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我过去并没有写书的愿望。即使是偶尔想过将来把自己一生的得与失、苦与乐记录下来，总认为那是退休后的事情。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萌生了整理书稿的念头。那是1995年11月，我在省委党校短训期间，把一份在全市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三万字的讲稿，交给我的老师——山西省委党校领导科学教研室主任刘树信教授，请他指点。刘老师对此讲稿给予充分肯定，他说：从多年的实践中悟出一些深刻的道理来，很有价值。刘老师最后叮嘱道，要能把这些从事领导工作的经验教训整理成书，那就更有意义了。我当时还是那个想法：写书，那是将来的事。刘老师却说，边整理，边实践，整理中总结，实践中提高，既有利于指导工作，又有益于丰富自己，何乐而不为？
从1996年初，我开始整理书稿，断断续续已经6年多了。写一阵，停一阵，忙了就放一放，稍有一点空，并且心情好时就抓紧动笔。大多数时间是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平时则利用时间的边角料，中午、晚上以及出差、会议的间隙，挤出个半小时，或构思，或起草。有时灵感来了，半夜还爬起来写上几句。什么都怕坚持，只要自己感到有兴趣就能坚持下来。
写作的过程是艰苦的。我每天都处在极度紧张的工作之中，经济指标、企业发展、公益事业、日常事务常萦绕脑际，要挤一点时间思谋写书，确实十分艰难。好在我回到区里担任副书记后，就养成随身携带一个方寸小本的习惯，凡认为对自己工作有价值的观点和感悟，都草书其上，日久天长，便纳入了属于自己的“文库”。后来担任区长，接触的各方人士多了起来，名片似雪片一样装在我的衣袋里。我的一大发现，就是名片背后可以随时记载自己的种种感悟。写书的第一手材料就这样靠这些本子和名片积累了许多。
我读初中、高中时正值“文革”时期，文化基础不扎实，虽然后来上过两年省委党校，但写起东西来仍感到缺乏深厚的理论修养和文化底蕴。好在我多年从事领导工作，各种场合讲话不断，养成了爱思索、善归纳的习惯。虽然动嘴说还可以，但动笔写文章就有些费力，可是，“摊子”已经铺开了，咬牙也得完成。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就推倒重来。经过多次的反反复复，几易其稿，仍有不少章节我还感到不太满意。但愿抛砖引玉，能引发大家的思考。此书犹如“土特产品”、“地方小吃”，如果大家嚼起来还多少有点味道，我也就十分欣喜了。
从古至今，最难当的官是“七品芝麻官”。我多年工作在“芝麻官”的岗位上，有所感悟，也积累了一些粗浅的认识，但与资深的领导者相比，我仍然是个小学生，这本集子就算作我的一个“阶段总结”吧。对于这份“作业”中的不妥之处，十分希望读者朋友评判指正。
本书附录中“难忘经历”部分，目的有两个：一是想作为资料保存并经常鞭策和激励自己；二是便于读者从中了解笔者，以印证书中的一些观点。
我衷心感谢关心、支持、帮助我完成这本书稿的同志们。山西省委党校原副校长、教授涂荫森和山西省委党校教授、我的老师刘树信亲自审阅书稿，提出了宝贵意见。我的同事赵佩龙、我的老乡郭玉珠、我的同学张峻参与通篇整理、修改，留下了重重的笔墨。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同时，对编写过程中曾阅读、借鉴、参考过的所有著作、文章的作者表示诚挚谢意。
2002年6月于阳泉
五版后记
我的书第五次印刷了。这本书为什么人爱看？我想可能主要是因为说的是真情、写的是实感；不少观点来自基层实践，内容贴近了读者实际。我感谢与我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他们的经验我用心归纳了，他们的教训我也用心琢磨了，这本书可以说是一个地方、一个群体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凭我个人，论文化程度一个大专生，论职位一个小小的芝麻官，按理说，我没有写书的功底和探索领导规律的资格，不过有一条，我长期工作在基层领导岗位上，有实践、有感悟，比单纯理论学者进行领导科学研究要多一些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存在的问题是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坐下来写东西。如果退休后再写，时间是多了，但灵感又少了。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我想放长时间，不断积累，挤时间成稿。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坚持十年写书，我的梦想成真了。
我的书是车上写出来的。因为工作常到外地出差开会，乘车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养成了在车上写书的习惯。在车上写东西我既不头晕也不眼花，且思路集中，坐几个小时能写几个小时。我的书是床上写出来的。十几年来，我养成了随时想、随手写的习惯。笔和本子常在床头放着。写好躺下了，又想起新东西，就又开灯，爬起来写。有时晚上反反复复十几次，折腾得睡不着，只好喝安定催眠。我的书是假日写出来的。放长假我告诉别人外出旅游了，关了手机，封闭了自己。十年来过春节，只能休息初一、初二两天，其余时间不串亲、不访友，关起门来写书。我常想，想干的事不要说没时间，一天二十四小时，工作十小时，睡觉八小时，吃饭三小时，还剩三小时，每天挤出一小时，没有干不成的事。我的书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作 者
二○○六年八月四日晚于阳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