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成了影子港督，而且确实被人非正式地称为「总督」。在新华社驻港分社的总部，他挑选了一些有前途的当地人
加入他的团队，使团队人数从 100 人增加到大约 400 人。他把他们分成不同的小组，派去了解香港政府各个部门和新
界的每个民政事务处。他们使许家屯能随时了解所有领域的动态。在接管之前的 15 年里，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见习
政府」。＇1773＇ 那些能证明实力的人有望在 1997 年后担任重要职务。
许家屯抵港三个月后返回北京，向赵紫阳和李先念汇报了香港的整体气氛、经济状况和当地中共官员的素质。他
的观察让北京的领导层感到意外。香港的中共党员长期习惯于投北京之所好，总是大唱赞歌，说港人如何反帝，如何热
切期盼大陆来解放香港。即便那些想讨大陆欢心的港商也说，港人是多么热情地期盼中共领导的前景。许家屯却大胆说
出了令人不快的事实，他汇报说，港人对共产党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他们有时感到前途暗淡。＇1774＇他还说，香港华
商的主流意见是，他们尊重港英政府和法治，怀疑北京是否有能力为香港提供良好的领导。此外，很多在 1949 年以后
逃离大陆的香港商人认为绝对不能再相信共产党。他们见识过共产党在 1950 年代曾承诺善待与之合作的工商界人士，
然而后来却自食其言，对他们进行迫害，没收了他们的企业。＇1775＇许家屯的报告让李先念深感不安，他说，要把重新赢
得香港的民心作为头等大事。＇1776＇
许家屯的报告如同醒脑剂，但它并没有改变邓小平要收回主权的全面计划。在无果而终的第二轮谈判后，中国公
布了为 1997 年后的香港制定的十二条原则，意在提醒英方谈判人员，如果在 1984 年 9 月之前达不成协议，中方将单
「1997 之后会是什么」这个谜语在当时的港人中间不胫而走，谜底则是「1998 而已」。
方面准备自己的方案。1983 年 9 月 10 日，经过第三轮仍陷入僵局的谈判之后，邓小平会见了英国前首相希思。他对
希思说，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的策略是行不通的。他说，他希望戴卓尔首相和英国政府采取明智态度，不要把路走绝
了，因为任何事也阻挡不了中国在 1997 年收回香港主权。邓小平希望，英国在下一轮谈判中应该改变思路，和中国一
起制定出保证平稳过渡的方案。＇1777＇
第四轮谈判仍然没有取得进展，随后港币币值跌至历史最低水平，商店出现了抢购潮，大量资本开始从香港流向
海外，有钱的家庭纷纷在加拿大等地购置房产。很多人认为，这是香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柯利达徵
得戴卓尔夫人的同意后，建议在一个有条件的基础上，探讨中方提出的应该在 1997 年后做些什么的问题。在第五轮谈
判中，中方对英国表现出一定灵活性感到高兴，但仍然怀疑英国是在耍花招，谈判依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1778＇
柯利达在第六轮谈判中表示，英国真诚希望搞清楚中国在 1997 年以后的政策，如果能作出令人满意的安排，英
方愿意在 1997 年之后放弃治权。这成了谈判的转机。第六轮谈判之后，中共的媒体不再抨击英国的立场。现在轮到中
方提出他们的方案了，但是他们在第七轮谈判中尚未准备提出新建议。从 1984 年 1 月 25 至 26 日展开的第八轮谈判
开始，双方的会谈变得更有成效，英方提供了他们如何治理这个全球化城市的详细分析，中方把其中的很多内容纳入了
他们的文件。＇1779＇ 随着谈判的进行，虽然双方尚未就主权问题具体达成一致，但中国将在 1997 年收回主权这一点上已
经日趋明朗。
第 12 轮谈判之后，英国外交大臣杰佛瑞？贺维（Geoffrey Howe）飞到北京，在 1984 年 4 月 18 日跟邓小平
会谈了两小时。邓小平强调了一些基本的关注，例如如何阻止英资公司和港英政府从香港撤资，如何阻止港英政府批租
土地。邓小平建议双方成立一个联合机构，随时了解香港在 1997 年之前的形势；成立一个北京、伦敦和香港官员的联
络小组，共同处理一切问题。邓小平对贺维外相明确表示，虽然香港的制度在 1997 年之后不会改变，但中国将在香港
派驻军队。＇1780＇ 他为此也作出了一些程序上的让步，希望由此可以在 9 月之前达成协议并且得到英国议会和中国全国人
大的批准。贺维外相在从北京去香港时，第一次公开承认了政治上敏感的香港人早就明白的事情：「想达成一个能让英
国在 1997 年后继续治理香港的协议是不现实的。」虽然港人情绪低落，有些人甚至感到意外，但商业界还是松了一口
气，不确定因素终于被排除了。＇1781＇
然而，显然不是每个人都明白了邓小平的具体意图。1984 年 5 月 25 日邓小平会见香港的全国人大代表时，许
家屯告诉他，一些干部说了一些不符合他的政策的话。前国防部长耿飙对香港记者说，1997 年后中国军队不会驻扎在
香港。邓小平听后勃然大怒。他立刻接见了出席全国人大的香港代表和采访大会的香港记者，向他们澄清任何可能的误
解。邓小平厉声说道：耿飙是在胡说八道，他关于将来不在香港驻军的言论不是中央的意见。中国会向香港派驻军队。
既然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为什么不能驻军？＇1782＇ 邓小平很快又在电视上极为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观点：1997 年后
中国将在香港驻军。香港的大众媒体一向把邓小平视为务实的温和派，这次却被他的强硬讲话搞得灰心丧气，不过，这
个问题逐渐离开了人们的视野。中国在 1997 年确实向香港派出了部队，不过他们很少离开军营，他们的存在从未引起
多大关注。
1984 年，香港正在等待联合公报的公布时，三位香港行政局成员飞往北京，表达了很多港人对中国治理香港能
力的关切。邓小平在 1984 年 6 月 23 日接见了他们，他开门见山地说，他欢迎他们作为个人来北京谈一谈、看一看。
邓小平的意思很清楚：他不承认香港行政局拥有决定香港未来的任何权力。一些香港和英国的官员曾想搞 「三脚凳」，
让港、英、中三方都有代表，然而邓小平担心这会让谈判变得复杂而缓慢，他明确表示，谈判只能在英国和北京之间进
行。
在会见中，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钟士元表示，他怀疑中共下级干部是否具备处理香港复杂问题的能力。邓小平
厉声答道，这种观点无异于说只有外国人能管好香港。他说，这种态度反映了殖民地心态的影响。邓小平接着对这些人
说，他们应当好好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向他们保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将保持 50 年不变。他又说，
作为爱国者，要尊重中华民族，支持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不要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他说，这与相信资本主义、封建主
义甚至奴隶制无关。他还指出，在收回主权之前还有 13 年时间，中央和香港行政局议员一样关心这段时间的稳定。邓
小平提到殖民心态后，三位香港行政局的议员不再争辩。其中一人谭惠珠甚至主动表示，自己也是中国人。＇1783＇
为避免英国在剩下的时间转移香港财富给社会造成麻烦，邓小平提议成立一个由中、英、港三方组成的联合委员
会来处理 1997 年之前的问题。英国担心这会影响他们有效治理香港的能力，没有接受这种分散权力的做法。1984 年
7 月，副外长周南向柯利达和高德年（Anthony Galsworthy）提出另一种选择：成立一个没有实权的中英联络委员会
以方便沟通。这一想法得到了双方的同意，于是双方开始着手起草最后文件。经过从 1983 年 7 月 12 日到 1984 年 9
月 6 日的 22 轮谈判后，《中英联合声明》终于出台。
邓小平在 1984 年 7 月 31 日会见外相杰佛瑞？贺维时，双方就联合声明达成的正式协定已是呼之欲出。刚从北
戴河度假归来的邓小平皮肤黝黑，神采奕奕。140 年来，中国的爱国者一直想收回香港主权，但始终没有成功。邓小平
在英国的合作下和平达成了这一目标，当然中国很好地运用了自己的底牌。邓小平甚至说了戴卓尔夫人几句好话：他说，
双方的协议「为世界树立了一个解决国与国之间历史遗留问题的榜样？？戴高乐将军结束了法国的殖民统治，现在我们可
以说，玛格丽特？戴卓尔首相结束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在庆贺《联合声明》的聚会上，邓小平开玩笑说，他对身边围
绕了这么多英国骑士感到高兴。一位英国官员记录下了邓小平的话：「我们认为英国人民和英国政府是值得信赖的。请
转告你们的首相，我们希望她能来签署协议；请转告你们的女皇，我们希望她能来中国访问。」这位英国官员又说，邓
小平不但态度和蔼，而且既热情又彬彬有礼。＇1784＇次日，双方正式同意成立联络组，分别在北京、香港和伦敦开会。
贺维外相随后从北京飞往香港，率先宣布了已经达成协定的消息。他向香港市民宣布，香港将在 1997 年移交给
中国，他们可以放心，香港会继续保持其现有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他手上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将保证香港继续实行
自治。香港和伦敦的媒体都作出了积极反应，民众也如释重负，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终于结束了，他们相信内容详尽的
协定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奠定了牢固基础。贺维外相在香港讲话的当天，香港股市出现了自戴卓尔夫人两年前访华使股市
大跌以来的单日最大涨幅。＇1785＇
随后由英国外交官卫奕信（David Wilson）和中国外交部官员柯在烁率领的团队花费了很长时间来敲定协议的
细节。9 月 26 日，伊文思（Richard Evans）大使和副外长周南正式签署了最后文件。中方在附件中详细列出了有关
保留在港英政府工作的外国人和当地官员的十二条计划。文件还同意保留现行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国际金融中心、海运
系统和教育体系。中方同意这些基本条款将保持 50 年不变，而英国在 1997 年之前一直对香港承担责任。＇1786＇ 10 月 3
日邓小平会见香港国庆观礼团时再次向他们保证，北京的政策不会改变。＇1787＇ 12 月 18 日戴卓尔夫人飞到北京，在次日
简短的仪式上，她和赵紫阳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声明》。＇1788＇
随着《联合声明》尘埃落定，中国开始转向制定《基本法》的工作，它实际上是 1997 年之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宪法。这部规定了未来北京和特区之间关系的基础性法律是由中方的一个委员会起草的，该委员会由来自大陆的 36 人
和香港本地的 23 人组成。许家屯负责挑选香港的代表，为了争取那些可能反对中共统治的人，他挑选了香港主流社会
中代表不同团体和观点的重要人物。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那天，邓小平为表示对他们的支持，和其他高官一
起接见了全体成员并合影留念。＇1789＇
经过此后几年为起草《基本法》而召开的十次全体会议的协商，所有重大问题都得到了讨论：特区首长的性质以
及向谁报告工作，立法会如何形成，香港是否拥有终审法院，法院和行政部门的关系。起草人团体高度多元化，有着十
分不同的观点，但是他们努力合作共事，因为他们深信维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是他们的共同利益。很多香港的华商对西
方式民主并不比北京的中共领导人更热心。但香港民众对中共将如何统治香港十分担心，因此很多香港起草人都支持李
柱铭，他是一名大胆敢言的律师，为香港力争更多的法律保障。香港的起草人尤其想确保香港高等法院——它因其公正
性而在香港享有崇高威望——的裁决不会被北京的政治领导人推翻。为了增强港人对每一个决定的信心，中国领导人同
意在每次全体会议后向大陆和香港的记者通报情况。＇1790＇
许家屯提醒过邓小平和北京的其他高层领导人香港民众对中共统治持有疑虑，但是港督尤德于 1986 年 12 月 5
日去世后几周内，香港民众所迸发出的对英国统治的拥护还是让北京的领导人感到吃惊。尤德是个工作勤奋而又亲民的
总督，他的离世使他成为港英政府最优秀的公务员的象征。当边境的另一边正在残杀和挨饿的时候，他曾在乱世中维持
着香港的安宁，因而他也代表了那些为这块殖民地的繁荣而建立了公正的统治制度的英国官员。香港有数十万人涌上街
头悼念尤德总督，同时表达他们对其他曾在此任职的英国官员的敬意。很多港人怀疑，1997 年后统治香港的官员能否
保持现任政府的水平。
邓小平意识到港人的情绪很不稳定。1987 年当港人对回归的恐惧达到高点时，他为了安定人心，未准备讲稿就
亲自到《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了讲话。有随行人员带着痰盂来到会场。他首先说：「我有三个毛
病，喝酒、吐痰、抽烟。」＇1791＇他说，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的信心不会动摇，否则可能保不住现在的经济发
展势头，这反过来对香港也不是好事。他说，但是中国仍会继续致力于改革开放。香港基本的政治和管理制度将保持 50
年不变。他又说，香港一直以来的制度就既不同于英国也不同于美国，不适合完全采用西方的制度搞三权分立。他然后
具体说明了港人可以期待的个人自由：1997 年以后仍会允许香港人骂共产党，但是假如把言论变成行动，打着民主的
旗号跟大陆对抗，北京就不得不进行干预。不过只有在发生严重骚乱时才会动用军队。＇1792＇邓小平的讲话直截了当，正
是港人所希望听到的。这番讲话缓和了他们的担忧，甚至结束了有关三权分立的所有讨论。＇1793＇
1989 年 2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