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
可见，州县之所以要盘剥百姓，除了俸禄太低以外，还因为他要孝敬上级；而上级地方官之所以要接受下级的孝敬，则是因为他要笼络京官、打发钦差，这是许多正派的地方官（如林则徐）也不得不收取陋规的重要原因之一。下级必须孝敬上级的原因很简单，就因为上级是〃牧官之官〃。自己的乌纱帽甚至小命，都捏在上司的手里。同样，身为一二品大员的督抚之所以要笼络京官，包括笼络那些级别比自己低的京官和没有级别的太监，则无非因为他们比自己更接近权力的中心。权力，是所有这一切的总指挥和总导演。
实际上所谓〃官场陋规〃，就完全是按照权力和权力关系来设计和实施的。只要存在着权力关系，就同时存在着陋规，而不拘对方是官是吏，是何级别。比如地方上到京城办事用印，要送〃印规〃，这笔钱就是送给办事员的。当然，办事员也不敢私吞，也要按照一定之规分给上司和同僚。到上级领导那里请示汇报工作，也要给门房和跟班送红包。门房和跟班不是官，连吏都不是，是下人。但，宰相门前七品官。门房和跟班接近权力，也有一点小权（替你通报或不通报），因此也有一份陋规。即便同为上级官员，陋规银两的多少也只与权力关系成正比，而无关乎级别。比如陕西督粮道送给陕甘总督的陋规银是一年三次，每次一千两，共三千两；送给陕西巡抚的却是一年四次，每次一千三百两，共五千二百两。其原因，就在于陕西巡抚是顶头上司，有〃年终密考〃权，对官员的前程关系重大。陕甘总督官阶虽高，却远在兰州，少有实际影响，故略有表示即可。
显然，官场陋规这种〃非典型腐败〃和〃典型性腐败〃一样，也是权力的赎买。它们都是某些掌权人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换取利益，或者不拥有某种权力的人用货币、实物或其他权力来换取这一权力的行为。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典型性腐败〃的发生，往往因于某一特定目的，比如要谋差使，要拿批文，要泄露考题，要挪用公款，甚至要将罪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者要掩盖真相，包庇真凶，因此其危害性比较明显。事发以后，处分也重。〃非典型腐败〃却不同。它并不要求接受贿赂的一方违法乱纪，甚至并不要求对方做什么。即便要做，也不过例行公事，比如按批文拨款，或者按规定报销。冰敬、炭敬、年礼、节规之类，则不过〃正常〃的人情往来，更非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因此并不视为腐败。甚至就连款待贿赂钦差大臣这种明显带有说情性质的做法，也不视为腐败。相反，如果有人不以为然，揭发批判，则会被看作咄咄怪事。比如前述山西省集资招待钦差一事被下属某县令揭发时，当时新任山西巡抚的第一反应便是：山西的吏风怎么如此荒谬？
然而问题的严重性也正在这里。一种腐败成了规矩，或者到了人人都不视为腐败，谁反对谁可笑的程度，就只能说明腐败已成为帝国的风气。
风气的形成当然绝非一日之功，但罪魁祸首却无疑是帝国制度本身。作为一种集权制度，帝国规定了资源和财富可以通过权力来剥夺和占有的基本原则。而且，可以通过权力来剥夺和占有的，不仅包括民众的财产权，还包括他们的人身权。事实上，帝国也正是通过这种剥夺和占有来实施其统治的。比如查没家产，或赏赐田亩；又比如加派差役，或减免赋税。由于这种统治只能通过官员代理的方式来进行，于是，各级官员尤其是直接牧民的州官县官，就变相地拥有了无法估算的资源和财富，帝国赋予他们的权力则变成了一种〃无形资产〃和〃有价证券〃。它是有价码的，也是可赎买的，还是无亏损的。权力并不因为它的行使不再是权力。恰恰相反，权力如不行使才不是权力。这个道理，没有一个官员不懂。
在此前提下，腐败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甚至顺理成章：一个东西，可以换钱，可以换很多钱，而且换了以后自己并没有损耗，那么，有谁能抵挡这样的诱惑呢？同样，一个东西，有了它，就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得到，又有谁不垂涎呢？只要能买卖，自然有人愿意掏钱。更何况，权力作为〃无形资产〃和〃有价证券〃，只有当它被人赎买以后，才当真是资源和财富。所以，在权力社会中，必然有人赎买权力，也必然有人出卖权力。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腐败根本就是帝国与生俱来的东西，是帝国的胎毒。
第四章 官员代理 四 自杀政策
不能说帝国是提倡腐败的，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或制度会提倡腐败。因为无论何种制度和政权，君主的，民主的，专制的，共和的，腐败都只会导致其灭亡。君主专制的政权，甚至比民主共和的政权更不能容忍腐败。试想，一个视普天之下皆为王土的皇帝，岂能容忍手下的臣子盗窃〃他的〃财产？又岂能容忍属下的官员，利用他赋予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置他和帝国的根本利益于不顾？所以，在那些皇权强悍、天子独裁的时期，比如明的洪武年间，清的雍正年间，吏治往往较好，贪腐往往较少。相反，如果腐败猖獗贪墨成风，则不是皇帝大权旁落，便是君王有意纵容。但即便纵容，也多半是个案（如乾隆之纵容和淮罂赡苁枪婢兀豢赡芴岢Ｊ率瞪希贾辽倩嵩诶砺凵习逊锤醋鞴陶ǖ耐返却笫隆Ｎ以凇兜酃你扳辍贰∫皇橹薪补泄鞘澜缟献钤缃⒓嗖熘贫鹊墓抑唬郧睾菏季陀辛俗诺募嗖觳棵拧Ｋ谖骱菏苯小ㄓ犯ǎ弧《阂院蠼小ㄓ诽āǎ髑甯某啤ǘ疾煸骸ā２宦塾诽ǎ故嵌疾煸海际侵笔籼熳拥亩懒⒉棵牛坏皇芷渌僭焙筒棵诺闹圃迹吹褂腥喽揭磺胁棵藕凸僭薄Ｊ紫仁侨ㄏ薮螅现燎淄踉赘ā⒅爻佳螅轮炼礁е菹亍⑺竟俚涝保踔涟ㄆ渌嗖旄刹亢图嗖觳康牧斓迹伎梢缘住Ｆ浯问窃鹑吻幔梢浴ǚ缥抛嗍隆ǎㄒ步小ǚ缥诺隆ǎ。槐馗汉耸档脑鹑危膊皇芊醋拇Ψ帧５谌嵌懒⑿郧浚坠僭辈槐刂嵊泄夭棵牛膊槐鼐约旱某す倥肌Ｎ酥С钟范懒⑿惺辜嗖烊ǎ⑸踔凉娑搜细竦某绦蚝吐≈氐睦褚恰５仓卮蟮福芬反饕恢置小ㄢ初魓ièzhài冠〃的法冠，身穿内白外红的法袍，当着皇帝和百官的面在朝堂上宣读〃起诉书〃，被弹劾的官员则必须立即站出来等待处分。监察之受重视，其实毋庸置疑。何况历代王朝不但有监督官员的专门机构，也都有惩治腐败的严刑峻法，打击的力度也常常很大。朱元璋甚至规定凡受贿八十贯者，就要剥皮实草（活剥人皮，肚子里塞草）。帝国对于腐败，难道是纵容的吗？
然而腐败却并未因此有所收敛，反倒有〃前腐后继〃之势。一批贪官倒下去，更多的贪官跟上来。最后的结果，则是一个又一个的王朝在大面积不可救药的腐败中垮台。这几乎成了一个规律。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帝国的反腐倡廉治标不治本，也不可能治本。其实，由于权力是可以赎买的，所以但凡存在权力关系的地方，就有腐败的可能。因此，要想根治腐败，就必须限制权力。最起码，也得遏制权力的赎买。
可惜帝国的作为却往往是背道而驰。
首先，帝国根本不可能限制权力。相反，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二章所指出的，它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加强集权的过程。因此越到集权强化的时期，腐败就越严重。比如明清两代的腐败，就比秦汉唐宋严重得多。这两个朝代，简直就是腐败成风。所谓〃官场陋规〃，就是此时之风气。而这两个朝代，则又是集权最甚、皇权最强、专制最力的时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腐败和专制是一对孪生子。
然而要求帝国放弃集权却不可能，因为权力是它的生命线。一旦没有了这种强制性的集权，帝国制度顷刻之间就会土崩瓦解。甚至就连限制权力也做不到。因为如果要限制，首先就得限制皇帝的权力，这就等于不要帝国制度。当然，官员的权力也有限的。但这种〃有限〃，只是相对于皇权而言。相对于民众，则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事实上帝国既然要维持它对臣民的绝对统治，皇帝本人又不可能亲自牧民，就不能不赋予其代理人在实行代理时的绝对权力。无疑，官员们只有在实行代理时才拥有这种不受限制的权力。如果不再代理皇权，那他们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不过这已经足以导致腐败了。没有人会愚蠢到在并不代理皇权时去搞腐败，实际上那时也不会有人前来赎买。相反，正因为官员们都明白，他们的权力只有在代表帝国时才不受限制（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有限的），因此必须抓紧时机将其兑现为实惠。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正是许多官员在以权谋私时表现得十分猴急和疯狂的原因。
官员权力的有限，还因为他们要受到上级领导和监察部门的监督。问题在于，这些人也是官员，他们和被监督的官员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就等于是让大狼狗去监督牧羊犬，其效果可想而知。事实上这些官员手中的权力（监督权和监察权）也可以出售或出租，办法则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坐地分赃，就像小偷和小偷〃见面分一半〃，或者小喽啰向山大王缴纳抢劫所得一样。所谓〃官场陋规〃，实际上就是对这种分赃行为所作的一种不成文规范。自从有了这种规范，牧羊犬们在盘剥百姓出售权力时，是更加得心应手和胆大妄为了。
显然，问题还不完全在于权力及其使用是否受到限制和监督，更在于由谁来限制和监督。恰恰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帝国不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它根本就不可能将监督权交给人民，尽管这是根治腐败唯一可能的途径，但对于帝国制度来说则无异于自杀。因此它宁肯选择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案，甚至半公开地容忍腐败。毫无疑问，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任何对权力的监督以及对这种监督的设计，都将徒劳无益甚至徒有虚名。问题并不在于技术上有多少困难，更在于帝国是否真正有监督自己的愿望，在于作为权力社会的典型（集权社会），帝国所拥有的权力是否当真是可监督的。
看来根本的原因仍在于制度，而帝国制度本身是荒谬和矛盾的。帝国是一家没有股东和股权的大公司。它的财富产权不清，权力来路不明。明明要靠赋税来支持运作，却不肯承认纳税人是主人。明明要靠暴力来维持统治，却偏要说成是皇恩浩荡。结果，最有资格进行监督的人（人民）无权监督，最该接受监督的人（皇帝）不受监督，夹在中间的官僚集团正可以上下其手两头通吃。这样的制度，又有什么指望呢？
唯一可以指望的是道德。不可否认，正是由于道德的作用，帝国的官员才不至于腐败得全军覆没。在帝国的历史上，确实不乏克己奉公的各级官员，也不乏为了遏制腐败打击贪官坚持斗争甚至以身殉职的监察官员。他们是一些有理想有信念的人。在他们看来，为理想和信念而献身，是崇高和光荣的。事实上，他们也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帝国的表彰和人民的崇敬（比如包拯，比如海瑞）。然而就大多数官员而言，这种崇高和光荣并不可效法，因为代价太高。同样，肆无忌惮地贪赃枉法也不可效法，因为风险太大。比较可行的是贪赃不枉法，贪得而有厌。比方说，收取大家都收的〃耗羡〃和〃陋规〃，在权限范围内，即在不明显违背帝国法规和公认道德的前提下，为自己和他人适当谋取利益。这很可能是大多数官员的心态。平心而论，作为饱读儒家经典的人，这些官员也曾经是有理想和信念的。可惜理想和信念并不能当饭吃。过低的俸禄，使他们不能不选择大家都尚能认可的〃非典型腐败〃。我甚至怀疑，所谓〃官场陋规〃，便正是出于这种心态而被发明出来的。
那么，帝国又为什么要实行低薪制呢？
低薪自然有低薪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所谓〃道德原则〃。在中国古代社会，道德是至高无上的。它不但是〃立国之本〃，而且是〃治国之方〃。也就是说，国家政权既靠道德原则来建立，国家政令也靠道德原则来执行。这样，作为国家政令的颁布者和执行者，各级官员在理论上就应该是道德的楷模。他们应该带头勤俭节约，廉洁奉公，当然也就不能拿过高的薪水，以免玩物丧志，浪费奢靡。相反，如果他们能够克勤克俭，缩衣缩食，以为君父分忧，以为小民垂范，则可保国富民强，天下太平。
但这恐怕只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实际情况则很可能是：帝国的财政根本就无法负担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我们知道，要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土上实行中央集权的统治，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批得力的官员都是必不可少的。此外，皇家的气派和官府的排场也同样是政治的需要，因为非如此不足以体现帝国权力的神圣，非如此不足以让小民敬畏、番邦惶恐。这就必须有足够的财力，而〃王道乐土〃和〃尧舜之君〃的理想或假象，又不允许帝国直接向子民征收过高的赋税。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只能进行选择：皇家的气派是必须保证的，否则体面不存；军队的粮饷也是必须保证的，否则政权不保；可以马虎一点的，也就是官员的俸禄了。事实上在某些时期，就连这些极低或偏低的俸禄，官员们也常常领不到，或被朝廷变相克扣。东汉末年，官员上任甚至要反过来向朝廷交钱。曾任巨鹿太守的司马直，就是因为交不起新任命的〃上任钱〃，又不肯盘剥百姓，不得已自杀于晋京途中的。
看来帝国的算盘打得很精。对待军队，是给钱不给权，也不给地位。对待文官，则给权不给钱（或少给）； 但不吝地位。帝国的老板很清楚，军队的权势不可过重。权势过重则尾大不掉，因此应以金钱赎买其武力。军队有钱无权，就只会看家，不会造反。何况不给钱也不行。不给钱，就没人替他卖命。一个王朝，如果连军队的粮饷也要克扣，那就离末日不远了。文官则不必花钱赎买。因为文官原本一无所有，他们的权力和地位都是帝国赋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