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成员，他担任书记员并负责处理会议文件（在后来的党史中，他被赋予「党的秘书长」这个响亮的头衔，其实他当
时只是个小角色，为这些共产党人做做会议纪录而已）。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第一次遇到了高大、自信而强而有力的
毛泽东，不过当时毛还不是党的最高领导。
1929 年，党把邓小平从上海派往广西，这是广东西面的一个贫穷省份。当时邓小平只有 25 岁，他要联合那里
的一些小军阀建立中共的根据地。邓小平被选派承担这项任务，说明党的领导人对他献身革命的精神，他在迅速变化的
政治环境中处理与军阀、当地人以及和党中央的复杂关系的能力，有很高的评价。国共分裂后，党中央按照共产国际的
指示，命令各地党员领导城市暴动。
一小批在香港的中共南方局以及在广西和邓小平一起工作的党员，与当地一些已经跟蒋介石以及实力更强的广西
军阀枣他们曾参加蒋介石致力于统一全国的北伐枣决裂的广西小军官（李明瑞和俞作豫）建立了合作的基础。尽管
身处幕后，邓小平在广西取得的短暂胜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邓小平和他的盟友攻占了广西西部临近云南的百色和龙州
两地。
在中共党史上，这些进展被当作共产党的起义加以歌颂。但是当桂系军阀李宗仁从北伐中返回后，他的大军很快
就消灭了邓小平在百色和龙州的军队。邓小平的很多盟友被杀，红七军剩余的几百人先是在壮族人的帮助下逃往北部，
后又沿着粤桂北部的山区向东逃了数百公里。在撤退过程中，与当地军队的一系列战斗几乎让他们全军覆没。一场战斗
使邓小平与军队走散，他就此离开红七军回到了上海的党中央。他一到上海，就被要求就广西的失败写一份检讨。他在
检讨中解释了自己离开军队岗位的原因，说是红七军的领导同意他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他这样做是得到了正式批准
的。他也承认，在危难之际离开部队，说明自己的政治判断力不够。文革期间，他又因离开红七军返回上海一事受到批
判。
与他那些仅从军校里获得军事训练的同志不同，在广西，25 岁左右的邓小平是在与受过训练并有实战经验的同
志们并肩战斗的过程中获得最初的军事训练的。在广西的一年，邓小平肩负着很多重要责任枣建立军事同盟、为军队
筹措给养、躲开武装精良的军阀、与当地壮族首领合作。但是，就像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所有城市暴动、包括更著名的南
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一样，广西的起义也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与邓小平共事的大多数领导人都被杀害，不是死于战斗，就
是因为被怀疑通敌而死于党内清洗。
邓小平在战斗期间离开广西后，去上海一家医院探望了临产的妻子，这是他们最后的几次相聚之一。医院的条件
很差，她在生产时染上产褥热，几天后便去世了，没过多久新生儿也夭折了。据说妻儿的死亡让邓小平深感悲痛，但他
立刻回到工作中。在这惨痛的一年间，回到上海等待重新安排工作的邓小平，又与上海一个既聪明又有自由思想的女革
命家阿金（金维映）结为伴侣。＇120＇
江西、长征和西北根据地：19301937
上海的党中央在为邓小平安排工作上动作迟缓，但几个月后同意了邓小平去江西中央苏区的请求。在那里的崇山
峻岭之中，毛泽东率领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几个县，并且建立了一个有自己的地方政府的苏区，正在开展土改运动。他们
希望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等到足够强大之后再向国民党和军阀发动进攻。中央苏区方圆数百里，从赣西北风光秀丽但
条件艰苦的井冈山，绵延到东南部地势平坦的农业区。邓小平奉派前往东南部的瑞金报到，1931 年 8 月他和第二个妻
子阿金抵达目的地。
到瑞金几周后，邓小平在江西的顶头上司便决定让他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上任之初，国民党正在剿共，双方都想
派奸细打入对方。1927 年国共分裂后，共产党的干部害怕一些党员暗中为敌人提供情报；邓小平到达瑞金之前，已有
数百名共产党员被怀疑通敌，不是被投入监狱，就是遭到处决。邓小平一上任就花了数周时间仔细了解情况，最终确信
对疑犯的指控是错误的。关入狱中的人因此获释，杀害地方党员的领导人也被处决。邓小平的决定在当地党员中深得人
心，使他在瑞金的一年间得到了大力拥护。
在江西，邓小平对毛泽东产生了极大的崇敬。毛是带着一小批追随者从老家湖南逃离军阀、越过东部山区来到毗
邻的江西省的。邓小平曾试图在广西建立和维持共产党的根据地，但以失败告终，所以他很理解毛泽东在建立根据地上
取得的成就。毛泽东不但要为军队搞到足够的给养，还要阻挡敌军入侵，赢得当地居民的支持。
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时，中央领导决定在那里建立全国性的首都。建都之前，在瑞金召开了共产党在全国各
地根据地的代表大会。邓小平虽然不是与会的 610 名代表之一，但在筹备会议以及在瑞金一带建立新首都的事情上，都
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瑞金工作一年后，邓小平又被调往瑞金以南的会昌县担任党的实际负责人，同时兼管党在寻乌和安
远两县的工作。
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认为共产党必须建立农村根据地，等到有足够的实力后再向对手发起挑战。然而中央领
导却指责邓小平追随罗明（一名福建籍干部）的失败主义政策，在打击敌军上不够积极主动。在后来所谓邓小平「三起
三落」的第一落中，他被撤销了会昌县委书记一职，并和三个同事（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谢唯俊和古柏）一起受到严
厉批评，后被派往外地以示惩罚。邓小平受到严厉指责，被称为「毛派头子」，甚至他的第二任妻子阿金也加入了批判
他的行列，和他离婚，嫁给了批他的人之一、在法国时就和邓相识的李维汉。幸运的是，邓小平的另一位在法国时的故
交、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李富春，在他下放几个月后把他叫回来，委任为江西省委宣传干事。
据邓榕说，在 1930 年至 1931 年的一系列沉重打击枣第一个妻子和孩子去世、自己在党内受到严厉批评和责
难、第二个妻子与他离婚枣之前，邓小平的朋友都认为他是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人。但是在经历了这一连串的悲
剧和挫折后，他变得更加内敛，少言寡语。当时他还无从知道，从长远看，他因被指为「毛派头子」而受到惩罚其实是
他的运气，因为这使毛泽东长期相信邓小平是忠实于自己的。在后来的岁月里，即便在毛泽东让激进派批邓时，也绝不
同意把邓小平开除出党。
共产党建立的苏区根据地使蒋介石对中共的威胁深感忧虑，于是派兵围剿江西苏区。共产党在四次反围剿战役中
都击退了国民党，但在第五次围剿中，强大的国民党把共产党赶出了根据地，共产党从此踏上差不多长达一年的逃亡之
路，这就是著名的「长征」。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才从江西到达陕西的新根据地。长征给中共造成重创，从江西出发时军
队大约有 86；000 人，很多人死在路上，还有一些人开了小差，1935 年 10 月到达陕甘宁边区时只剩下不足 10；000
人，在那里迎接他们的是当地一小股共产党武装。虽然缺少长征途中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交往纪录，但据邓小平的女儿说，
随着部队日益减员，在长征途中负责宣传以维持纪律的邓小平，有不少机会与毛泽东交谈。
长征开始几周后的 1935 年 1 月，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授权毛泽东领导军队，也为他成为中共头号
领导人铺平了道路。邓小平不是遵义会议的正式成员，但他作为书记员得以出席会议。会议纪录没有留存下来，但邓小
平后来被赋予了会议「秘书长」这个响亮的名头。
在长征的最初几周里，邓小平负责出版《红星》报。没过几周，由于运输中不堪重负，油印机被丢弃。但作为宣
传干部，邓小平继续口头鼓励部队坚持斗争。长征途中他得了伤寒，几乎送命。他后来对客人说，自己是一半靠马一半
靠脚走完了长征。中共在西北建立根据地后，侵华日军取代国民党变成了中共的主要敌人，因此当时除了有反对专制军
阀的诉求之外，又加上了爱国主义的诉求。
1936 年 12 月，军阀张学良的军队发动「西安事变」囚禁了蒋介石总司令，给共产党带来良机。蒋介石为了使
自己获释，被迫同意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这一事件消除了来自蒋介石军队的压力，共产党乘机于 1937 年
1 月转移到陕北延安一块更大的根据地。邓小平在这里作为红一军团宣传部长领导着文工团，并通过演讲教育军政干部。
他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宣传方式：讲话简明扼要，把国际大势与当前工作联系在一起。演讲结束时，听众对自己该干些什
么都有了清楚的认识。
这一年夏天，日本人从东北向全中国发动侵略，占领了所有重要城市和交通线，只剩下农村地区和西南地区的城
市仍在中国人控制之下。小规模军事冲突仍在继续，但日本人已经变成了占领军。
抗战时期：19371945
中共同意与国民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后，其军队被改编为「第八路军」，成为全中国军队的一部分，形式上接受
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但事实上国共之间仍然猜疑甚深，彼此很少接触。
共产党的八路军总部设在延安以东数百公里的山西，那里土地肥沃，部队可以得到充足的粮食补给，也更接近前
线，能够通过游击战骚扰日军。
1937 年，毛泽东任命他最得力的将军之一刘伯承为八路军主力部队第 129 师师长。不久之后，1938 年 1 月，
就像其他单位一样，毛泽东又给刘伯承选配了政委，就是邓小平。不过和其他政委不同的是，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
承任第二书记，这使邓小平享有更大的权力，包括有权对部队的战前政治准备和周围环境作出判断。刘伯承比邓小平高
出一头，年龄比他大十岁，一只眼因作战负伤而失明。他们两人将在工作中密切配合。邓小平到达 129 师在太行山区的
驻地后，立刻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因为刘伯承恰好短暂外出，邓小平代理了他的职权。
从 1937 年到 1949 年，邓小平和刘伯承先是共同抗日，抗战结束后又在内战中一起打国民党，他们配合紧密，
使「刘邓」成了一个固定的称呼。刘伯承有善待部下的名声，邓小平则对部下要求甚严，打起仗来不顾一切。在处决那
些被怀疑给国民党做奸细的士兵时，刘伯承也要比邓小平更加慎重。
在抗战期间，129 师为了躲避日本人，不断在太行山区变换驻地，但驻地总是设在一天之内可以骑马赶到八路军
总部的地方，以方便领导人参加重要会议。不管驻扎在哪里，他们都不时对装备更好的日军开展游击战，集中兵力向那
些为控制城市和交通干线而分散驻扎的小股日军发动攻击。延安既是个足够大的根据地，又离敌人相当远，这使毛泽东
既有时间研究党的理论和全局性战略，又有闲暇畅游于历史、哲学和诗词当中。相比之下，住在太行山区一个较小根据
地的邓小平政委，更加接近日本人的前线，几乎没有时间研究理论，他得担起实际责任，处理和当地居民有关的各种问
题。实际上，邓小平在八年抗战时期成了山西太行山区的最高政治领导人。他要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为当地数万居民
和部队提供足够的口粮，同时还要生产足够的经济作物，并使当地简陋的工业能够生产出足够的布匹和其他日用品。他
还要为正规军徵募兵员，评估军事行动的政治意义，这是他在广西时就已学会的本领。作为鼓励地方经济的举措之一，
他设计了一种鼓励当地生产的税收制度。他写道：「向老百姓徵税要根据当地最近几年的平均收成，超出这一平均数的
部分完全归生产者所有。」＇121＇ 为了使支持正规军的当地民兵随时作好对日作战的准备，他还在这个地区秘密巡视。＇122＇
1939 年邓小平第二次回到延安，并在那里与卓琳结婚。卓琳是延安聪明伶俐的革命三姐妹之一。她们的父亲是
以制作云南火腿闻名的富商，死于后来的土改。在卓琳那个年龄的人中，能考入大学的人已经是百里挑一，受过教育的
女性更是凤毛麟角，三姐妹却都念过大学，并在读书期间参加了革命，卓琳更是被竞争激烈的北京大学录取，在物理系
就读。她曾经说，邓小平在大多数共产党干部中是个出类拔萃者。她认为他们大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
卓琳比邓小平年轻 12 岁。他们的简朴婚礼在毛泽东的窑洞前举行，到场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和其他几
个人。邓小平和毛泽东在西北时见过多少次面，并无可靠的纪录，但在邓小平结婚时他俩显然已是至交。毛泽东后来曾
以赞赏的语气，谈到邓小平在江西时受过的罪（指邓是「毛派分子」）。毛对邓无疑抱有好感，这不仅由于邓的能力和
行动决心，还因为邓对毛早期创建农村红色根据地的成就深怀敬意枣邓本人也曾作过这方面的尝试，但是没有成功。
邓小平和卓琳育有三女（邓林、邓楠、邓榕）二子（邓朴方和邓质方）。除了邓在危险环境中作战时两人不在一
起外，直到五十八年后邓小平去世以前，他们一直共同生活，是中共领导人中比较稳定的家庭之一。邓小平并不亲近自
己的父亲，可是他的妻子儿女却是他面对繁重工作压力时的避风港。与家人的亲密关系并没有延伸到政治事务上。邓小
平严守党纪，从不把党内高层的议论告诉家人。
内战：19461949
抗战之后，邓小平成了中共在晋冀鲁豫边区事实上的最高长官，这是一片有着几百万人口、地跨数省枣河北、
山西、山东和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