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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是一些处于朝野之间，半官半民、亦官亦民的人，是帝国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因为尽管帝国拥有数以万计的官员，但要真正做到〃德被苍生〃，还是力不从心。尤其是明代，明令禁止官员擅自出城，违者以〃扰民〃论罪，判处极刑。这样，广大农村的礼乐教化甚至民事纠纷，也就只好拜托这些缙绅偏劳了。们也都是知书达理的，又和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义不容辞。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是儒家道德观念和国家学说培养熏陶出来的人，因此会白觉地推行教化维持秩序，地方官则可以安居城中坐享其成，闲来则游山玩水吟诗作赋附庸风雅。帝国无须增加编制而义务效劳者甚众，未仕和致仕（退休）的都是它的帮手。这岂止是一箭双雕？简直就是一本万利！
第三章 伦理治国 六 沉重的代价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伦理治国或者说独尊儒术的原则维护了帝国制度，却让我们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首先是没有了思想。我们民族曾经是很有思想的。儒家有思想，道家有思想，法家有思想，墨家有思想，其他各家各派也都有思想。这些思想和古希腊哲学（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佛教（释迎牟尼）、希伯来先知的学说一起，构成了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的辉煌。但那是在先秦。所谓〃先秦〃，即〃先于秦〃，其实也就是〃帝国前〃。自从进人帝国时代，我们民族就开始没有思想，也开始不会思想。董仲舒不是思想家，王充则只能算是〃有想法的人〃。董仲舒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会电脑〃的巫师和政客。他把先秦诸子的思想（以儒家为主，兼及道家和阴阳家），下载、拷贝、剪切、粘贴，杂糅成一个半神学体系，然后贴上儒学的商标卖给帝国。他的〃贡献〃，主要是成功地实现了儒学从民间思想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切换，为帝国设计了一个伦理治国的〃软件程序〃。此后二千多年，凤毛麟角的几个所谓〃思想家〃，没有一个能达到先秦诸子的量级，也没有一个能接近先秦诸子的水平，更没有一个能超越先秦诸子的框架。王夫之是学问大于思想，李卓吾是情绪大于思想，王阳明是姿态大于思想，朱晦庵是解说大于思想。余则嵇康崇自然，王弼尚清谈，阮籍善饮酒，葛洪会炼丹，亦不过有些〃异类〃而已。至于煌煌大唐，勉强称得上是〃思想家〃的，也就六祖慧能一人；而这位慧能禅师的〃思想〃，竟是不要思和想！
诸子立说，百家争鸣，那样一个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这无疑是帝国制度的〃无量功德〃。我们知道，帝国制度在本质上是聚敛和集权的，因为如不聚敛就无法集权，如不集权则不成其为帝国。邦国因为不集权（天子分权于诸侯，诸侯分权于大夫），所以要灭亡，要被兼并；而能够兼并他国，并将邦国发展为帝国的，必是擅长集权者。秦王国之所以能够兼并天下，就因为它既善于聚敛，又善于集权。这样一来，聚敛和集权，就成了帝国的〃天性〃。这就很容易发展为专制，而专制主义与思想自由则绝不能相容。专制主义比谁都清楚，思想自由是它的死敌。只要人们能真正自由地思想，专制就不再会有存身的余地。因此，王朝如果集权而不专制，或实行〃开明专制〃，环境就比较宽松（如唐宋）；如果集权而专制，还大搞〃文字狱〃，思想就没有自由（如乾嘉）。然而思想一旦不自由，那它就不再是思想。于是，为了禁绝自由，就只好连思想也一并禁绝。
当然，帝国并不曾明令禁止思想。它只是通过奖惩的办法暗示知识界，自由思想是没有好处的。同时它还会苦口婆心地告诉人们，自由思想也是没有必要的。先秦诸子之所以要思想，是因为那时还没有找到最好的社会制度，最好的治国方略，最好的指导思想。但是现在找到了。这个最好的制度就是帝国制度，最好的方略就是伦理治国，而最好的思想就是儒家学说。那你还用得着再想什么？朝闻道，夕死可也！
没有了思想，剩下的就只是学问。按照秦始皇的做法，学问本来也剩不下的，所以我们还得感谢汉武帝。学问之所以还有必要，是因为要掌握先王之道，就得学；学的过程中有了问题，就得问。但这种问，绝不是怀疑、质问，更不是批判，而是请教。请教之后也不是思考，而是领会。领会以后就去演练，这就是习。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思考什么的，就不必了，因为〃先王之道备矣〃。至于质疑、批判、颠覆圣贤学说，更是想都不要想。离经叛道，数典忘祖，那是要杀头的。总之，独尊儒术以后，有学，有问，有习，无思。
然而没有思想的学问并不能构成学术。因此传统中国的学术界就表现出这样的特点：鲜有思想，只有学问；鲜有智慧，只有知识；鲜有争鸣，只有争吵；鲜有研究，只有钻牛角尖。所谓〃经学〃，就是钻牛角尖；所谓〃论辩〃，则往往是窝里斗，甚至只不过是学派、门户之间的争权夺利和人身攻击，正所谓〃只见帮派，不见学术〃。
这并不仅仅是学术界的悲哀，而是整个民族的悲哀。因为一个民族是不能没有自由思想的。没有了自由思想，就没有了头脑；没有了头脑，就挺不起脊梁。中国人是讲骨气的。但骨气不等于意气。骨气要真正成为骨气，必须以自由思想为前提。只有当思想是属于自己的时候，骨头才是自己的，也才会有骨气。只要看看清朝末年，一班朝廷大臣的意气用事，清谈误国，就知道没有科学精神、理性分析和自由思想，会给我们民族带来多大的灾难。
帝国没有思想的自由，也不会有言论的自由。相反，以言论罪人的事例倒是屡见不鲜。孔融和嵇康就是这样被杀的。孔融被杀，是因为他说了子女是父母寻欢作乐的结果，因此并无恩情之类的话。这是忤逆降逆不孝。嵇康被杀，则是因为他〃非汤武而薄周孔〃。这是大逆不道。当然，这些都不是他们被杀的真正原因。但执政者能以此为由杀人，则说明帝国是能够以言论治罪的，也说明帝国是没有言论自由的，还说明谁要是胆敢怀疑和攻击帝制意识形态，那是要判死罪的。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帝国统治最脆弱的时候。帝国自身难保之时尚且如此，其钳制甚力之时也就可想而知。在乾隆皇帝的时代，举国上下便是万马齐喑，一片死寂。所有的人都噤若寒蝉，顶多也只能在螺蛳壳里做做道场，比如乾嘉学派。
一个没有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社会也不可能真正有道德。表明上看，道德建设贯穿了伦理治国的始终。一应军民人等，均必须严格按照钦定的道德原则做人行事。对那些不道德的人和事，则有表示反对和谴责的义务。在杭州西湖岳王庙，塑有秦桧等人的跪像。几乎所有前来悼念岳飞的人，包括一般的游客，都要向这四个奸贼投去愤怒和蔑视的一瞥，甚至吐痰撒尿。这说明伦理治国确有成效，道德观念也深入人心。然而遗憾的是，秦桧之流并未因此而〃断子绝孙〃。陷害忠良的惨剧依然继续上演，充当汉奸和伪军的人则成群结队。而这些人，如果也曾到过岳王庙，那么，也照例是要对那四个奸贼撒尿吐痰，绝不会焚香礼拜的。
可见诸如此类的道德义愤究竟有多少出自真正的道德感，十分可疑。在我看来，那恐怕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表态和道德作秀。中国人是很擅长此类表演的。最高当局只要一声令下，很容易地就能做到对某个〃奸贼〃或〃小人〃的同仇敌忾。至于这个人是否当真有罪，则无人深究，也无须深究。对于这些〃愤民〃（愤怒的民众）来说，需要的只是一个表白的机会，即一个表现自己政治可靠和道德无瑕的舞台。这就要有一个〃反面典型〃以为契机。政治上的反面典型就是〃乱臣贼子〃，对他们的愤怒可以表白自己的忠诚。生活上的反面典型则是〃奸夫淫妇〃，对他们的愤怒可以表白自己的纯洁。于是，一旦发现乱臣贼子或者奸夫淫妇，民众就会要求将其游街示众，并在围观时向示众者吐口水、扔石头、喊口号。其实，一个人犯了罪，自有司法部门依法处分，关民众何事呢？杀人偿命，盗窃坐牢，执行就是，为什么还要〃展览〃一番呢？然而无论官方还是民众，均有此要求。究其所以，在官方，无非想借此杀一儆百；在民众，则非如此而不能〃表演道德〃，证明自己是〃好人〃，也无法在这种表演中体验快感，即道德上的优越感（请参看拙著《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
在没有反面典型的情况下，这种表演则表现为〃做好人好事〃。比如父母死后住在坟墓旁或者墓道里，三年不吃细米，不着锦衣。礼教制度甚至会对这些表演做出详细而明确的规定，比如〃披麻戴孝〃或者〃持哭丧棒〃（表示自己因悲痛过度而无法站立）。这丝毫也不奇怪，因为伦理治国的主要手段是〃礼〃。礼既然是一种仪式（礼仪），就必然带有表演性，也必然培养出表演的习惯。让人费解的，是官民人等在表现道德义愤时不经意间流露出的野蛮暴力倾向。他们在谴责和批判那些所谓〃乱臣贼子〃或〃奸夫淫妇〃时，实际上已完全不把对方当人看，不但极尽羞辱咒骂之能事，往往还要施以酷刑。中国古代许多刑法都残忍之极，比如〃凌迟处死〃或者〃骑木驴〃。所谓〃骑木驴〃，就是用硬物刺人女性阴道，致其惨死；〃凌迟〃则是一刀一刀慢慢将人犯的皮肉割下，折磨死亡。此外还有炮烙（烧烤致死）、车裂（五马分尸）、腰斩（拦腰铡断）、宫刑（阉割男性生殖器），无不骇人听闻。这其实连〃兽行〃也称不上，因为野兽绝无此类行为，因此只能称之为〃惨无人道〃，甚至〃丧尽天良〃。
问题并不在于这些刑法是何等地残忍，而在于社会对这种残忍的普遍认同。尽管某些酷刑逐渐被废（如隋文帝时废车裂），然而又会有新的酷刑被发明出来。比如凌迟，就是北齐文宣帝时〃发明〃的，从唐代开始便盛行于诸代。以后明太祖朱元璋又发明了〃剥皮实草〃，就连海瑞这样的正人君子也深表赞同。实际上，中国古代的知识界对这些酷刑也是麻木不仁，比如〃千刀万剐〃或〃食肉寝皮〃之类的说法，便屡见于文人笔下。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帝国的时代，是既有文明的礼让，也有野蛮的暴力。
一个崇尚礼让、热爱和平的民族，竟会如此地欣赏暴力，容忍残酷，表面上看匪夷所思，实际上却是伦理治国的必然结果。因为帝国的〃伦理治国〃并非当真是要弘扬道德或培养道德，而是要维持等级秩序，维护集权制度，并为这种暴力统治（霸道）披上一件温情脉脉的外衣（王道）。但帝国的暴力本质并不会因为这件外衣而改变，帝国臣民们内心深处的暴力倾向也不会因此而消除。相反，只要有机会，比如王道不行或天下大乱，或者只不过是要惩治〃乱臣贼子〃和〃奸夫淫妇〃，被掩盖起来的暴力本质和暴力倾向就会不可避免和无法遏制地表现出来，成为令人发指的暴行。统治者需要通过这种暴行来大施淫威，被统治者则需要通过这种暴行来宣泄压抑。更何况，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秩序中，弱势的一方从来就没有被人尊重过。因此，哪怕只是暂时成为强势人物（比如揭竿而起的〃义军〃或惩治腐败的〃义民〃） ，他们也不会懂得尊重别人，更不会有什么〃人权〃概念。显然，伦理治国的结果不但是没有了思想和法制，最后就连道德也会荡然无存。
事实上，由于缺乏科学理性（思想）和实践理性（法治）； 〃仁君〃很容易变成〃暴君〃； 〃良民〃也很容易变成〃暴民〃。至于那些平日里维持治安推行礼教的地方缙绅，则很容易变成横行乡里包揽讼词鱼肉百姓的土豪劣绅。土豪是相对于官府而言，劣绅是相对于缙绅而言。从缙绅到劣绅，不过一步之遥，正如王道与霸道只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在这种情况下，王朝还能够维持，全靠帝国拥有一大批真心信奉儒家学说并忠于职守的官员。事实上，皇帝高高在上，往往只是象征；庶民无权无势，其实不成气候。只有官员，才真正是帝国的中坚。一旦官僚集团溃不成军，王朝的末日也就来临。
因此，我们还必须来看看，帝国的官员和官僚体制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官员和这种体制为什么又最终导致了王朝的灭亡。
第四章 官员代理 一 代理与授权
盘点帝国的家当其实是一件充满困惑的事情，因为历史的天空常常疑云重重，问题和麻烦则往往接踵而来。比方说，按照前面的分析，帝国的政治既非人治，又非法治，还不当真是德治，那么，它又该是什么，能是什么？或者说，该怎样准确地表述和界定帝国的政治？
也许，是〃官治〃。或者说，官僚政治。
所谓〃官治〃，就是〃以官治国〃，正如〃德治〃就是〃以德治国〃； 〃法治〃就是〃以法治国〃； 〃人治〃就是〃以人治国〃。那么，官治与人治有什么区别？官与人，不都是〃人〃？官治与人治，不都是依靠人而不是别的东西（比如法律、道德、礼仪）来治国吗？区别就在于：第一，人治靠的是某个个人，官治靠的是官僚集团；第二，人治靠的是个人威望，官治靠的是集团力量；第三，人治力量来自本人自身，官治力量来自官方授权。也就是说，官治并不要求某个官员有多高的素质、水平和威信，只要他有一定的官衔和足够的权力就行。因此，官治不会像人治那样人亡政息（比如曹操一死，曹丕就改变路线；孔明去世，蜀汉就后继无人）。也因此，人治在帝国历史上只能是昙花一现，官治却能保证长治久安。因为在官治的体制下，政策和策略是由整个统治集团来制定的，并不十分在意某一个人的去留存亡（比如晁错被杀而削藩照旧）。何况一个官员下台了，还会有新的官员补上去；而前任官员推行的政治，又原本与他的人格魅力和个人威望无关。
这样一种政治，无疑是最符合帝国制度的。这不仅因为帝国已是成熟的国家，不能再将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