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他人。有时人们也由于奉主权者之命而有义务要做任何
危险或不荣誉的事情；由此看来，这种义务便不决定于我们
表示服从的言辞，而只决定于意向，这种意向则要根据所作
事情的目的来加以理解。因此，当我们拒绝服从就会使建立
主权的目的无法达到时，我们便没有自由拒绝，否则就有自
由拒绝。
根据这一理由，一个人如果奉命当兵杀敌而予以拒绝时，
主权者虽然有充分的权利把他处死，但在许多情形下他却可
以拒绝而不为不义；比如他已经找得一个能胜任士兵职责的
人来代替自己时情形就是这样，因为在这种情形下他并没有
逃避国家的服役。同时对于天生胆怯的人也应有所体谅，不
但是对于妇女说来应当这样（没有人会要妇女去做这种危险
的事情），而且对于胆怯如妇孺的人也应当如此。两军交锋时，
一方或双方都有逃亡的事情，如果逃亡不是出自叛逆而是出
自恐惧，那就不能认为是不义的行为，而只能认为是不荣誉
的行为。根据同一理由，逃避战斗并不是不义，而是怯懦。但
应募入伍、领受粮饷的人，就不得再以胆怯为口实；他非但
有义务要参加战斗，而且在没有得到长官允许时不得逃走。但
如果国家的防卫要求每一个能拿起武器的人都立即出战，那
么每一个人便都负有义务，否则他们把国家建立起来，又没
有决心或勇气加以保护就是徒然的了。
任何人都没有自由为了防卫另一个人而抵抗国家的武
力，不论这人有罪还是无辜都一样；因为这种自由会使主权
者失去保护我们的手段，从而对政府的根本本质起破坏作用。
但如果有一大群人已经不义地反抗了主权者或犯了死罪、人
人自知必将因此而丧生，那么这时他们是不是有自由联合起
来互相协助、互相防卫呢？当然有，因为他们只是保卫自己
的生命，这一点不论有罪没罪的人都同样可以做。他们当初
破坏义务时诚然是不义的，往后拿起武器时虽然是支持他们
已经做出的行为，但却不是一种新的不义行为了。如果他们
只是为了保卫人身，便根本不是不义的行为。但颁布赦令后，
就使蒙赦者不得再以自卫为口实，并使他们继续帮助或保卫
他人成为不合法的行为。
至于其他自由，则取决于法律来作规定之处。在主权者
未以条令规定的地方，臣民都有自由根据自己的判断采取或
不采取行动。因此，这种自由便因时因地而有大有小，要看
主权者认为怎样最有利而定。比方说，在英格兰曾经有一个
时期人们可以凭武力进入自己的土地，赶走非法侵占者。但
后来这种凭武力进入的自由因国王暨议会以成文法规定而被
取消。此外，在世界上某些地方人们有多妻的自由，但在其
他地方则不准许有这种自由。
一个臣民如果为了根据原先已确立的法律而来的债务、
土地或财物的所有权、徭役、或任何有关体刑与罚款等问题
而与主权者有所争议时，他便有自由在主权者所指定的法官
前为自己的权利进行诉讼，就像对另一个臣民进行诉讼一样。
因为主权者的需求既然是根据原先订立的法律而不是根据自
己的权力，他就因此而声明了自己所要求的东西不超过根据
该法显然应有的东西。这样一来，这诉讼便不违反主权者的
意志，臣民也有自由要求听审自己的案件，并根据该项法律
裁判。但如果他是根据自己的权力要求或征取任何东西，那
就不存在法律诉讼的问题。因为他根据自己的权力所作出的
一切，都是根据每一个臣民所授与的权力做出的；于是，对
主权者起诉的人便是对自己起诉。
如果一个君主或主权议会授与全体或任何臣民一种自
由，而当这种授与成立，他就不能保卫臣民的安全时，那么
这种授与就无效，除非是他直接声明放弃主权或将主权让与
他人。因为这种事情他自己果真愿意的话，他可以公开地以
明确的言辞声明放弃或转让，然而他并没有像这样做，从这
一点上我们就应当认为这不是他所愿意的。这种授与是由于
不知道这种自由和主权之间的冲突而来的，因此主权便仍旧
保留。同时，实行主权所必需的一切权力，如宣战、媾和、司
法、任官、遴选参议人员、征税以及第十八章中所举的其他
权力便也都保留下来了。
臣民对于主权者的义务应理解为只存在于主权者能用以
保卫他们的权力持续存在的时期。因为在没有其他人能保卫
自己时，人们的天赋自卫权力是不能根据信约放弃的。主权
是国家的灵魂，灵魂一旦与身躯脱离后，肢体就不再从灵魂
方面接受任何运动了。服从的目的是保护，这种保护，一个
人不论在自己的武力或旁人的武力中找到时，他的本性就会
使他服从并努力维持这种武力。虽然从建立主权的人的意图
说，主权是永存不灭的，但根据其本身的性质，它不但会由
于外患而有暴亡之虞，同时也会由于人们的无知和激情而从
刚一建立时起就包含着许多因内部不调而发生自然死亡的种
子。
一个臣民如果在战争中被俘、或是其人身或生存手段处
在敌人警诫监视之下，并以臣服于战胜者为条件而获得自己
的生命和人身自由时，他是有自由接受这种条件的；接受之
后，他就成了俘获者的臣民，因为除此以外他再也没有其他
方法保全自己的生命。如果他在同样的条件下被拘留在外国
时，情形也是一样。但一个人如果被监禁或被刑具锁禁，或
是不被给与人身自由时，就不能认为受信约约束而必须服从；
这样，他如果真有可能的话，就可以用任何方式逃跑。
如果一个君主为他自己和他的继承人放弃主权时，臣民
就恢复了绝对的天赋自由。因为根据自然之理，虽然可以确
定谁是他的儿子、谁是他最近的亲属；然而正像前一章所说
的一样，他的继承人是谁，却要取决于他自己的意志。因此，
他如果自己愿意不要继承人，那就没有主权、也没有臣服关
系可言了。如果他死去时没有众所周知的亲属，也没有宣布
继承人是谁，情形便也是一样。因为这时便不可能找出继承
人，因之也就没有服从的义务了。
如果臣民被主权者放逐，那么在放逐时期就不是他的臣
民。但如果是派赴外国担负使命或请假在外国游历，便仍然
是臣民，但这是根据主权者之间的契约而来，而不是根据服
从的信约。因为任何人除非是由于主权者的亲善关系或根据
特许享有特权，否则进入他国领土后就应当服从该国的一切
法律。
如果一个国王在战争中被征服，自己臣服于战胜者，他
的臣民就解除了原先的义务，而对战胜者担负义务。但如果
他是被俘或没有获得人身自由，就不应当认为他放弃了主权，
于是臣民也就有义务要服从原先派任的官员；这些官员不是
以他们本身的名义，而是以国王的名义进行统治的。因为他
的权利仍然存在，问题只在于行政管理方面。也就是臣宰和
官员的问题；这些官员他如果没有办法派任的话，就应当假
定他仍然同意自己原先派任的人。
第二十二章 论臣民的政治
团体和私人团体
讨论了国家的产生、形式和权力之后，按顺序往下就要
谈谈它各部分的情况。首先要谈的是与自然人躯体类同的部
分肌肉相类似的团体。根据我的理解，团体就是在一种利益
或事业中联合起来的任何数目的人。其中有些是正规的、有
些是非正规的。凡属有某一人或多人组成的会议被规定为全
体的代表者的团体就是正规的，其他全都是非正规的。
正规团体有些是绝对的和独立的，除开自身的代表者以
外不服从任何人，只有国家才是这种团体，在以上五章中我
已经讨论过了。其他的团体都不是独立的，也就是从属于某
一主权者之下的：团体中的每一个人和他们的代表者都是这
个主权者的臣民。
从属的团体中有些是政治性的，有些是私人的。政治团
体也称法人，是根据国家的主权者的权力建立的。私人团体
则是臣民在自己之间组织的，或是根据外国人的权力建立的。
因为从外国政权方面获得的权力在另一国家中没有一种是公
共性质的、而只是私人的。
私人团体有些是合法的，有些是非法的。国家允许存在
的就是合法的团体，所有其他的团体都是非法的。非正规团
体是不具有代表者的团体，只是由人们汇聚而成的。这种团
体如果不被国家禁止、而又不是为罪恶的目的形成的，便是
合法的团体，例如为了观剧、上市场或任何其他无害的目的
而汇聚起来的人就是这样。但如果意图是坏的，或是在人数
相当多的情形下意图不明时，便是非法的。
在政治团体中，代表者的权力永远是有限的，其限度由
主权当局规定。因为无限的权力就是绝对的主权。在每一个
国家中，主权者都是全体臣民的绝对代表者。所以除开他准
许的以外就没有其他人能成为任何部分的代表者。如果准许
臣民的政治团体在一切意图和目的上具有一个绝对的代表
者，就是放弃了国家对这一部分的统治，并与和平与保卫相
违背而分裂了统治权；在主权者的权利授与没有明确而直接
地解除他们的臣服关系的情况下，不能认为主权者象这样做
了。因为有其他方面的结果表示相反的情形时，语词的结果
便不表示他的意志，而只表示写错了或估计错了，这是所有
的人都极常发生的事。
赋与政治团体代表的权力的限度可以从两方面看出来，
一方面是主权者发与的命令或证书，另一方面是国家的法律。
在按约建立和以力取得一个独立国家时，根本用不着什
么证明文件，因为代表者的权力在这种情形下除开不成文的
自然法所设定的限制以外并无其他限制。然而在从属团体中，
关于其业务、时间、地点等等都必须有种种不同的限制，以
致没有证明文件就无法记忆，而且要不是可以用来对成员宣
读、并加封或盖有主权当局的印鉴、或是具有其他主权当局
永久的征记证明的特许状，就不会被人们注意。
由于这种权限并不总是容易以明文规定，甚至也不总是
可能以明文规定，所以一般臣民共同遵守的一般法律就必须
在凡属特许状本身没有作规定的一切地方规定代表者依法能
做些什么。因此：
在一个政治团体中，如果代表者是一个人时，他代表该
团体的人格所作出的在特许状或法律中没有根据的任何行
为，都是他自己的行为，而不是该团体的行为，或该团体中
他本人以外的任何成员的行为。因为越出特许状或法律限度
以外之后，他便不代表任何人而只代表他自己的人格。但他
根据这些权限做出的行为则是每一个人的行为；因为主权者
是大家的无限代表，所以对于主权者的行为说来，每一个人
都是授权者；不脱离主权者的特许状的行为亦是主权者的行
为，因而该团体的每一个成员便都是这种行为的授权者。
但如果代表者是一个会议，那么不论该会规定了任何在
特许状或法律中没有根据的行为，都是该会或政治团体的行
为，也是因其投票使该规定得以成立的每一投票人的行为；但
却不是任何出席会议而投反对票的人的行为，也不是任何缺
席者的行为，除非后者有人代替投票。这行为之所以是该会
议的行为，是由于会议中多数人投票赞成。如果这行为是一
种罪行时，就可以在可能范围内惩罚这个会议，如解散或取
消其特许状（对于这种人为团体或虚拟团体说来，这便是死
刑）等等。如果该会议拥有公共资金，而无罪的成员又没有
人在其中享有所有权时，就可以处以罚金，因为自然之道已
经免除了一切政治团体的体刑。照这样说来，没有投票的人
便是无罪的，因为会议在特许状中无根据的事情上不能代表
任何人，所以这些人便没有牵涉到他们的投票中去。
如果政治团体的人格由一人代表而又借了外人（非本团
体成员）的债时（任何特许状都无需限制借款，因为人类本
身的意向对于借款就是一种限制），这债务便是代表者的债
务。因为他如果根据特许状有权让成员付还他所借的款项，他
就会因此而具有他们的主权了。这样说来，这种权利授与要
不是由于本身出自人类本性通常发生的错误，并且不能成为
授权者的意志的充分证据而成为无效的，便是得到了授权者
承认；这时，该团体的代表者就成了最高代表者，这种情况
不属于本问题的范围，这儿所讲的只是从属团体。因此，象
这样借的债，除开代表者本人以外便没有成员有义务归还。因
为贷款人不了解该团体的特许状和限制，只会把向他借款的
人认为是债务人；而鉴于代表者仅能代表本人，不能代表其
他人，所以便只有他是债务人；于是在有公共资财时，代表
者便必须用公共资财归还；没有公共资财时则必须用自己的
财产归还。如果他由于契约或罚金而欠款时，情形也是一样。
但如果代表者是一个会议，而所欠的债务又是外人的债
务时，那么所有投票赞成借款、或赞成应付款项的契约或赞
成引起罚款的事实的人，便应当对债务负责，而且只应当由
他们负责。因为每一个人在投票赞成时便对归还借款作了保
证，原因是授权借款的人就有义务归还甚至全部欠款；只是
在有任何人归还了欠款时，他才得以解除义务。
但如果债是向会议中的一个成员借的，那么在有公共资
财时便只有该会议本身有义务以公共资财归还。因为这人既
有投票的自由，那么他投票赞成借款时就是投票赞成款项应
当归还。如果他是投票反对借款或者没有出席的话，也由于
他贷出款项就是赞成团体借款而否定了他原先的意见，因而
要受到后来所表示的意见的约束；这样他就既是贷款者，又
是借款者，因之便不能要求任何个人付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