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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相信假如我们不要求州议会积极协助的话，他们当中任何人也不是不赞成国防建设的。我发现有很多人，虽然他们反对侵略性的战争，但是却不反对防御性的战事，这种人比我预料的多得多。关于国防这个问题双方发表了许多小册子，有一些赞成国防的小册子却是一些优秀的教友会教友写的。我相信这些文章说服了大多数年轻的教友会教友。
关于我们的消防队，有这么一件事，使我了解了一些教友会之间流行的一种想法。有人提议为了资助炮台的建筑起见，我们应当用当时消防队的约六十镑的资金来购买彩票。根据我们的规章，动用款项必须在建议提出后的下一届会议中通过，消防队有三十个会员，其中二十二个是教友会教友，仅仅八个会员属于其他教派。我们八个人准时出席了会议，虽然我们知道有一些教友会教友将站在我们这一边，但是究竟我们的主张能否获得多数通过我们毫无把握。只有一个教友会教友，詹姆士·莫理斯先生，出席反对这一提案。
他对于这一提案的提出深表惋惜，因为他说所有教友会教友都反对这件事，它会引起争执，这种纷争或许会导致消防队的解散。我们告诉他我们想不至于的，因为我们是少数，假如教友会教友反对这一提案。在投票时胜过了我们，按照议事规程我们必须服从多数，而且也应该如此。讨论议案的时候到了，就有人提议进行表决，他承认按照规章我们可以在那时表决，但是因为他说他可以向我们证明有一些会员是打算来出席投反对票的，我们就应该稍稍等待他们一忽儿。
当我们正在争论时，一个侍者跑过来告诉我楼下有两位绅士找我谈话。我跑到楼下一看，原来是我们消防队的两个教友会的会员。他们告诉我有八位教友会的会员在附近的一家酒馆里，他们说假如有必要的话，他们一定会来开会和我们在一起投赞成票，但是他们希望不必这样做。假如我们可以不需要他们的出席而通过议案，他们要求我们不要叫他们来协助，因为若是他们投票赞成这样一个措施，他们的长者和朋友们可能会责难他们。这样我既然有了通过这一措施的把握，我就回到楼上去，假装踌躇一回以后，我就同意延迟一小时。莫理斯先生认为这样做是十分公正的。但是他的投反对票的朋友一个也没有来，这就使他大为诧异。一小时后，我们就以八比一的多数通过了这一决议。因为在二十二个教友会教友中，八个愿意跟我们投赞成票，十三人不出席，表示他们不愿意投票反对，所以按照我的估计我认为真正反对国防的教友会教友的比例仅是一与二十一之比，因为这些人全是教友会的忠实信徒，在他们中间声誉颇好，而且也都知道这次开会要讨论的议程。
有一位德高望重博学多才的陆干先生，他一向是教友会教友，他写了一封公开信给教友会教友，说明他赞成防御性战事，并且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他交给我六十镑去购买炮台奖券，并且言明如果彩票中奖，奖金全部捐献作修建炮台之用。关于防御性战争，他告诉我一个关于他从前的东家威廉·潘的故事。当他年轻时，他跟着业主威廉·潘从英国渡海到美洲来，他是他的秘书。刚巧这是战争时期，有一只武装了的船紧紧地追赶着他们的船，他们猜想这是一只敌船。他们的船长就准备抵抗，但是船长告诉威廉·潘和他的教友会随从说，他不期望他们的协助，他们可以躲到舱里去，他们都下去了，只有詹姆士·陆干一人，他宁愿留在甲板上，船长就命令他看守一尊炮。这个假想的敌船，却实在是一只友好的船只，所以没有战争。但是当这位秘书跑下去报告消息时，威廉·潘严厉地责备他不应该留在甲板上，违反教友会的教规，参加船的保卫工作，特别是因为船长并没有要求他这样做。威廉·潘当着大众面前责骂他，惹怒了这位秘书，他说：“我是你的仆人，你为什么不命令我下去呢？但是当情势危急时，你倒很愿意我留在上面协助保卫船只哩！”
州议会中的成员绝大多数一向是教友会教友，我在那里多年，我常常看到每当国王命令他们通过军事补助金时，由于他们在原则上反对战争，他们感到进退维谷。一方面，他们不愿意开罪于英王政府，而直截了当地拒绝拨款，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触怒他们的朋友，教友会的大多数教友，违反他们的原则，顺从国王的意旨。因此他们想出各种各样的遁辞来推托，而每当无可推诿非顺从不可时，他们想出各种掩耳盗铃的伪装方法。最常用的方法终于是在“供国王应用”的名义下通过拨款，但从不过问该款的具体用途。
但是假如请求拨款的命令不是直接从国王来的，这句话就不大适用了，他们就得另外想出一些花样来。
比方说，新英格兰的政府因缺乏火药（我想是为了防守路易堡）请求宾雪法尼亚拨给一些火药，汤麦斯州长极力主张州议会应当加以援助，而州议会又无法给钱购买火药，因为火药是战争的要素，但是他们通过拨款三千镑援助新英格兰，款项交由州长掌握，作为购买粮食、面粉或其他粒状物之用。有些参事想给州议会更多的麻烦，劝州长不要接受这笔款项，因为它不符合他的要求，但是他回答说：“我接受这笔钱，因为我很了解它的意义。所谓其他粒状物就是火药。”因此他购买了火药，他们从不反对此事。
在我们的消防队里，当我们害怕我们购买奖券的议案通不过时，我就想到这件事，我对我的朋友沈先生（我们的一个队员）说：“假如我们的提议通不过，让我们提议用这笔钱来购买一架救火机，教友会教友不会反对这件事，接着你就提我的名，我提你的名，我们两人组成委员会购买机器，我们就买一尊火炮，这当然是一架火机呀。”①他说：“原来你在州议会里呆了那么久，你也有了进步了。你这双关的计划简直可与他们的‘粮食或其他粒状物’先后媲美了。”
①此处原文是“fire…engine”，意即“救火机”，但如果照字面解释·也可说是一架“火机”。富兰克林这里利用了这一双关语。译者注
教友会把反对任何战争作为他们的原则之一肯定下来并宣扬出去之后，尽管他们以后改变了主张，由于这些原则已经公开宣布了，所以不可能很容易地把它们推翻。因此而引起的进退两难的情形使我想起我们中间有一个教派叫做德国浸礼会，他们采取了一种在我看来是比较慎重的态度。在这个教派成立以后不久，我认识了它的创办人之一迈克尔·魏尔菲。他向我诉苦说，其他教派的狂热信徒无端地诬告他们，说他们有一些令人憎恶的信条和习惯，其实这完全是无中生有。我告诉他说，这对新成立的教派是常有的事，为了消灭这些无耻谰言，我以为最好是把他们的信条和教规公布一下。他说：这话他们中间也曾经有人提过，但是为了下面这个缘故大家不同意。他说：“当我们这一教派刚成立时，蒙上帝的启示，使我们看到某些我们过去认为是真理的教条实在是误谬的，而有些我们过去认为是错误的却实在是真理，上帝不时在指引着我们，我们的原则在不断地改进，我们的错误在不断地减少。但是我们不敢断定我们的进步已经登峰造极，我们心灵的或神学的知识已经尽善尽美。我们怕假如一旦我们把我们的信条公布的话，我们会觉得受它的约束和限制，可能会使我们不愿意再加以改进，而我们的子孙将会更加如此，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长辈和创立人的遗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应当信守不渝的。”
一个教派这样谦逊恐怕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吧！其他教派总是以为自己获得了全部真理，认为持有不同见解的人是完全错误的。像一个人在大雾弥漫的时候行路，在他前面远处的人他看去好像完全沉浸在大雾中，在他后面和在两边田野里的人也是如此，但在他近旁的一切好像很清晰，实际上他跟其他人一样都在大雾中。为了避免这种进退维谷的窘境，近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教友会教友辞去了州议会和政府中的职位，宁可放弃他们的权力，而不愿在原则上妥协。
照时间的先后来讲，我老早就应当提起下面这件事了。在1742年我发明了一种“开炉”，这种火炉能够更好地使房间变暖，同时能节省燃料，因为冷空气在进炉时就烘热了。以后我就制造了一个模型送给我的一个老朋友劳勃脱·葛莱丝。他开设一家翻砂厂，他发现制造这种火炉的铁板获利很厚，因为买这种火炉的人越来越多了。为了推广销路，我编写和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定名为《新发明宾雷法尼亚火炉说明书：本文特别说明它的构造和使用方法，证明它较其他取暖方法的优点，驳斥一切反对使用这种火炉的议论》。这本小册子发行后效果良好，汤麦斯州长非常喜欢书中所介绍的这种火炉的结构，他甚至提议在若干年内给我专卖权，但是我不想取得专利权，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心里一向有着这样一个原则：既然别人的发明给了我们巨大的便利，我们也应该乐于让别人利用我们的发明，并且我们应当无偿地慷慨地把我们的发明贡献给他人。
但是，伦敦的一个铁器商人从我的小册子里窃取了许多东西，把它改装成他自己的东西，作了一些小的更动，这些变动只是减低了火炉的效力，就在伦敦取得专利，据说，他倒因此而发了一笔小小的横财哩。别人从我的发明中僭窃我的专利权不限于这一个例子，虽然有时候他们也不一定同样地获得成功，但是我从不跟他们争讼，因为我自己无意利用专卖权来获利，同时我也不喜欢争吵。这种火炉广泛推行，不管是在宾州或在附近的殖民地里，给居民节约了大量的柴火。
战争结束了，因此团练的工作也完了，我的思想又一次转到开办学院这件事上去了。我第一步是邀请我朋友中的一些积极分子参加这个计划，其中有相当数量是密社的社员；第二步是编写和发表一本小册子，叫做《有关宾雪法尼亚青年教育的建议》。我把它们免费赠送给居民中有地位的人，过了一些时候我认为他们已经读过这本小册子，因而在思想上有了一些准备时，我就为开办和维持这所学院开始募捐。捐款在五年内分五次缴纳。这种分期缴款办法，我认为可以使得认捐数大一些。事实上我相信也是如此，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认捐总数不下五千镑。
在这些计划的序文中，我不把它们当作是我的计划，而是把它们归功于一些爱国绅士。按照我的惯例，尽可能地避免把我自己当作公益事业的发起人公布出去。
为了尽快地实现这个计划，捐款人从他们自己中间推选了二十一个理事，并且指定我和当时的首席检察官法兰西斯先生替这个学院起草一个组织规程。这个规程拟订好了，校舍租好了。教师请好了，而学校我记得就在那一年（一七四九）开学了。
学员的人数不断地增加。原来的校舍很快就不够用了，当时我们正在物色一块地位适中的地皮，打算修建校舍，但是这时上帝忽然赐给我们一所现成的大厦，只要稍加更改，就很可以适用。这就是上面提到过的胡飞特先生的听众们出资修建起来的大会堂。我们是这样获得这所大厦的。
我们记得这所大会堂是由许多不同教派的人出资修建起来的，所以在推选保管该项房地产的理事时，他们不许任何教派占有优势，免得以后有人利用这种优势，违反修建这所会堂的原意，把整所房屋拨给某一教派独用。因此他们从每一教派中推选一人为理事，就是说，圣公会一人，长老会一人，浸礼会一人，弟兄派一人，等等。如果因死亡而有空额时，由理事会就捐款人中推选一人填补之。碰巧这位弟兄派理事与其他理事不和，在他死后理事会决定不再选弟兄派的人做理事了。但是问题是在选举新理事时怎样才能避免一个教派有两个理事。
理事们提出了几个候选人的名字，但是为了上述的理由未能通过，终于有一个理事提出我的名字，他说我仅仅是一个诚实人，不属于任何教派，这一下可说服了其他理事，使他们推选了我。当年修建会堂时的那股热情老早就烟消云散了，理事会无法觅得新的捐款来付偿地租和其他与会堂有关的债务，因此感到十分为难。现在我是两个理事会的理事了，是会堂的理事，也是学院的理事，因此我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跟两方面商谈，最后使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按照这项协议，会堂理事会把会堂让渡给学院理事会，后者承担付偿债务的责任，应允遵照修建该堂的原意永远在会堂里划出一大间听任传教士们的不时之需，并开办一所免费教育清寒子弟的学校。于是双方订了合同，学院理事会付清了债以后，就接管了房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