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仍在继续，但是基本的突破在邓小平退休时已经完成。
党的集体领导
中国共产党在 1956 年就开始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可是毛泽东很快又再次将它领入革命。然而在 1978
年之后，经过老干部复出、不善治理国家的革命家的退出和新领导人的进入这个过程，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共向将治理
国家作为中心工作的政党转变。
美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是由担心权力过度集中的领袖们设计的。而由毛泽东设计、邓小平及
其同事作了重大修正的体制，则是为了解决相反的问题：为动乱不已、举步维艰、地区差异巨大的中国提供统一的领导。
与美国人不同，邓小平及其同事相信，最终决策应以最高领导层对全局的政治判断力为基础，这要比以法律规范政府行
为的独立司法制度作为基础更有益于国家。他们认为，立法机构制定法律但不负责执行法律的体制，不如集立法与执行
于一身的体制更有效率。
美国是由保留着独立权力的各州所组成，而中国千百年来一直有一个控制着地方的中央政府。毛泽东进一步加强
了中央集权制，将其深入扩展至全国。邓小平则要将这种试图到处渗透的统治结构拉回来。他没有制定地方必须遵守的
严密规章制度，而是建立了另一种体制：由上级选拔领导班子，授予他们相当大的独立性，只要他们的工作能使经济快
速增长即可。
就像毛泽东时代一样，邓小平在北京建立的核心领导结构以政治局和书记处为中心。它通过领导班子网络与地方
联系在一起，这些领导班子存在于政府各个层级和各个地区的所有主要机构。每个领导班子不但负责本级党的工作，还
要监督它下面的政府机关（或经济和文化单位）。这个班子要就全局性问题作出判断，并使其辖区内的工作为四化建设
作出全面的贡献。
党的上级部门下达有关领导班子如何开展工作的规定，不断向每一级发布指示。它们也与下级召开会议，有时让
下级领导参加上级的会议，或是派上级干部到下面视察。如果上级干部认为某个问题很重要，他们可以、也确实会进行
干预。但是对下面的监督很难面面俱到，因此领导班子在领导本级工作时，一般享有相当大的自由。
北京控制各省的关键手段，是任免领导班子成员的权力。领导班子的成员通常有若干年的任职期限，但随时有可
能被上一级领导撤换。党的领导班子里各个成员负责不同部门的工作，对他们作出评价的依据，不仅是他们管理相关部
门的工作表现，而且还有整个班子及其下级单位的表现。在邓小平时代和此后的 20 年里，这种评价主要基于领导班子
对全国的经济增长作出了多大贡献。近年来一些次要标准也变得日益重要，如培养下一代干部、环境保护、处置社会骚
乱和对突发事态的反应。＇245＇
就像邓小平一样，他的接班人也认为正确选拔、培养和监督干部能够使干部形成服务于国家整体目标的觉悟。由
于下级干部对如何开展自己的工作享有很大自主权，因此在选拔和培养领导班子成员上相当认真。每一级年轻干部，假
如他在整体思想能力、遇到压力时的可靠程度、判断力、与同事共事的能力以及服务于党和国家的献身精神等方面有不
俗的表现，就有可能被选出来进行特别的培养、指导和考验。
培养各级干部确实花费了大量时间。指导者的任务是向年轻的下级干部提供如何提高工作表现和技能的建议。最
有前途的年轻干部可以陪同上级参加各种上面的会议和党内的非正式聚会。他们还会参加党校的培训班。他们中被组织
上认为最有前途担任国家级领导人的干部，可以进京学习中央党校的课程；被认为能够担任省市级领导职务的人，则去
各自地区的党校学习。并不是所有党员枣邓小平上台时中共有 3；700 万党员枣都能分享通过与上级干部的聚会或是
成为党校学员而培养出来的同志情谊。进入党校学习的人不但能了解同届与上下届的同学，而且能结识来到党校的上级
干部，后者会借助于党校干部的评价，对学员未来的任职进行推荐。虽然组织部的干部保存着人事档案，能够进行推荐，
但各级领导班子的成员最终决定着在他们的辖区内哪些人能得到提拔。
然而，让地方干部享受较多自由也存在着风险。邓小平建立的这种延续至今的体制，更重视结果而不是遵循规则，
它所培养的干部要具有评估问题的全局观和创业精神，能够支持快速发展。但由于缺少上面的严密监督，很多干部不但
能够想办法造福国家，而且也能关照自己与朋党并排挤其他势力。
这种党的领导班子体制并不是由邓小平所创，但他稳定了这种体制，使其工作更加专业化，把评价干部的基本标
准从对政治运动的贡献变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一基本体制被他的接班人沿用至今。
现代的精英治国
到邓小平退休时，年轻的中共干部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首先必须考上较好的高中和大学。邓小平重视精英治国
的做法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按考试成绩选拔官员的国家。早在公元 605 年，隋朝便把科举作为
决定哪些有抱负的竞争者有资格成为朝廷官员的首要标准。但是在邓小平出生的第二年，科举制便被废除了。自那时起，
直到他重新登上权力舞台，中国一直不具备足够的稳定性，领导人也没有政治决心为选拔官员重新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精
英主义基础。毛泽东还在世时，不可能把教育成绩作为选拔干部的主要标准。很多为中共事业作出贡献、登上高位的人，
在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战火纷飞的革命时期根本没有机会上大学。此外，毛泽东认为「红」比「专」更重要，他喜
欢工人农民甚于受过较好教育但「出身不好」的人（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女）。因此，考试并未成为选拔和提拔干部的主
要标准。实际上，1949 年后，很多干部都是来自共产党军队或游击队的老兵，他们中间有文化的人很少。假如举行考
试，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不可能胜过「阶级出身不好」但受过更多正式教育的人。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大胆取消了「阶
级出身好」这条选拔干部的标准，严格依照用入学考试来衡量的办法。根据邓小平在 1977 年采取的新路线，很多「阶
级出身不好」的家庭的子女得以通过考试进入好大学并当上了干部。
事实上，邓小平在各级建立了一套高度竞争性的精英考试制度，从小学到大学直到官场。他的目标不是促进社会
平等，而是挑选最有才华的人，为其提供最好的教育机会。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都举行入学考试，考入竞争最激烈
的学校的学生能够得到最好的教师和设施。
邓小平于 1977 年恢复的统一高考制度，并不是专门为选拔干部而设，而是一种为各行各业的大机构选拔最有才
华的年轻人的制度。但是，所有被选为干部的人，都要首先在各级教育考试中证明自己。甚至在当上干部的人中间，出
身名牌大学的最优秀的毕业生可以在中央机关就业，入读较差大学的人则要从较低级别的机关做起。随着大学毕业生的
数量在 1980 年代末以后的迅速增加，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拔政府公务员时又增加了新的重要考试。不过，一个人一旦成
为干部，他的升迁便不再需要通过进一步的考试，而是根据他的工作表现。这种制度在邓小平的接班人那里也得到了沿
用。
在 1980 年代中期，很多有抱负有才华的年轻人想通过「下海」经商取得成功，但是尽管存在这种有吸引力的职
业选择，「干部」身分仍被人们所看重。这不仅因为它所提供的权力和经济保障，还因为那些被认为既能干又有志于服
务社会的人深受中国人的敬重。由此可见，邓小平留给他的接班人的，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干部选拔制度，它遵循着与帝
制时代同样的通过考试选拔干部的原则。但是，这种制度在内容和结构上又完全不同于科举制度。此外，这种体制也把
精英治理的原则扩展到干部选拔系统之外，贯穿了各行各业的人才选拔与培训体系。
开放的全国性城市社会
中国自有历史纪录以来直到 1990 年代，基本上是一个在方言和文化上有着巨大地区差异的农业社会。1949 年
以前，落后的运输系统使大多数商品只能在从当地乡镇市场步行可及的区域内生产和消费，很多人几乎一辈子都生活这
个范围之内。＇246＇ 毛泽东对人口流动的严格管制，使 1949 年以前就很有限的人口流动变得更加缓慢。在毛 1976 年去
世时，农村人口仍然占到总体人口的 80％以上，农村生活也受到村庄、家庭和集体的控制，很少与外界交往。在毛泽
东时代，即使城市中的单位枣如政府机关、学校、工厂和军队驻地枣都是相对自足的大院，很多单位设有传达室，
来客进去之前要向门卫报告。这些封闭的社区为职工及其家属提供基本必需品，如住房、食品、托儿所、学校、医疗和
福利。居民很难在自己的工作单位之外得到这些服务。就像农村居民一样，大多数城市居民缺少更换工作的机会，几乎
别无选择地只能服从各自单位的领导。流动受到限制、在农村和城市单位中对上级的依赖、与外界缺少沟通，这一切使
生活变得死气沉沉。毛泽东鼓吹革命的意识形态，可是他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却进一步巩固了封闭的「封建」社会。
邓小平退休时，经济增长带来的新经济机会和他所允许的人口流动，已经使中国走上了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城市社
会的道路。在邓小平时代估计有两亿人迁入城镇，而且这一过程此后仍在快速进行着。预计到 2015 年，即邓小平退休
20 年后，将有 7 亿人，即 51％的人口成为城市居民。邓小平退休时，90％的家庭拥有电视，使城市文化迅速进入农
村。沿海地区年轻的农民工返乡探亲时，也从城市带回来最新的时装、家居用品、电子产品和他们在城里新见到的食物。
＇247＇总之，农村地区在文化上也城市化了。
在 1978 年改革开始之后，城市的领导人担心大批流入的农民将使城市设施和食品供应不堪重负，因而保留了城
市户籍制度，这种制度长期限制着人们是否能得到城市住房、就业和子女教育等各种服务。在 1980 年代初期，粮食和
食用油的配给量几乎只能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食品供应不足以养活进城投亲靠友的农民。但是在 1983 年以后，随着
食品供应的增加，政府开始允许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进城。当时，沿海地区的出口产业能够吸收大量进城务工、希望过
上好日子的农村青年。中国历史上有过战乱和饥荒导致数百万人迁徙的现象，但它们从未达到 1978 年以后那样的迁徙
规模。
在毛泽东时代，尽管缺少社会流动，仍然逐渐形成了一种深层的国家文化枣中国人民的共同文化。到 1960 年
代末时，很多城市家庭都有收音机，没有收音机的城市和农村家庭也能从广播喇叭里收听有关国家大事的新闻和一些音
乐。更多的人能看到电影，分享共同的国家文化，人人都在政治运动中学习同样的口号和歌曲。小学的数量迅速增加，
因此在毛泽东去世时，大约有八成年轻人识字。
邓小平时代教育体系不断扩张。在 1980 年代多数年轻人不但可以读小学，而且能念完初中。1980 年代后期电
视的快速普及，用普通话播送官方新闻的全国性电视频道的建立，大大扩展了民众共同的信息基础。到邓小平退休时，
不但学校和政府机关，连国营企业和商店都已普遍使用普通话，大多数人都可以用标准的普通话相互交流。邓小平时代
交通运输体系的扩展，使工业制品能在更广的地理范围内流通，从而扩大了外贸和内需的生产规模。1980 年代以前中
国只有很少商业品牌，但是到邓小平退休时，具有国内外认可的品牌的工业产品已出现在全国各地。
随着城市里封闭大院的开放和各地人口的交融，地方差异逐渐被共享的国家文化取而代之。在 1978 年以前，当
地人只吃当地饭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是就像在 20 世纪后期，西方世界一些原本是只在某些国家流行的食品，比如
意大利薄饼、甜甜圈、硬面包圈和寿司成了国际食品一样，在 1980 和 1990 年代的中国，很多地方食品开始在全国流
行。南方人学会了吃北方的标准主食馒头，北方人也开始吃南方人的标准主食米饭。同样，一些过去只有当地人观赏的
地方剧种在全国都有了观众。邓小平退休后，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手机、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使国家文化继续扩
张。就像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中国人保留着对自己所属的村庄、县、方言群体或省份的认同感；少数民族成员总
是认同他们自己的族群。但是在邓小平时代，一种真正的国家文化的成长，以及对异域文化的更多了解，大大加强了人
们对整个国家的认同。
当邓小平退出政坛时，大批在沿海地区打工数年的年轻人返回家乡，他们不但带回了沿海地区的商品，而且带来
了使他们能够自己办企业、为内地建立新标准的观念和生活方式。这个过程加快了全国性城市文化的传播速度。虽然内
地居民钱不多，但他们仍能紧随沿海地区居民之后买到一些产品，那往往是以更便宜的方式生产的仿制品。可想而知，
昂贵的商品，比如汽车，向内地扩散的速度要比小件消费品慢得多。但是在邓小平时代结束时，甚至这类商品也开始慢
慢进入中国内地。可是在邓小平退休的 1992 年，符合国际一般舒适标准的农村住宅的建设才刚刚起步，农村地区的小
学条件仍然大大落后于城市中较好的学校。
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