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的基础。
确定性比直觉知识稍逊的是证明的知识。这是借助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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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为中介来考察观念间符合与否而产生的知识。譬如，要获得“三角形三内角和等于两直角”这一推论，我们必须通过“三角形三内角和与两直角和均等于１８０度”这个中介判断。由于证明知识须经如此曲折的过程，因而减弱了其清晰度，它虽则有可靠性，但不如直觉知识那样一目了然，确实性有所折扣。
确定性水平最低的是感觉的知识。它是关于外界特殊事物的知识，是感觉对当时感觉得到的事物的反映。人们无法知道自己感觉到的火是否确实可靠，但可以明瞭梦见的火与感觉到的火是相差甚远的。因此，感觉知识虽然缺乏普遍必然性，但仍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即或然性）。
《人类理解论》这部著作的基本宗旨在于，判明人类知识的范围与限度，即人的认识能力的大小问题。
通过上述考察，洛克得出一个较为悲观的结论：全部知识都奠基于从经验而来的观念，但许多观念并非对象性质的反映，而是一些主观感觉（例如对第二性质的感觉）
，即使是对第一性质的观念也只能接触事物的表面性质（如大小、形状、重要等）
，而不能深达其内在结构或本质；另一方面，人的经验范围也是有限的，遥远高渺的天体、微若粉尘的物质粒子，是经验无法达到的领域，即使有朝一日科学的进步使人类眼界和视野日益扩大和深入，但仍然有层出不穷的新领域是人所未知的。正是由于观念和经验天生的这种局限，给知识加上了种种限制，使人无法了解宇宙和事物的全部本质，而使人类永远都不能建立绝对完善的自然科学体系。
对于刚从宗教神学沉重的束缚下探出头来、为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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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发展而欢呼喝彩的人们来说，洛克的结论似乎来得太早了。这种悲观的论调无疑给雄心勃勃、自信知识无界的科学家，给盲目乐观、自以为是的唯理论者，兜头泼了一飘冷水，而且对鼓吹知识万能的经验主义创始人培根来说，洛克对认识的谨慎态度也是始料未及的一个结局。当然，尽管洛克有些消极，但这并不能否定他对人类认识能力和知识范围探讨的历史意义，他们这些研究触及了前人尚未意识到的问题，在经验主义的原则下划定了认识的界限，仿佛捧出了一付醒酒药，使那些过分陶醉于知识的无限美好前景的人多少清醒了些，从而返过头来对认识本身进行更深入的反省。
洛克之后，贝克莱大主教夸大了洛克关于观念主观性和相对性的学说，创立了英国经验论的主观唯心主义这个分支；而休谟则发展了洛克不可知论的方面，变成了不可知论的经验主义者。到了１８世纪末，德国的康德更是接过洛克的端绪，对人类知识进行了更为深入和彻底的批判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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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理性的故事
一、笛卡尔：“我思故我在”
当英国经验论的奠基者培根，在冰天雪地中为一个实验而劳碌奔波时；大陆唯理论的创始人笛卡尔，却安坐在温暖如春的火炉旁凝神沉思。这个鲜明的对比，恰好勾勒出经验论和唯理论南辕北辙的理论特征和学术风格：前者把知识建筑在经验的大地上，因此，注重事实、推崇实验；后者以理性为基础构建认识的大厦，所以，肯定原则、强调推理。于是，我们就很自然地目睹，培根如何为了自己的信念而在实验场所鞠躬尽瘁；下面则让我们来看看，笛卡尔先生又是怎样心安理得地在自己的头脑里抽茧剥丝、并用之于建造形而上学体系的。
笛卡尔（Ｒｅｎｅ。
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１５９６—１６５０）出生于法国外省一个贵族家庭。他体质嬴弱、敏感多疑，这种天生的气质给他的哲学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在耶稣会学校所受到的教育，为他打下了当时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数学基础，并从古典学中了解了以往的主要学问。后来，他前往巴黎学习法律，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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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硕士学位，但并没有从事法律工作，而且他作出了一个奇怪的决定：当兵从军。理由很简单，因为充斥着学术文化界的都是些经院哲学的胡言乱语，只会误人子弟，要获得真知，只能到世界这本大书去寻找，而当兵则可以使他周游列国。
笛卡尔随军游历了荷兰和德国许多地方。
在服役期间，他的哲学思想渐趋成熟。
１６９１年冬一个严寒的日子，笛卡尔独自躲进一间小屋，面对火炉闲适安坐，炉火烤得人暖烘烘、懒洋洋的。他双眼漫不经心地瞟着火炉，飘忽跳跃的火苗慢慢地使他进入了一种似睡非睡的出神状态。这种凝神沉思的情景，对他已是家常便饭了。忽然间，一个观念异常清晰地跃上他的脑海：“我思故我在！”
他无比兴奋地紧紧抓住这一思想，一步步地推展下去，把以往零星分散的观念提纲挚领地串联起来，拧成了一个严谨的思想体系。于是，近代西方哲学终于在这个火炉旁悄悄地诞生了，而这位老是佩戴着一把长剑、爱睡懒觉和沉思冥想的笛卡尔先生，则因此被西方人尊奉为近代哲学之父。
为什么笛卡尔能享有如此殊荣？他到底创立了什么样的一门哲学学说呢？
“怀疑一切”
，这是文艺复兴时法国名作家蒙田（Ｍ。
Ｅ。
ｄｅ
Ｍｏｎｔａｉｇｎｅ，１５３—１５９２）的杀手锏，他祭出这一绝招，用以否定神学和经院哲学，对后世影响深远。往前追溯，可以在古希腊的智者中找到一批最早的怀疑论者，他们目空一切、怀疑一切。怀疑作为一种方法，是理性思维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但怀疑论者好走极端，错将方法当目的，由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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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否定人类的一切知识。蒙田虽则未入智者窠臼，但他却无力在被他的怀疑方法所扫清的地基上，重新栽种下新哲学的树苗。笛卡尔与培根一样志存高远，决心放倒经院哲学这株老朽的枯树，并在新地基上重新树立新哲学的理性基础。
他接过怀疑的方法，作为扫荡经院哲学和一切旧知识的铁扫帚。
怀疑一切，便成为他的哲学出发点，也是他的科学方法的第一步。小时候，笛卡尔埋头研读各类经典，谁知越学越糊涂，敏感多疑的他不由得疑窦丛生：神学是教人练习升天堂的学问，除了天使和上帝，谁有能耐去理解和把握？哲学呢？千百年找不出一件事不在争论之中，从来就不曾给人任何确定无疑的东西。至于其他一切建立在哲学基础上的学科，其可靠性就更不必提了。他由此联想到，我们所有的知识，无一不是在我们还没有学会用理性去独立思考之前，由别人从外面灌输给我们的，而灌输者也是从别人或前辈那里接受他们的意见的。这样陈陈相因、代代相传，谬种便日渐累积凝固，从而构成我们熟视无睹的所谓知识体系。
也许正是那团陪伴着笛卡尔陷入沉思的炉火，意外地给了他以灵感：必须在经院哲学和旧知识大厦中放上一把滔天巨火，让怀疑的烈焰将它们统统烧成灰烬，以便腾出空地，让位给经过理性反思的新学问。
普遍的怀疑，是笛卡尔方法论中第一个重要原则，其目的乃在于，在寻找确定可靠的知识以前，首先排除一切武断、偏见和迷信等错误的干扰，以便在清晰明白的心境中去鉴别真正的知识。这就引申出怀疑之后，确定知识可靠性的四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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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除了根本无法怀疑的、清楚明白的观念以外，决不接受任何东西；（２）将所考察的任何问题，都按照解决问题的需要而分成最小的部分；（３）思想必须遵从由简单到复杂的顺序，即便本身没有次序，亦应假定其有次序；（４）把一切情形尽量完全地列举出来，始终进行彻底的审查，以确保毫无遗留。
笛卡尔正是用上述规则把代数运用于几何学，从而创立了解析几何学这门新兴学科的。他希望把这种数学中行之有效的演绎方法，抽象概括为普遍有效的方法，用以解决哲学、物理学、解剖学和天文学等领域中的问题。
普遍怀疑和上述四条确定性规定，是笛卡尔方法论中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两大部分，怀疑意在扫除偏见和迷信，规则旨在确定可靠知识的标准和步骤。这种方法的关键在于，用理性直观去寻求清楚明白的原理和进行演绎推理，“清楚明白”是笛卡尔十分强调的可靠知识的唯一标准，也是哲学研究所必须遵从的一般规则。
所谓“清楚明白”是指，观念、判断和知识在头脑和思维中是否清晰有序、明白无误、不自相矛盾，而与具体的经验证实无关。
当笛卡尔用这种方法去审视一切时，便导致了系统的怀疑。什么东西是清楚明白而无可置疑的呢？面前的火炉显然不是，因为我的感官可能会欺骗我，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个梦境；也许数学千真万确，但没准上帝或恶魔在捉弄我，将我引入歧途；身上的佩剑也许是假的，停在脸膛上的鼻子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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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一会儿就会化掉，连我本人是否真的站在这个地球上，这些由感官经验告诉我的一切，都是值得怀疑的。然而，在我对所有事情进行怀疑之时，却有一件事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在怀疑”这个思维活动。如果连这也要怀疑，那世上就没有怀疑了，这岂不自相矛盾了吗？这就是著名的“笛卡尔的怀疑”
，从这里就引伸出笛卡尔哲学的第一条原理：“我思故我在”。我在思想，即使在想我在做梦、我被捉弄、我没有了身体，无论我想什么，想这件事本身是确凿无疑的。笛卡尔认为，这是最确实可靠的真理，其他一切原理都可以从它推导出来。
就这样，笛卡尔通过批判的怀疑方法，找到了第一个无可怀疑的东西：“我”。这个“我”并非肉体之“我”
，而是思维者之“我”
，是独立自存的精神性实体——心灵，其本质就是思想。事实上，这个“我”就是作为认识者的主体，也即与对象客体相对应的人的自我意识。笛卡尔将自我从客体世界中独立出来，并把这个主体作为与客体对立的哲学与认识的出发点，这种做法对于以认识论为主题的近代认识论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难怪人们毫不犹豫地将笛卡尔视为近代哲学之父。
接着，笛卡尔便从第一原理中推论出上帝。
既然“我”
会怀疑，那就证明“我”是不完满的，因为怀疑意味着认识不足，即不完满性。但“我”心中却清楚明白地感到有一个全知全能无限完满的上帝观念，它从何而来？绝不可能从不完全的“我”
（即心灵）中产生，所以上帝观念必然来自“我”
之外的一个完满的实体——上帝。因此，上帝必定存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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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帝成了笛卡尔所证明和推出的第二个不可怀疑的实体。
这个证明其实只是中世纪实在论者安瑟伦本体论证明的一个翻版。
然后，借助于上帝的帮助，笛卡尔进一步演绎出物质世界的存在。
“我”的认识能力既然是上帝赋予的，那么它就决不会欺骗我；只要“我”的观念清楚明白，它就必定真实可靠；因为“我”清楚明白地意识到外界物质对象的观念，所以物质对象一定存在。
现在，我们有了构成世界一切事物的三个实体：上帝、物质和心灵，它们都是笛卡尔从普遍的怀疑、用清楚明白的原则推导出来的。
笛卡尔就这样通过理性的思辨和逻辑的演绎，从主体自我这一认识论思路出发，去解释世界的存在，一步步构成了他的形而上学世界。
但是，这个世界体系一开始就存在着分裂。
根据笛卡尔，物质与心灵各自独立、互相平行，谁也不决定谁。这首先就导致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理论困境：怎么解释心灵与肉体相互协调的事实？例如，为什么脑子想去吃饭，身体却不会跑去踢球？一个人怒火满腔时，就不可能满口甜言蜜语？为解决心体协调的问题，笛卡尔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办法：灵魂位于大脑的“松果腺”中，当其受到外物震动时，灵魂固有的知觉就出现，并使肉体有适应的反应。这实际上就承认了灵魂与肉体有一定的联系，变得自相矛盾了。后来，笛卡尔的追随者们设计了一个更为精致的理论—“两钟并行论”
：精神和肉体就像两个走时一样准确的钟那样，由上帝上紧发条，各自走着独立平行的路。但人们自然会追问：上帝既然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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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为什么会弄出这样一套笨拙的东西，而不是将二者合并为一？
难道上帝有意捉弄人才这么干的吗？
无论怎么说，笛卡尔无法解决他提出来的这一套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只好搬出上帝来调停二者的矛盾，填平心灵与肉体的鸿沟。但这样一来，他就回到了神学的怀抱中去了。
依赖上帝，这对笛卡尔来说，不仅是出乎理论的要求，而且也是基于心理的需要。生性胆小谨慎的笛卡尔，从军队退役后，只回巴黎住了两年，就发现这个国家令人窒息的气氛不适宜他的思想，转而迁往较为自由的荷兰，一住就是２１年。
他曾写下一部重要的物理学著作，书中完全抛开了上帝，采纳哥白尼的学说，用机械唯物论的方法去讨论物质世界。可是，当他知道１６１６年伽利略被教廷秘密审判以后，眼前似乎又浮现起布鲁诺被活活烧死的情景，终于决定将书稿藏而不露。因此，他之捧出上帝，也许是为了逃避迫害而不得不披上的一件保护性的神学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