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了。他后来成为一个有声望的商人，也是我们州里的法官之一。我们的友谊毕生从未问断，先后有四十多年的时间。这个社团差不多也继续了那么多年，是当时在宾雪法尼亚的最优秀的哲学和政治学学派。由于我们在讨论前的一个星期先把论文在会上宣读一遍，这就使得我们在阅读时能够细心注意到不同的题目，庶使我们在讨论时更能讲得剀切中肯。在这会里我们也培养谈话时的良好习惯。在我们的会章中我们拟订了一切可以防止相互冲突的办法，因为这样，我们的社团才能够长期存在，关于这个社团今后我将有机会常常提到它。
但是我在这里叙述关于这个社团的事，目的是要指出我当时所有的一些伙伴。他们每个人都尽力为我们介绍生意。特别是勃赖诺，他替我们招揽了替教友会印刷他们历史中四十印张的生意，其余部分将由凯谋承印，在这宗生意上我们工作得非常辛苦，因为定价很低。这是用十二磅活字印的“为祖国”式的对开本，上面还有很长的用小号铅字印的注释。我每天排一大张，梅莱笛斯就在印刷机上把它印出来，等到我为第二天的工作，做好拆版工作时，往往已经是夜间十一点钟了，有时还更晚，因为有时候其他朋友介绍来的零活耽误了我们的工作。但是我坚决要保持每天排好一大张的速度，甚至有一夜，当我装好了版以后，我满以为一天的工作业已结束时，其中有一版一不经心给碰坏了。
有两页的铅字就乱成一堆，我马上拆了版，重新排印，然后才上床睡觉。这种勤劳是我们的邻居们有目共睹的，我们的名誉和声望就因此而增加了。特别有人告诉我：“当人们在商人的夜间俱乐部里提到这家新开设的印刷铺时，大家普遍地认为它必然要失败，因为在城里已经有了凯谋和勃拉福的两家印刷铺了。但是贝尔德博士（许多年以后我和你曾经在他的故乡，苏格兰的圣安得路兹，见到他过）提出了反面的意见，他说：”因为那个富兰克林的勤劳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当我从俱乐部回家时，我看见他还在工作，第二天在他的邻居们还没有起身前他又在工作了“。这番话给大家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像，此后不久其中的一个就提议供给我们文具，要我们代销，但我们当时还不想经营文具铺。
我特别强调和格外直率地提到勤劳这一点，虽然好像我是在自吹自擂，我的目的不外是：当我的后裔读到这里，当他们在这个故事里看见勤劳是怎样地对我有利时，他们可以晓得这一品德的可贵了。
乔奇·卫勃交了一个女朋友，她借给他向凯谋赎买自由的所需的资金。这时他愿意到我们铺子里来当一个职工。那时我们没法雇用他，但是我愚蠢地告诉了他一个秘密，我不久打算开办一个报纸，到那时我或许可以雇用他。我告诉他我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当时唯一的一家报纸是勃拉福办的，是一份毫无价值，经营得十分恶劣，而又枯燥无味的报纸，但是他还能赚钱，因此我想一家优秀的报纸一定会赚钱。我请卫勃不要告诉别人，但是他竞告诉了凯谋。凯谋为了抢在我前面，立即宣布他自己印报的计划，并雇用卫勃办报。我对此很愤慨。因为当时我还不能立刻办报，为了破坏他的计划，我替勃拉福的报纸写了几篇有趣的作品，总题目是《爱管闲事的人》，后来勃赖诺把它继续了几月之久。这样广大人民的注意被吸引到这家报纸来了，凯谋的计划，经过我们的冷嘲热讽，遭到了人们的漠视，但是他仍然办了报，办了九个月，最多是九十个订户，以后他就贱价把报纸出让给我了。我早就准备好接办这家报纸，就马上把它接受过来，在几年之内，这家报纸变成了我十分赚钱的事业了。
我知道我喜欢用单数第一人称讲话，虽然这时我们还是合伙经营的，这也许是因为事实上全部事业的经营都归我负责，梅莱笛斯根本不能排字，印刷也不行，而且难得有几天不喝醉酒。我的朋友们常因为我跟他合伙而表示惋惜，但是我将善处逆境尽量利用而已。
我们的报纸一出来，它的外貌就跟宾雪法尼亚以前的报纸迥然不同：不但字体清晰，而且印刷精美，当时保奈特州长和马萨诸塞州州议会之间正发生着争执，我在评论这件事时所作的一些激烈的言论引起了领导人物的注意，使得这报纸和它的发行人常常成为谈话的资料，不到几个星期他们都成为我们的订户了。
许多人就照了他们的榜样做，这样我们的读者就不断地增加，这是我会写点小文章的最初的良好效果之一。
另外一个效果是：当那些要人看到了一个能够动笔的人现在控制了一家报纸时，他们就认为应当鼓励我，对我施些恩惠。勃拉福这时还在承印选举票、法律和其他公家的生意。他把州议会向州长的请愿书印得又粗劣又错误百出，我们把它重印了，印得又精美又准确，我们寄一份给每一个议员，他们看出了这两者的不同。
这件事就增加了在议会中支持我们的议员们说话的力量，这样他们就通过把下年度的印刷工作由我们来承印。
我们在州议会的朋友中，我不能忘了上面提到过的汉密顿先生，这时他已经从英国回来了，并且是州议会的议员。他在这件事上大力地支援我。像以后在其他事情上一样，他毕生对我爱护备至。①约在此时，佛南提醒我我欠他的债款，但是他并不催迫我。我写了一封信给他，坦白地承认我的过失，恳清他再展缓一些时候，他也答应了，一等到我有了能力，我就连本带息地把它付清了，并且表达了我的谢意。这样，这一个过失在某种程度上总算改正了。
①有一次我替他儿子弄了五百镑（富兰克林原注）。
但是这时完全出乎我意料以外地另外一种困难发生了。梅莱笛斯的父亲，按照我们原来的谅解，应当付偿我们印刷铺设备的费用，但是他付了一百镑，他只能付出这一百镑，还欠了一个商人一百镑，这个商人等不及了，就向法院告了我们。我们缴了保释金，但是我们看到假如我们不能及时地筹措款项的话，法庭不久就得宣判和执行，那么我们美好的希望将与我们一起遭到破灭，因为他们要把印刷机和铅字出卖还债，可能还是半价出售哩。
在这种不幸之际却来了两个真正的朋友，他们的友情我从来也没有忘记，而且在毕生中将永志不忘。
他们各人分别地不约而同地并且自动地愿意为我垫付一切必需的款项，使我能够自己单独经营业务，假如办得到的话。但是他们不喜欢我和梅莱笛斯继续合伙，他们说有人常看见梅莱笛斯喝醉了酒在街上行走，也有人看见他在酒馆里玩下流的赌博，这些对我都是奇耻大辱。这两位朋友是威廉·柯尔曼和劳勃脱·葛莱丝。我告诉他们只要还有希望梅莱笛斯父子能够履行他们在协定中的义务，我就不忍提议拆伙，因为我觉得他们过去帮了我不少忙，如果他们有能力的话，他们现在还将帮我忙，我受过了他们不少的恩惠。但是假如他们终于不能履行他们的义务，因而我们的合伙势非解散不可的话，到了那时我将认为我可以随意接受我友人们的协助了。
事情就这样拖了一个时候，我就对我的伙友说：“可能你父亲不喜欢你参加我的事业，因此他不愿替我们两人垫付款项，但是他可能却愿意替你一人出钱。假如是这样的话，请你告诉我，我将退出合伙，离开此地”。“不”，他说，“我父亲倒是真正的感到失望的，他是真正无力垫付款项，同时我也不愿意更使他痛心。我现在知道我不能胜任这个印刷工作。我从小就学农，我的进城来，在三十岁的年龄，充当学徒去学习一种新的行业，实在是一件荒唐事。我们有很多威尔斯人将到北卡罗来纳去殖民，因为那里土地很便宜。我想跟他们一块儿去于我的老行业。你可以找朋友来帮助你，假如你愿意承担印刷所的债务，归还我父亲所垫的一百镑，替我还清我个人的一些零星欠款，再给我三十镑和一个新的马鞍，我将让与我的股权。全部产权归你所有”。我同意他的提议。我们马上就写了一张证书，签了字盖了印。我给了他他所要求的东西，不久他就到卡罗来纳去了，第二年他从那里寄了两封长信给我，信里包含了关于那一地区到那时为止最好的一篇叙述，讲到它的气候，土壤，农业等。因为关于这些事情他原是十分内行的。我把它们在报上发表了，读者大为满意。
他一走，我就去求助我的两位朋友。因为我不愿意对任何一位有所偏爱，我就向每一位借了他所提供的半数，也就是我本来要向一个人借贷的半数，偿清了印刷铺的债务，就开始以自己的名义经营事业，同时公开宣布合伙的解散。我想这是在一七二九年或是那年前后。
约在这时候，在人民中间有一种要求发行更多纸币的呼声，当时宾雪法尼亚的纸币流通额只有一万五千镑，就是这一数目不久也将要减少。富裕阶层反对增添纸币，他们反对一切纸币，由于他们害怕纸币会使货币贬值，像在新英格兰发生的那样，致使债权人处于不利地位。我们在我们的“密社”中曾经讨论过这一个问题。当时我赞成增发纸币，因为我相信一七二三年所铸造的小量货币做了不少好事，它促进了商业和就业，增加了本州的居民，因为我现在看到所有的老房子都住满了人，许多新房子在建筑中，但是我记得很清楚，当我首次吃着我的面包卷走在费城街上的时候，我看见在胡桃街从第二街到前街这一段街道上的大多数房屋都在门上贴着招租条子，在板栗街和其他街道上的许多房屋也是如此。这种情形当时使我以为费城的居民正在不断地离开这一城市哩。
我们的辩论使我对于这一题目感到很大的兴趣，甚至我撰写和发表了一本不具名的小册子，名为《纸币的性质和需要》。普通的百姓很欢迎它，但是有钱人不喜欢它，因为它增大和加强了增加货币的呼喊。碰巧在富人这边他们没有作家能够回答这一小册子，因此他们的反抗减弱了。这样，增发纸币这一议案就在州议会中以大多数通过了。我在州议会中的朋友们想到我对这一议案的通过有些贡献，认为应当由我来承印纸币，作为酬答。这是一宗利润很厚的生意，对我帮助很大。这是我会写文章的又一个好处。
经过时间和经验的考验，纸币的效用变得十分明显，以后就没有引起很多的争辩。结果，不久纸币发行额就达到了五千镑，一七三九年到了八万镑，以后在战争期间超过了三十五万镑，因为商业、建筑和居民的人数部在不断地增多。虽然现在我想纸币发行额有一限度，过了这一限度就可能有害了。
不久以后通过我的朋友汉密顿，我获得承印纽开色纸币的生意。照我当时的看法，这又是一宗赚钱的生意，因为对于穷人来说，小事情就显得很重大了。
这些生意对我实在是大有裨益的，因为它们大有利可图。汉密顿也替我招揽了承印纽开色政府法律和选举票的生意，这宗生意到我离开印刷业之前一直在我手中。
现在我开了小小的一家文具铺，我备有各种各样的空白单据，在这方面靠着我的朋友勃赖诺的帮助，我们出卖的单据是在殖民地里式样最正确的。我也备有纸张，羊皮纸，小贩的账簿等。一个叫做华德麦西的是我在伦敦认识的一个排字工人，一个优秀工人，现在他到我这里来了，他不断地勤劳地跟我在一起工作，我也收了一个学徒，是阿克拉·罗斯的儿子。
现在我开始逐步地还清我为了创办印刷所而借的债款。为了获得商人的名誉和声望，我当心不但在事实上要克勤克俭，并且要避免一切相反的外貌。我衣着朴素，我从不在无益的娱乐场所出现，我从不出去钓鱼或打猎，的确有时候读书使我旷工，但那只是偶一为之，而且是隐藏的，不至于要大家说闲话。并且为了表示我不以我的行业为耻，我有时把我在纸店里买好的纸张装在独轮车上自己推着经过街道运回家来。这样，大家认为我是一个勤劳上进的青年，严守信用，从不拖欠，所以进口文具用品的商人们求我惠顾，别的商人们也提议我替他们代销书籍。我的事业一帆风顺，同时，凯谋的信誉和生意却一天比一天地衰落，最后他不得不出卖他的印刷铺设备以清偿债务，他到巴巴多群岛去了。在那里他住了几年，生活十分穷困。
他的学徒大卫·哈利，当我在凯谋铺子里工作时，我曾经教导过他。这时候，在购买了凯谋的设备以后，顶替了他的地位开张了。起初，我怕哈利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因为他的亲友们很有能力，也很有势力。
因此，我提议跟他合伙经营，但是幸亏他轻蔑地拒绝了我。他十分骄傲自大，穿着上流人的服装，生活奢侈，常在外面寻求消遣和快乐，负了债，旷废了他的业务。
因此，一切生意都跑了。既然没有生意可做，他学了凯谋的样，到巴巴多群岛去了，把印刷铺也搬了去。在那里这位学徒雇用了他过去的老板作为一个职工。他们时常争吵。哈利负债越来越多了，最后他不得不把他的铅字出卖，回到宾雪法尼亚务农去了。购买印刷铺设备的人雇用了凯谋来使用这些设备，但是几年以后凯谋就死了。
现在除了多年的劲敌勃拉福以外，在费城再也没有人跟我竞争了。勃拉福资金充足，生活优裕，只是偶然雇用些零工做点少量的印刷工作，但是他并不因为生意清淡而担忧，由于他管理驿站，人们以为他有比别人优先获得新闻的机会，大家以为他的报纸的广告效力比我的大，因此他的广告比我的多得多，这对他有利，对我不利，因为虽然我也从驿站里收到和寄发报纸，但是外界并不知道，这是因为我是通过贿赂驿站的骑师才把报纸寄往各地的，骑师们只能暗中收受寄件，因为勃拉福毫不讲情理地禁止他们寄递我的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