们。在得知四弟和六弟都没有考中秀才后，他写信安慰说：“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然而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让弟弟们“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万不可稍生妄想”。对于功名富贵，不必焦虑妄想系心萦怀，而是将全副精力用于进德、修业。所以曾国藩此时的命运观，还是为他的个人奋斗观服务的。
初创湘军时的曾国藩，一无所有，有的只是意志。他相信超人凭借意志，他可以在大清王朝的生死关头，只手挽回社稷、再造乾坤。正是这种唯意志论的信念，支撑他穿越了本不可能穿越的重重艰险，以一介书生，赤地立新，创立起湘军。在湘军连获胜仗之际，曾国藩一度顾盼自得，予智予雄，“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对自己的主观能动能量相当自负。以为“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
但是从经历咸丰七年被皇帝罢黜回家的大挫折和咸丰八年曾国华之丧以后，“天命”二字开始出现在曾国藩的辞典中：
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始知自己本领平常之至，昔年之倔强，不免客气用事……
咸丰七年居家这一段时间，是曾国藩一生最痛苦的时期之一。他以耿耿孤忠，而不见信于皇帝，奋斗数载，功劳至大，却被投闲置冷，自然心不能平。曾国藩原本功名心极重、进取心极盛。得失之念、伎求之心也因此炽于常人。郁愤至极的他得了失眠之病，每日“心中纠缠，时忆往事，愧悔憧扰，不能摆脱”。
命运由大荣瞬间转为大辱，状态由大喜急坠入大悲，使他恍然体悟到人力的无可奈何。极度痛苦之中，他找到了“天命”之说与“黄老之术”作为挽救心理危局的良药。
他再一次翻阅历史，古人形形色色的命运给了他无数的感慨。很多时候，人的努力和收获是不成比例的。命运的不平并不只落在他一个人身上。历史上，有人“或碌碌而有声，或瑰材而蒙垢，或佳恶同时同位同，而显晦迥别，或覃思孤诣，而终古无人省录，彼各有幸有不幸，于来者何与？”也就是说，有的人庸碌无才，却获得美名。有的人才华横溢，却受尽屈辱。有的人，一辈子苦心钻研，学有所成，最终成果却被世界埋没。有些人，素质、能力、时代、地位都差不多，一生命运却迥不相同。
而揆诸自身，更让他体悟到天意的难以捉摸。
他的一生有太多想不到。
二十八岁之前，他考秀才考了七次才成功，考进士也落榜两次，可谓命运淹蹇。在前途茫茫之际，他怎么也料想不到从二十八岁起，自己的命运又变得出奇的顺利。
二十八岁那年，他终于考中了进士，不过，仅列三甲第四十二名，本来没什么希望进入翰林院。据说是因为朋友苦劝才勉强参加了朝考。结果，朝考成绩却出奇好，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进呈御览后，又特别提为一等第二名），因此得以入翰林院深造。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这已经是梦想不到之事了。谁又能知道，他在此后的京官生涯中，仅仅靠动动笔头，写写文章，就十年七迁，从道光二十年得授翰林院检讨，到道光二十九年升任礼部右侍郎，跃升十级，三十多岁就成了二品大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是他第二个想不到。
当年的同学里，比他聪明俊秀的不在少数。和自己的朋友比起来，自己也算不上多么杰出。仕途成绩如此出色，难道仅仅是自己的主观奋斗，而没有上天的安排吗？
离开北京后，他又遇到了第三个想不到：在太平军攻入湖南前，他从来没有想到这辈子还会领兵打仗，并且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农民起义战争中另一方的第一主角。
如果说承平时代，一个人的生活按部就班，对命运的主宰力量感受并不强烈的话，大规模的军事战争却往往使人成为命运的信奉者。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军事战争局面常常大起大落，忽而势如破竹，忽而陷入绝境，忽而又死里逢生。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人们很容易感觉到自己是被冥冥中一种更强大的神秘力量所捉弄。即以曾国藩而论，他在战争中多次自杀，三度写下遗嘱，以为必死无疑，最终却屡屡化险为夷，转败为胜。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八个字在战争中才让人体会得最深。
回顾往事，细究天人，曾国藩恍然发觉，人生不过是一股水流，流到哪里，完全是由地形决定。自己其实不过如一粒豆粒，在命运的簸箕中随机跃动。
天意从来高难问。事实上，那位天上的神秘人物，经常做出一些看起来乖戾无理的决定。人的幸运和不幸，也不是一时一世能看清楚。古来如李斯、董卓、杨素，智力皆横绝一世，早年飞黄腾达，看起来命运对他们很厚待，结果“而其祸败亦迥乎寻常”。也有一些能力超群锐意进取者，终生不得施展，却幸运地逃过了动乱，得以享尽天年。“天或反厄之，使之蓄其光采，以昌其后而永其年。”
大彻大悟的他由儒墨而入黄老，由执着事功而进入到思考人生与宇宙的关系。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他悟到，人力其实是很弱小的。
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
须以相对的观点来看待个人的成败，用更大的维度来判断得失的价值，而不能像以前那样一味执著功名。如果把心胸放大到宇宙世界层面，则人间小小荣辱风波不值一提。
看透了这一点，曾国藩觉得自己的精神境界又提升了一层，定力大大增长：
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贤以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惭惭蠲除矣。
似乎是为了奖励曾国藩对“天命”的悟性，上天又一次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扭转了曾国藩的命运：他本以为这次被罢回家，将使他失去建立不世大勋的千载良机。因为此时正当太平军内乱初起，由盛转衰，看起来已经指日可平。没想到大局骤变，太平军势力复张，他又能再度出山，重新主宰战局。这一天旋地转更加坚固了他的天命观。
九
我们翻阅曾国藩家书，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特点：曾国藩一生，每于人生道理有所体悟，必汲汲与兄弟们分享。天命说不久也成了他用来安慰疏导曾国荃心理疾病的良药。
皈依天命说后，曾国藩一改过去的急切焦躁，在处理大事时变得从容不迫。他不再认为，王朝的命运可以由他一手左右。他相信，太平天国能不能平，大清王朝还能存在多少年，这些太大尺度的事件，不是某一个人甚至某一个集团能够决定的。在这些大事件背后，有着天时、历史、人心等诸多深层次力量，个人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因此，他所要做的，只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尽自己的能力而已，而不必杞人忧天，将太多无法承受之重揽到自己肩上。
咸丰十一年，曾国荃围攻安庆，当年四月初三日，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说：
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如此次安庆之围，濠深而墙坚，稳静而不懈，此人力也。至于是否不至以一蚁溃堤，以一蝇玷圭，则天事也……吾辈但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而无所容心。
当时曾国荃久攻天京不下，肝气上升，心情焦躁，行将得病。曾国藩写信告诉曾国荃，太平军能不能平，南京攻不攻得下，乃是天地间那神秘的大力量决定的，个人能发挥的空间十分有限。“金陵之克，亦本朝之大勋，千古之大名，全凭天意主张，岂尽关乎人力？”因此要求曾国荃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