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种限制会浪费宝贵的时间，陈云反驳道：「鸦片战争以来耽误了多少时间？再『耽误』三年时间有什么了不得？」
他说，1949 年以后延误中国进步的最大原因是盲目冒进的左倾错误。＇1526＇ 当时陈云对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 年
1985 年）草案掌握着牢固的控制权，对预算和赤字进行了严格控制。＇1527＇
到 1980 年结束时，陈云和平衡派已牢牢把握着中国的经济政策。这一年的年底陈云发表了支持严格执行经济调
整的重要讲话。12 月 15 日，排挤华国锋的九次政治局会议接近尾声时，邓小平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
他又说，陈云的调整政策得不到切实的贯彻，是因为「全党认识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必须「去
掉不切实际的设想，去掉主观主义的高指标」。＇1528＇简言之，华国锋要对不切实际的计划负责，而邓小平和陈云团结一
致，邓小平支持陈云更深入地贯彻调整政策的努力。
紧缩带来了另外一些问题：邓小平必须向外国人作出解释，中国为何撕毁引进工厂和设备的合同。北京有权对付
失望的地方干部，但撕毁与外国公司签订的合同将会影响到外交关系，让外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质疑中国政府的信誉。
这个问题给中日关系带来的麻烦尤其严重，因为全部合同中有近一半是跟日本公司签订的；日本商业界在与中国
交涉时保持着克制，但撤销已签订的协议还是让他们感到恼火。早在 1979 年 3 月第一次减少开支时，与日本签订的大
约 27 亿美元的合同就被冻结。＇1529＇ 尤其是宝山钢铁厂项目的推迟，对很多相关的日本公司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1980
年 10 月底，就在中国正式宣布推迟合同之前，和日本保持密切关系的姚依林被派往东京，以使日方对暂停合同的宣布
有所准备。但是安抚日本高层领导人，将事情摆平，却是邓小平的任务。
邓小平难免要失去他在 1978 年 10 月访日之行中赢得的善意。与日本人在类似情况下的表现不同，邓没有谦恭
地道歉，而是直截了当地承认中国缺少经验，犯了错误，现在遇到了困难局面，无力为原来要购买的全部货物付款，也
没有作好使用那些可能购买的工厂设备的适当准备。但是邓小平向日本人保证，中国愿意对蒙受损失的日本企业给予补
偿；从长远看，中国有了进一步发展，作出更好的准备后，愿意再恢复购买。
1980 年 9 月 4 日邓小平向日本外相伊东正义作了解释。＇1530＇ 这次访问之后，政府于 1981 年 1 月 13 日公函通
知宝钢取消计划中的二期建设。此后第一个会见邓小平的日本要员是前外长大来佐武郎，这位中国的「老朋友」应谷牧
之邀于 2 月份来到北京。他见到邓小平时，邓小平承认中方过去对石油产量过于乐观。大来佐武郎表现得彬彬有礼、恭
敬有加，但转达了日本政府要求得到充分解释的声明，以及日本企业界的强硬态度枣取消合同将严重影响中国在国际
商业界的信誉。＇1531＇大来佐武郎回国后解释说，那些本来有可能及时提供专业知识的中国官员之所以没能发挥作用，主
要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缘故。＇1532＇
与大来佐武郎会见之后，邓小平又会见了一些人。3 月 18 日他会见了土光敏夫。德高望重、生活朴素的土光敏
夫已届 85 岁高龄，是日本最大的商业协会经团联的终身会长。＇1533＇ 4 月 14 日邓又会见了古井喜实率领的日中友好议员
联盟访华团，并谈及推动太平洋共同体的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1534＇邓对这些人说了大体相同的话：中方缺少经验，犯
了错误，但打算日后恢复合同。
很多日本企业只好咽下苦果，以便不至于损害未来和中国的业务关系。此外，日本政府也增加了新的贷款，帮助
已在执行的项目得以继续。大来佐武郎担任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的领导人后，为这种支持提供了一个具创新意义的核
心范例。作为政府机构，海外经济协力基金为促进日本出口提供财政援助，具体做法是把钱借给另外一个国家，使其能
为第三国提供援助。大来佐武郎所作的第一项安排，是把钱借给澳洲，使之向宝山运送铁矿石和高品位煤炭，从而消除
了妨碍项目继续进行的关键障碍。1981 年秋天，宝山项目一期得以在较小规模上恢复进行。到 1982 年秋天时，宝山
的建设工地又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1535＇ 1985 年 5 月完工时，它成了中国第一家大型现代钢铁厂，为之后的工厂树立
了榜样。＇1536＇ 在它建成之前中国的钢产量不及日本的四分之一，而在 30 年后，宝钢和其他类似的钢厂使中国每年的钢
产量达到近五亿吨，大体相当于日本或美国钢产量的五倍。＇1537＇
一些有头脑的中国官员相信，陈云对急躁的邓小平提供了必要的平衡。他们承认，中国刚开始现代化探索时先冒
进后紧缩，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但是他们认为，陈云的调整政策十分必要，如果邓小平当初能够更多地听取陈云的意见，
1980 年代后期的一些问题也许可以避免。
虽然调整政策随着 1982 年 9 月的中共十二大而结束，但是作为调整政策一部分的一项重要计划仍在继续，即计
划生育。陈云长久以来一直认为，以资源条件而论，中国的人口太多了。1978 年 12 月的一份中央文件承认，人均粮
食消费甚至略低于 1957 年，农村的人均年收入不到 60 元（按当时汇率为 39 美元左右）。当时的外汇中有大约 12％
要用于购买粮食。＇1538＇ 毛泽东在世时，尽管采取了一些教育手段，提供避孕工具，但计划生育进展不大。1980 年 12
月 20 日，作为调整政策的一部分，李先念向姚依林为首的国家计委提交了一份实行计划生育的重要文件。随后便于 1981
年 1 月 4 日出台了第 1 号文件，要求干部「运用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鼓励一对夫妻只生一胎」。＇1539＇一胎化政策在
城市地区无条件执行，但是由于政府没有钱为农村提供养老福利，因此允许第一胎为女孩的农村家庭生第二胎，以便父
母上了年纪后能有一个儿子照顾。
世界上没有哪个社会实行过如此严厉的节育政策。吊诡的是，毛泽东在城乡建立的强大基层制度，变成了实行计
划生育新政策的武器，而计划生育是受到毛泽东强烈反对的。一胎化政策在城市地区实行后，大多数城市家庭都选择了
只要一胎，有两个以上孩子的农村家庭也不多。
邓小平在 1979 年 3 月 23 日宣布，他坚决支持计划生育政策，而李先念等人已在落实这项政策。在向民众解释
这项政策时，邓小平像通常一样先讲大局。他说，为了减少粮食进口，增加国外技术的引进，在本世纪末使人均收入大
幅提高，这项政策是必要的。＇1540＇ 在此后的几次讲话中，邓小平也一再讲到同样的观点。＇1541＇就像对待其他有争议的问
题一样，邓小平为避免陷入困境而表现得很谨慎，他没有提出具体措施，而是借助于著名科学家和统计学家的工作和权
威的科学分析，对计划生育的必要性作出说明。调整时期实行的这项政策不但在邓小平时代一直继续，而且在他退休后
的十几年里仍在执行。
万里和农村改革
中国在 1978 年仍然没有足够的粮食养活它的人口。从 1955 年开始实行、此后又进一步升级的集体化农业改进
了水利灌溉系统，但也带来了大规模的饥馑。大跃进之后缩小了集体单位的规模，增加了化肥的供应，使粮食产量有所
上升，但粮食短缺依然严重。
三中全会时，有些干部已经主张进一步缩小劳动单位的规模，但高层的气氛仍然是坚决支持继续实行集体农业：
当时的干部急于改善管理，提供良种，使用更多的化肥和农业机械。在三中全会上，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话题仍然属于
大忌。公社和大队干部对维持集体制度也有既定的利益，因此他们也不愿意承认集体化实际并不成功。一些党的领导人
甚至担心，如果允许土地私有，贫苦农民最终会沦为佃户，剥削佃户的地主会重新出现，1949 年以前的农村问题会卷
土重来。还有些人认为，农村的党组织也会被大大削弱。
1962 年，陈云在向毛泽东提出包产到户的方案之前，曾私下问过邓小平是否支持这种做法，邓小平表示会给予
支持。但是，假如邓小平在 1978 年提出这样的建议，很可能会面对他在文革时受到的指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那么，邓小平如何能够既允许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又能应付政治上的反对呢？突破来自于正在领导安徽的万里。
1977 年 6 月，大约在邓小平恢复工作的同时，华国锋任命万里担任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1542＇万里在安徽的前
任仍然死抱着毛泽东所支持的高度集体化的观点，导致饥馑仍在蔓延。＇1543＇安徽农村人口占绝对多数，是全国最穷的省
份之一，在大跃进时期估计饿死了 300 万到 400 万人。
万里于 1977 年 8 月一来到安徽，就用十几天时间视察该省的主要农村地区，对当地干部进行观察和谈话。＇1544＇
目睹普遍的贫困现象让他感到心碎。村镇到处都是面容憔悴、缺衣少食、住房简陋的人。有些地方甚至连木头桌子也没
有，只有泥砌的桌子。正如万里对他的孩子们说的，他不禁要问，共产党掌权已经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情况还是如此糟
糕？＇1545＇
万里到安徽之前，中央已经向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作出指示，对安徽滁州地区几个仍然有人饿死的县进行调查，就
解决粮食短缺问题提出建议。万里在他们数月的调查研究和他本人亲自走访这个地区的基础上，领导起草了解决安徽农
村问题的「省委六条」。这一方案建议：（1）生产队根据自身条件，只要能完成生产任务，可以把一些地里的农活安
排给生产小组甚至个人；（2）上级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3）减少给生产队和个人下达的定额；（4）实行按劳分
配，放弃按需分配；（5）粮食分配的决策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6）允许生产队的社员种自留地，在当地集
市出售自己的产品。＇1546＇文件没有直接批评几乎神圣不可侵犯的集体制样板大寨，万里只是不提它而已。他知道陈永贵
（大寨的英雄，当时仍是主管农业的干部）会把「六条」视为资产阶级路线。＇1547＇
当万里提出「省委六条」时，全国的政策仍然明令禁止包产到户，万里不能反对这项政策。但是，邓小平和一些
官员看到了安徽省委在万里领导下制定出的六条后，立刻肯定了这一试验的价值。＇1548＇ 邓小平此后在 1980 年说，在有
严重饥荒的贫困山区，要允许农民自己想办法免于饥荒。左派知道邓小平是要允许把农业生产下放给贫困山区的农户，
却很难反驳他让农民想办法免于饿死的说法。
1977 年 11 月，万里在安徽的县委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讨论了贯彻省委六条的问题。会议的规模很大，开得
很正规，足以让那些担心如果跟着万里走，政治路线一变会被批为搞资本主义的人打消顾虑。万里态度坚定，明确宣布
「任何妨碍生产进步的做法或政策都是错误的」。干部要依靠实践找出最好的办法，要充分发挥创造性，不要怕犯错误。
万里本人的信心、他愿意承担责任的勇气、他在 1975 年解决徐州铁路困局时表现出的魄力，给了干部们向前闯的信心。
＇1549＇尽管仍然心有余悸，政策还是得到了贯彻。万里于 1978 年初允许各地继续缩小生产单位的规模。有些地方，例如
饥荒仍很普遍的凤阳县，实行了包产到户。＇1550＇
不久之后，邓小平从缅甸前往尼泊尔访问时途经四川，到四川后的第二天（1978 年 2 月 1 日），他对四川省委
书记赵紫阳讲了万里在安徽农村施行六条政策取得的成功。＇1551＇其实赵紫阳已经允许生产队「包产到组」，只是没把这
一步骤向北京全面汇报罢了。邓小平鼓励赵紫阳允许下面进行类似万里在安徽的大胆试验，赵紫阳遵照邓的意见，很快
提出了在四川农业生产中实行分散承包的「十二条」。＇1552＇赵说，基本核算单位可以是生产小组，但他不像万里走得那
样远，没有允许包产到户。＇1553＇
生产小组取得的夏粮大丰收让安徽的干部欢欣鼓舞，他们在 1978 年秋天到处宣传自己的成就，努力消除与支持
大集体的干部的争执。1978 年秋天在苏州举办的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的会议上，一名来自安徽省农业政策研究室的干部
鼓起勇气说，不应当盲目学习大寨榜样，政府不应当搞这么多政治运动，干扰地方的经济创新。＇1554＇但是另一方面，仍
然主管农业的陈永贵副总理指责万里暗中搞包产到户。报纸上也批评万里反对学大寨，搞资本主义复辟。但是试行分散
经营权的地区取得的丰收使万里有了信心，而且他也很快就在党内赢得了支持。1978 年 11 月受到陈永贵的批评时，
素以敢作敢为着称的万里回答说：「你说自己是从大寨经验出发，我看大寨不过是个极左典型。？？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你别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我，我也不把我的观点强加于你。谁对谁错，咱们不妨走着瞧。」＇1555＇
华国锋靠边站之前一直支持大寨样板，主张通过引进良种、使用更多的化肥、水泵、拖拉机和其他农机促进农业
生产。他的目标是五年内让每个大队都有一台大型拖拉机，每个生产小队都有一台小型拖拉机。＇1556＇ 1975 年邓小平仍
在台上时批准的 18 个大型化肥厂，在 1978 年已全面投产。华国锋继续建设大型化肥厂，到 1982 年时全国化肥产量
已是 1978 年的两倍。从 1978 年到 1982 年，农村的用电量也翻了一番。但是，华国锋对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