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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应奎较艺衡水，涉洞庭，登祝融，访石鼓，歧乎濂溪之上，有余慨焉。道不加闻而年则逮矣，固愿窃有豪杰者出，以翼吾之往也。同志蔡子子木守衡，则已群多士，而摩之以性命之学，亦浸浸乎有兴矣。应奎因乐与成之，乃出先生旧所手授《传习录》，俾刻置石鼓书院。
噫！性灵在人，得无有默契斯旨而成之德行者乎！则于先生之道亦庶几焉，又何憾矣！嘉靖三十年夏五月壬寅，同邑门人孙应奎谨序。
（录自《传习录》蔡汝楠校刻本）
叙传习录后
蔡汝楠
《传习录》者，阳明先生之门人录师传之指，图相与习之者也。先生曾以是录手授今文宗蒙泉孙公，公按部至衡，令汝楠刻置石鼓书院，而公为之序，概括学以尽性之一言。盖先生之学，致知而已矣。今发明之曰：“学以尽性”，何也？曰：人之有心，性即吾心之体也；心之有性，知即吾性之灵也。自此知杂揉，或虑真妄决择之难，不知本然之体昭明灵觉，本无所昧，动于意而知能杂揉，亦即此体足以自知而决择之，著诚去伪，不容不力至于无有乎弗良，则无有乎弗诚。故知也者，诚之源也。自此知渺徽，或虑酬酢变化之难，不知本然之体圆莹洞彻，本无所遗，交乎物而客形变化，亦即此体足以尽物而精察之，博学切问，不容不至，至于无有乎弗格，则无有乎弗良。故知也者，物之则也。同此知谓之性，致此知谓之学。周旋物则，充积诚意，发之肫肫然不可已，极于高高乎不可尚。合内外，一寂感，是谓天性之尽而至善之止也。以此而质于往圣：其曰：“道心之微”，即良知之发也；其曰“惟精惟一”，一此道心，即致知而诚也。“博文”，则知贯乎物而无有不格；“约礼”，则知皆天理而无有不诚。固质之而不谬。以此而证之前贤，“未发之中”，此知之中涵；“即发之和”，此知之贯彻。义而曰“集”，即物无不正；配义与道，即意无不诚。亦参之而不惑。故致知尽性之说，传而习之，及门之徒不能不录。而蒙泉孙公广先生手授之泽，亦自恶可已也。惟《录》名“传习”，则传习之指非曾子独得孔氏之宗者乎？尝观圣门之宗独归曾氏，而曾子称服吾友则惟颜子。二贤之在当时，颜子尝识圣道之高深变化矣，曾子尝亲受大学、孝经之指矣，然所谓传习者，岂在是哉？颜子之学，博我之文，约我之礼，竭吾之才，然后卓见圣道至，虽欲从圣人而求之亦自无由。曾子之学，自察自欺，自求自慊，必慎独知，然后竟以鲁得之至，虽欲媲有若之似圣人，亦不可得传而习之，斯其至矣。然则斯录盛传海内，君子以能演先生良知之训为传习乎？抑自信自知，何者为良，先明乎善，益进于诚，凡功利之溺此良知，夸门之障此良知，意见之害此良知，皆如自治痛养，自致其力，以自有之知，尽自有之性，以此尊其所闻为传习矣乎？呜呼！先生之学，真孔氏秘传，而以先生之道，反身而自得之，如颜、曾之善习者谁也？敢告同志相最善习，庶无负先生传教之意云尔。时嘉靖辛亥夏日，门下后学德清蔡汝楠谨书。
（录自《传习录》蔡汝楠校刻本）
题传习录后
董 沄
斯道之在天下，虽天命人心之固有，其盛衰显晦，实由气数。文、武之后，斯道与王迹俱降，渐远渐微，不绝如线，历数百年，至仲尼一唱而天下响应。仲尼之后，至孟子没有遂绝，历战国、秦、汉，如灭烛夜行。以及炎运之末，黄、郭、荀、陈诸豪杰，林然而起，要虽非中道，而其发于义理，根于天性，挽回人心，则不可诬也。东井先祥，德星后聚，岂偶然哉！自是而文废焉，至于隋而文中子振之，门人千余，泽虽不被于天下，而斯文赖以一延。自是而文又废焉，至于宋而濂、洛、关、闽诸大儒出而昌之，五星聚奎，斯道于是乎大明矣。然天下之士，见在上者之崇重乎此也，遂借之以为利禄之梯，讲之愈明，而失之愈远，大非先儒之初心矣。以至于今，而笃生阳明夫子，提天下之耳，易天下之辙，海内学者，复乡应焉，而五星聚室，是岂人力所能为哉？盖自孔子以迄于兹，凡四废兴矣。
（录自日本蓬左文库藏《王门宗旨》十三《从吾道人语录》）
传习录序
王宗沐
《传习录》，录阳明先生语也。四方之刻颇多，而江右实先生提戈讲道处，独缺焉。沐乃请于两台，合续本凡十一卷，刻置学宫。诸生集而请曰：“愿有以疗之。”余愀然曰：“来！二三子是尚有待于余言乎？夫言非先生得已也。自先生之殁，则学稍稍失其旨，繁言朋，兴门户，峙张规，为儒名，而实衰焉。非不能言也，是用与二三子剪裁浮华，反归本实，以独得先生之意于旷世之下，而尚有待于言乎？孔子曰：‘予欲无言。’而又曰：‘无隐学而必待于言也。’则二者实背而驰。如其不待于言也，则所谓无隐者盖有在矣。且尔亦知先生始得之勤也，而其后之不能无忧乎？”
诸生曰：“未之闻也。虽然，愿卒言之。”
曰：“天命流行，物与无妄，在天为不已之命，而在人为不息之体。孔门之所谓仁者，先生之所谓知也。自程纯公之殁，而圣人之学不传，沉酣传注，留心名物，从其求于外者，以为领略贯解，而一实万分、主静立极之义微矣。夫天下莫大于心，心无对者也，博厚高明，配于天地，而弥纶参赞，际于六合，虽尧、舜之治与夫汤、武之烈，皆心之照也。从事于心者，愈敛而愈不足；从事于言者，愈赘而愈有余。不足者日益，而有余者日损。圣愚上下之歧，端在于是。此先生所以冒忌负谤，不恤其身而争之于几绝之余，而当时之士，亦遂投其本有，皆能脱骖解絷，翕然从先生于骤闻之日者也。争之不明而有言，言之稍聚而为录。今不据其录而求其所以为学也，乃复事于言，是其不得已者，反以误后人而贻之争耶？且先生之得，是亦不易矣。先生顾其始，亦尝词章而博物矣。展转抵触，多方讨究，妆缀于平时者，辨艺华藻，似复可恃。至于变故当前，流离生死，无复出路，旁视莫倚而向之有余者，茫然不可得力。于是知不息之体炯然在中，悟则实，谈则虚，譬之孤舟，颠滞于冲风骇浪之中，帆橹莫施，碇缆无庸，然后视柁力之强弱，以为存亡〔1〕。叶尽根呈，水落石出，而始强立不返矣。故余尝谓：“先生仅悟于百死一生之日，然后能咽余甘而臻实际，取而用之，已本不贰，而物亦莫能违，事功文词，固有照中之隙光也。先生之所以得者，岂尽于是耶？嗣后一传百讹，师心即圣，为虚无漭荡之论，不可穷诘。内以驰其玄莫之见，而外以逃其践履之失，于先生所道切近之处，未尝加功，则于先生所指精微之地，终无实见，投之事则窒，施之用则败。盖先生得而言之，言先生之心尔。而今袭先行之语以求人，即句句不爽，犹之无当于心，而况不能无失乎？心不息，则万古如一日；心不息，则万人如一人。先生能用是倡之于几绝，吾人不能缘是承之于已明，而方且较同异雌黄以为长。犹昔人所谓神尧能以一旅取天下，而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者。引予之所以谓先生始得之勤，而今之不能无忧也。夫从事于心，敏而犹有不及，则于言有所不暇；从事于心，精而后知所失，则于言有所不敢。默识深思，承担负荷，此余与二三子今日之所承先生之后者也。”
诸生曰：“然则兹刻可废乎？”
曰：“若是泥哉！书之存不存，未害也。书不传，则先生之心不著。其颖者固无待乎是矣，而闻而兴者，犹之欲渡而弃航也。求之于心而得，则先生之言庸以相印；求之于心而不得，则由先生之言而思焉，而力焉，而本体固可见矣。昔者赵简子有二子，而莫知适立也，乃书戒教之词于简而授之，三年而问之，长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己失之矣；次无恤育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遂立之。夫志各有适，非简之罪也，二三子其识之矣。”
（录自九州大学硕水文库藏抄本《传习录诸序》）
校勘记
〔1〕 亡，原本为“己”，据《明儒学案》改。
重刻阳明先生文集序
闾 东
《阳明先生文录》旧刻于姑苏，《传习录》刻于赣，继又有薛子者刻其《则言》，然相传不多得同志者，未得合并以观全书，每有余憾。东按西秦，历关、陇，见西土人士俊髦，群然皆忠信之质也，因相与论良知之学，尽取先生《文录》，附以《传习录》并《则言》，共若干卷刻之，愿与同志者共焉。
东曰：予于先生之学，尝窃闻其绪论于欧阳南野先生，云：“先生指示良知为人心本体，自圣人之心以至愚夫愚妇，自一人之心以达之天下，自千万古之前以达之千万古之后，无有不同者，此心也，此良知也。”始而闻则疑之，乃南野先生教曰：“子盖未始实见得此耳。人心本体浑然，天理即其灵昭不昧处，所谓良知也。全此谓之圣人，若众人则日用不知且蔽焉耳。去其蔽以复其全，将不同归欤？然立志，其本也，志不立始异矣，所谓性近习远者也，子又何疑乎？”东惕然以思，惺然以悔，因责此志之未立也。是故立志无他焉，致良知焉已矣。何也？圣凡之判迷悟之间也。何云迷？日欺则然也。何云悟？自慊则然也。脱迷就悟，非戒慎恐惧不可也，是故有求焉。圣人之志焉，致良知焉已矣。或曰：“若是，先生之学诚不当于文字间求矣。乃今诵是集者或未能缘是以得其微，兹不几赘乎？”曰：“先生嘉惠后学，其心无穷，且彰之文辞，著之问辩，树之政事，孰非精蕴之据，模范之兆乎？每一展卷，辄因省悟，此亦良知所不容已者，又兹刻意也。”爱命工于天水，天水盖疱羲氏所自起地，因以逆心学渊源云。嘉靖庾戌秋八月。
（录自九州大学硕水文库藏抄本《传习录诸序》）
重刊阳明先生文录叙
胡宗宪
阳明先生以致良知立教，天下土靡不翕然响风。自先生没，凡若干年，人愈益仰慕，凡先生生平制作，虽一字一句，皆视如连珠拱璧不忍弃。而绪山钱子复诠次成编，名曰《阳明先生文录》，首刻于姑苏。今闽、越、河东、关中皆有刻本，亦足以征良知之达诸天下矣。
天真书院，为先生崇祀之所，四方士来游于此，求观先生之文者，每病其难得。钱子偕龙溪王子谋于予曰：“古人有倚马论道者，兵事虽倥偬，亦不可无此意。愿以姑苏本再加校正，梓藏于天真，以惠后学何如？”予曰：“诺。”遂捐俸金若干两，命同知唐尧臣董其事，以九月某日刻成。钱子谓予“宜有言”。予素不文，然慕先生之道久矣，何敢以不文辞。
予惟千圣一心，万古一道，惟心一，故道一；道一，故学亦一。昔尧之告舜，曰：“允执厥中。”及舜命禹，又加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三言。夫“道心”即“中”也，“精一”者“允执”之功，而“精”又“一”之功也。“惟精”故“一”，“惟一”故“中”，此万世心学之源，盖蔑以复加矣。其后孔门一贯博约之教，诚正格致之说，亦不过发明“精一”之旨。而予欲无言，夫子亦已自病其言之详矣。至孟轲氏又有知言养气尽心知性之说，而指出孝弟为良知良能，言虽益详，而于孔门之教实多发明。自孟氏没而斯道失其传。汉、晋诸儒皆以记诵词章为学，说愈繁而道愈晦，学愈博而道愈离。以及五季之衰，晦蚀甚矣。有宋大儒周、程、张、朱诸子者出，以斯道为己任，不得已而有言“精一”之旨，赖以复明，而学者流弊或不免堕落汉、晋，几失宗旨。至胡元之变而斯道且沦没矣。
明兴百有余年，文教虽盛而流弊亦浸以滋，先生亦不得已而揭“致良知”一语以示人，所以挽流弊而救正之，无非发明孔门致知之教，而羽翼斯道之传。要其指归，则“良知”即“道心”也，“致”即“精一”也，即周子之所谓“纯心”，程子之所谓“定性”也。夫岂外诸儒而别立一门户耶？是故良知皆实理，致知皆实学，固非堕于空灵，一与事物无干涉，如禅家者流也。然“明心见性”与先生“致良知”之说亦略相似，若认错本旨，则高者必以虚寂为务而离形厌事；卑者则认知觉为性，而自信自便。此则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非先生立教之本旨矣。
至哉，孔子之告哀公曰：“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噫，尽之矣！夫为人臣者，无不知忠其君；为人子者，无不知孝其亲，此良知也。知此、体此、强此而一于诚。为臣尽忠，为子尽孝，此致良知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舍人伦日用之常，而曰吾得不传之秘，立门户以自高，非予所望于来学也。
钱子起而揖予曰：“子言真有神于先师之教也，夫吾党其共勖诸。”嘉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