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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看来，我的简历中处处是求职的硬伤，我说的是更新后的那份。在这一版本中，我把原先列为客户的那些机构和组织谎称为实际的雇主，以此来消除自己的职业空档。比如说，事实是作为一种自由职业，为一所重要的新闻学校策划大型活动，被我改编成作为客座教授，为公共关系系的学生授课，这倒是和实际情况比较接近（不过我教的是散文写作，而不是公关，我的授课对象不是学公关的而是学新闻的）。我想，如果我以一个在诸多岗位上辛勤工作的员工，而不是以短期合同工的面貌出现，会更加有吸引力。当然，一个教师应该比一个自由职业者更有资格吧。但是，我选择的这个特殊职业可能使我的简历被立即打入冷宫。可是我是到了求职的最后阶段，才从G·J·梅耶的《忧郁的经理人》一书中了解到，“学术污点”是可能完全摧毁一份以公司为基础的事业的。①
难以变动的那些个人特质，比如年龄，可能也对我不利。我的简历显示，我40刚过一点。但是，即使相对年轻的身份也可能令许多潜在雇主敬而远之。商业记者吉尔·安德烈斯基·弗雷瑟警告我说，一个40多岁的女人是不太可能被聘用的，除非有人要找一个“大妈型的秘书”。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凯瑟琳·纽曼也报道过企业对雇员的年龄歧视。她引用一位华尔街经理人的话为例：“雇主们认为（如果你已经超过40岁）你的思想已经落伍；过了50岁（他们认为）你的可用资源已经被压榨殆尽了。”然而，现在越来越多五十五六岁或更老的人还在工作或还在寻找工作，部分原因是退休金减少。劳工部估计，到2012年，55岁以上人群将从2002年占全部劳动人数的14％上升到19％。
另外一个劣势是因为我所处情况完全出于虚构。一个正常的求职者会有一大堆关系，如在先前的职位上认识的人以及公司世界中的社会关系，一旦遭遇失业就可以拿出来求助。显然，我不可能要求我的朋友们帮助我乔装潜入到他们的公司里，或者期望他们以自己的信誉向其他公司担保。比起许多求职者，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我更加孤立，需要自己去开辟出一些新的关系。
但是，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我花钱雇用职业教练，我广泛游历，积极参加各种联谊活动以及经理人求职训练课程；我彻底改变形象，试图把我向来生硬的个性软化为更“易接近”和“具团队精神”的形象（虽然并不那么成功）；我不惜整天在电脑和电话前面虚掷光阴；我至少读了一打教授如何交际、面试和自我推销之类的书籍。的确，我还可以再花4 000美元找个麦卡锡这样的公司来为我进行进一步的改进和包装，并把我加入它的交际联络名单。但无论如何，我已然花费6 000多美元，用来聘请各种各样的职业教练，游历全国，参加培训和交际课程，购买书籍，并且在职位公告板上购买“精英”和“要客”位置。如果非要说说还有什么完全不同的求职途径，好像我遇到的那些求职者没有一个知道。
正是因为存在着如此之多时运不济的求职者，而他们中的许多人远远要比我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大，这才使我相信，自己的求职努力可能并非那么差劲。我遇到的大多数人都比我有优势，他们比我年轻，对这个企业世界和它的期待了如指掌，而且他们拥有相对来说没有空档期的简历。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管理庞大的团队，执掌大笔的资金，从头到尾酝酿和执行重要的项目—有些人甚至刚刚受到极度的赞誉，要求他们收拾东西走人的通知就如晴空霹雳一般来临了。跟我一样，他们也利用职位公告板和联络组，也参加各种经理人“过渡期”课程讲座。我猜想，事实上他们在把求职变成一个在家办公的全职工作方面，比我更加训练有素。但是，几个月下来，他们并不比我离哪份工作职位更近。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已然成功了。或许我没有能够跨进企业界的门槛，至少我体验到了最痛苦、最不稳定的白领生活。对这样一个世界，我思想上毫无准备。我想，对于我所碰上的其他那些求职者来说，也是出乎意料的。
像我和我那些“求友”这样的美国中产阶级，从小就被灌输老派的清教徒理想：辛勤工作可以换来物质上的富足和安全。对于劳工阶级来说，这一点从来就是虚假的，他们大多数人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所得到的工资收入比起他们付出的努力，根本不值一提。现在的社会学家也普遍承认，对于支撑起我们企业官僚机构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来说，这一美好的理想也变得越来越不真实了。正如社会学家罗伯特·杰卡尔所总结的，“成败似乎与一个人的成就没有什么关联了”。我在求职过程中所遇到的那些失业者，有一些是大批裁员的无辜牺牲品，另一些被请出公司时实际上正在他们的职业道路上稳步前进。我在ExecuNet课程上认识的保罗告诉我，他被选为解雇对象的原因恰恰是有人反映他先前工作的收入过高。利厄·盖利说，她从上一份工作下岗前不久，刚刚收到一份充满赞誉之词的评估报告。就在杰夫·克里蒙特被解雇前一个星期，公司的首席运营官刚刚夸奖了杰夫领导的分部业绩。
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所评论的，从来没有向人们许诺过稳定。而诸如IBM那样的蓝筹股公司向它们的白领工作人员提供终身职位也已经是上一代的老皇历了。正如畅销书《谁动了我的奶酪》所建议的那样，原有的奶酪已经被拿走了，错位了的职业人士现在必须学会适应新口味的奶酪。但是当拥有技能和经验的人们在日常工作中发现，他们的技能已经没有人需要，他们的经验也大打折扣，这时，在把我们维系在一起的社会契约之中，一些变化发生了。
《穷途末路的美国梦》 第三部分结语：像影子一样游荡（2）
一次次的失业也许提供不了别的什么东西，却给失业者提供了时间来考虑一些问题。这些人曾经每个星期工作60~80个小时，而工作地点是在他们的办公室、家里，以及交通工具上。现在，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手上有了大把的时间。他们有时间进行反思，自问“我真正想干的究竟是什么工作呢？”这也是职业教练总要你思考的问题。但是，更广义的问题是，“目前这幅光景中究竟是哪儿出了差错？”
而回答这个问题的重任不需要由失业者独立承担。人们有一种天然的，我猜想是深深烙在思想里的需求，在他们感到相似的痛苦状态下，需要向同病相怜者倾诉。乳癌患者、上瘾的赌徒、长期肩负重债的人们等，常常聚在一起形成互助小组，相互安慰、传授经验。而今天，也许比我们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企业的不稳定性产生的白领牺牲者有机会面对他们共同的问题。幸亏有了“职业过渡期产业”，有了它那些联谊活动跟指导课程，失业者和临时就业者可以定期聚会和讨论。这些活动可以成为广泛讨论的一些模式，并由此导向某种行动。
但是在我的经历中，这种讨论或行动从来没有发生过。① 当失业者和忧心忡忡的临时就业者伸出双手寻求他人的帮助和团结时，回应他们的常常只有一些拉拉扯扯的手。职业教练每小时收费200美元，勤勤恳恳地不断延长修改简历和讲授大众心理学玄虚理论的时间。面向经理人开办的公司，出售办公场所和联系名单，只能一个一个地帮助少数失业人士。还有，美国各地的教堂里，各种团体贴出广告，宣称向失业人士提供实际帮助。但是，除了向代表他们的特定团体表示安慰，他们能做的也就十分有限了。在每一个这样的模式中，任何关于经济和企业管理的、具有潜在颠覆性的谈话都会受到压制。
我并不想说这种压抑是有预谋的。没有人颁布告示，警告如果允许他们自由讨论自己的处境，失业后不安分的白领将带来革命性的威胁。但是，不管职业教练和联谊活动的组织者是出于何种目的，他们的做法实际上是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他们所面临的难题，以及这些难题可能带来的不同意见中分散出来。
比如说，我们常常得到的意见，最好是在一个朋友或教练的“指导”下，把求职当做一份工作来做，这种意见似乎是用来预防煽动性思想的。求职者的大部分“工作”，包括在互联网上搜索并且申请职位，已经被确认是毫无作用的，看上去除了填补那些可能被用来反思失业问题来源的时间外，别无他用。然后我们来考虑一下职业教练建议的，比互联网求职更有效利用时间的方法：联谊活动。正是联谊活动创造了失业者之间团结的可能性、聚会的借口、交流的平台，并且可能让他们还要讨论一下共同的解决方案。但是联谊活动的本质往往会削弱一个人和其他求职者间一开始的那一点团结，每个人不是被当做一个关系或求职经验的来源，就是被当做一名潜在的竞争者。
然而在我参加过的许多次活动中，即使联谊也往往让人感到气馁。我经常满怀挫折感地离开一个好几十个人的聚会，不知道任何人的名字、职业或工作经历，除非我在回停车场的路上拉住一个参加者问个明白。部分原因是因为大多数这样的活动都包括大量的“数据垃圾”—金融信息、互联网信息、目录说明等等—根本没有时间留下来进行非正式的社交。这样的结果总是断绝任何讨论或个人经验的交流。在我参加的联谊活动和教练课程里，人们常常会因为能够与处在同一境地的人们联系起来而满怀感激。“至少我知道，我并不孤独”是人们常常说的一句话。但这些活动提供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相当有限！
最后，让我们来研究一下不停地要求我们保持或发扬“赢者心态”的指示。不用说，在面试中，一个微笑、自信的人一定会比一个阴沉沉的人表现得好。但是有关指导的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在特定交流中的自我表现：他要求你切实地感到“积极”，像一个胜利者那样。出于同样的原因，你需要放弃任何“消极”思想，包括对失去先前工作的挥之不去的悔恨。正如我下面所引用的某个网站的警告，“如果你对自己的前雇主感到愤怒，或者抱有消极态度，它是会显现出来的”。关于愤怒的禁令似乎不太可能孕育出真正的赞同或“康复”，而且它确确实实平息了关于体制的任何言论。那个令人痛苦的问题—当我为这个公司付出这么多的时候，它为什么还会将我抛弃？—还没有问出口，就被制止了。
“职业过渡”产业限制失业者思考范围、排除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所依靠的手段不仅仅是通过向求职者发出上述指令。在针对白领失业者的书籍、教练课程和联谊活动中，求职者很快就会碰到一些敌意的理论，阻碍形成对其处境的大规模社会认知和理解。这些理论中，我所经历过最嚣张的是带有浓厚EST色彩的、谴责受害者的理论。它的代表人物是帕特里克·诺勒斯，以及他向他的新兵训练营参加者推荐的书籍。让我们回忆一下那个新兵训练营，参加者小心翼翼地提到训练营之外以市场为定义的、由CEO统治的世界时，立即遭到反驳；那里只有我们，求职者。不得不改变的是我们。在更温和的形式中，要求职者保持胜利精神的不断指导也传达了同样的信息：内省而不是外责；世界完全是你想要的那样。
从表面上看，在这么多由“事业牧师”或热心的信教商人举办的活动中宣扬的基督教理念，是对这种EST哲学的直接辩驳。对于诺勒斯或像迈克·赫尔纳基一样的作者来说，你是唯一对你的命运负责的人。对于求职行业的基督徒来说，负起全部责任的是上帝。赫尔纳基承认存在冲突：“过去，每当我表达这一信息时，有些人就会做出愤怒的反应，并且认为这否认了上帝作为万物之源的存在。”但是他机敏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辩论道，“如果你相信上帝是万物之源，而且这个源泉是站在你这边的，作用于你，那你就没有宣称自己无助的借口了。”换句话说，祈祷者给予信徒的通向某种无限能量的通路，在赫尔纳基这里是通过他的思想来完成的。它们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所不同，宣扬个体意志的无神论哲学和我所遭遇的扭曲的基督教理念都提供无限权力的幻想。而且如果你能够通过冥思苦想成就任何事情—只要通过祷告或足够努力地集中注意力—根本不需要面对改变你生活的社会和经济力量。
假设有一个待业区鼓励自由讨论，失业者之间会谈一些什么？一开始，人们可能要讨论企业世界现在出现了什么问题，特别是，为什么看上去经验是如此地被轻视，为什么对业绩的奖励是如此地不靠谱？有些人可能会反对说，所谓“企业世界”是一个模糊的抽象概念，掩盖了各种环境之间的众多差异。但在我那些求职者朋友来说，这个词是常常挂在嘴边的，他们常常说希望从这个世界里逃走，比如说，做个小买卖，或者他们看来更有意义的工作。这么说，像我这样要在大企业谋求一个职位的做法，和我这些求职者朋友是背道而驰了，他们总是在表达从那个世界里跳出来的强烈愿望。
《穷途末路的美国梦》 第三部分结语：像影子一样游荡（3）
“近来，大公司越来越冷冰冰了，”这是希拉里·梅斯特的说法，“再也没有什么稳定感了。这和贪婪有很大的关系。”唐娜·尤多维克回应她：“现在的企业太冷血了。没有警告，没有感谢，只有一句话‘拿上你的东西走人，明天不用来了’。”虽然如此，他们还是怀念他们的薪水和福利。我遇到的求职者，没有一个表达过对原来岗位上的友情有什么怀旧之心，也许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