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利率比通货膨胀率高3％）。用这个数字来计算，我刚才描述过的利率2。8％的上升相当于真实利率90％以上的上升。
从盈余到赤字的恶化是考察当前财政政策的影响最准确的方式。然而，分析家所提到的常常只是预计的赤字。那么，如果把同样的分析用于10年期5。5万亿美元的预计赤字，平均每年占GDP的比例上升约4％。这会导致长期利率1。6％的上升（4％GDP×0。4％）。10年期债券的利率经通货膨胀调整后是3％，真实利率因而上升超过50％。
这些数字触目惊心。但其后果可能更为严重。
如果轻率的财政政策继续下去，到某一时刻市场会感到忧虑，不仅担心预计中的联邦政府对可获得的储蓄的未来需求，更担心出现更严重的财政混乱——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政府可能要靠通货膨胀而不是财政纪律来解决长期财政问题。这样，市场可能还要在已经很高的利率水平上再加上难以准确预计的、额外的“赤字升水”来体现这些风险。这一影响可能极其巨大，而且可能因另一种影响而进一步恶化，这种影响就是不稳健的财政政策会对外国借贷者在借款给美国政府时会要求的利率产生影响。
此外，利率影响只是全部后果中的一部分。不健康的长期财政状况还可能严重损害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1992年选举前的几年里，这一点很明显。庞大的结构性赤字还会降低海外对我国经济和货币的信心，损害联邦政府提供美国人民希望他提供的服务（包括社会保障和医疗照顾）的能力，并减少我们应付未来衰退或紧急情况的余地。实际上，2001年时我们能增加国防开支，并能在不必冒利率大幅上升的风险的情况下提供财政刺激以对付衰退，全靠继承下来的健康的财政状况。
除认为赤字不会影响利率之外，某些减税支持者还断言减税将提高个人储蓄率，增加工作和投资活动。这概而言之就是1980年里根在共和党初选时提出的理论——即，减税会通过对供应的影响而自我偿付其成本。但赤字是增长了而不是下降了，1992年时，联邦债务增长了4倍。到80年代末，这一财政困境导致了更高的利率和降低的信心，孕育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此外，没有多少证据能证明税率对私人储蓄或工作机会有任何重大的影响。大多数主流学术著作都认为，利率对私人储蓄的影响即便有也很小。因此，减税不太可能似乎对私人储蓄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尽管这会增加税后利息收入。占压倒多数的学术著作都认定，工作时间长短的决策并不会受到边际税率的重大影响，至少在发生有关税率的辩论的过去20年里，他对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可能例外的是对家庭中次要收入者的收入会有某些影响。实际上，减税对工作动力的影响甚至可能是负面的，因为较低的平均税率使人们可能以更少的工作时间获得同样的税后收入。减税还可能影响人们在不可纳税的特殊待遇（比如，一间更大的靠拐角的办公室）与可纳税的收入之间的选择，但这种选择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在确定公司薪酬方面我自己的经验是，税率对工作努力程度的影响并不存在——至少就最高税率的现有水平相对于我们曾经历过的70％甚至更高的税率水平而言。
有前科的支持者常常争辩说“动态变化”——即能影响供应面的预算规则——表明减税的成本可以自我偿付。2003年，国会预算局和两院税收联合委员会——他们的领导者都是由在国会占多数的共和党人任命的——各提供了一个动态估算，反驳了这种主张。税收联合委员会对2003年的一次减税进行了考察，结论是减税本身的供应面效应对增长的影响很小，而就长期而言，减税的总体效果加上他们所制造的赤字对增长的影响即便存在也是负面的。与此相似，国会预算局对政府的预算案进行了总体考察，发现其对长期增长的影响很小——且可能是负面的。
某些减税支持者主张，实际的资本市场是全球性的，美国对资本需求的增加可以由来自海外的流入资本来满足，而对利率的影响会很小。确实，全球资本市场会满足美国国内储蓄所不能满足的融资需求，包括由赤字增长带来的需求。但认为流入美国的资本的利率和如果我们不需要这笔资本时的利率一样却是错误的。实际上，长期财政赤字对来自海外的资本的成本的影响，是这种赤字所带来的最重大的风险之一。依靠海外资本来偿付我们庞大赤字的部分或全部，意味着吸收更大的海外资本流入量，而这就需要支付更高的利率。此外，研究也清楚地表明，资本有很大的母国偏向，这更加强了利率上升的必要性。第二，美国在资本市场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因素，我们的超额需求将会影响全球利率——这与较小的国家不同。而且，最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外国资本市场开始担心我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是否健全，资本的供应方可能会大幅度提高使用其资本所需支付的价格。这正是20世纪下半叶在许多国家身上发生过的事。在目前的情况下，财政无纪律所致的这种潜在后果对美国尤其危险，因为我们依赖外国资本的大规模流入来支撑贸易赤字和巨大的储蓄差额。最后，经验研究表明，赤字对利率的影响是以反映了所有各种因素的数据为基础的，这包括了外国资本流入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
因为公众对这些问题非常有限，有关赤字问题的严肃讨论和应付这一问题的有关建议很容易被误解。比如，2002年1月，汤姆·达施勒发表了一次演讲，指出我国的长期财政状况存在着严重的危险，需要修正，而并未就此提出任何具体建议。他进而表示赞同这一观点，即在对付目前脆弱的经济状况时，短期的赤字可能是合理的。但第二天，他却受到了激烈的指责，说他赞同在衰退时期增税。达施勒实际上根本没说过这种话，但对他的指责——被媒体广泛且不加鉴别地报道——却被大家接受下来。这使其他人不愿再提达施勒已经提出过的那些主张。
在政治领域，对我们的财政困境进行严肃讨论的一个主要障碍是这种讨论立刻会引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我国当前是否需要增税以应付赤字。我的看法是，要对付当前政策所导致的财政状况恶化问题，就像在1993年那样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要分享牺牲，而且既需要支出也需要税收措施。但不管最终的解决办法如何组成，总统和国会两党领导人都应该坐在一起——越早越好——来对付成为我们未来福利的严重威胁的赤字。
第二部 第56节
尽管达施勒和其他人在试图提出赤字问题时遇到了困难，辩论的主导基调在2003年已经开始变化。媒体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这部分是因为受到了盖尔…奥扎格的文章以及其他著名的经济分析家更经常地发表的评论的影响，受到当前激增的赤字的影响，受到急剧增加的预期长期赤字的影响。在这种改变了的气氛中，政府开始承认长期赤字确实会影响利率。布什总统的经济委员会有了新的领导人，他在《华尔街日报》网络版的一篇文章中接受了这一观点。但减税的支持接着就提出，即使赤字确实重要，预计的数额依然是“可管理的”。但在阐述这一观点时，他们使用的估计比主流分析家所使用的要低的多，而且他们也不承认潜在的这些可能性：严重的非线性影响，已露端倪的庞大的补贴支付义务，或是赤字对增长的巨大的非利率的负面影响。
国会预算局前局长罗伯特·赖肖尔是我所认识的最聪明最务实的预算专家，他认为，我们政治制度中的那些领导者可能会很不乐意修补我们混乱的长期财政状况，直到他认为终将到来的算总账的那一天。当那一危机到来时，我们要么不得不决定大大增加政府收入——在一个可能是很不恰当的时候——或者要面对严重和长期的经济动荡。那时美国人就会沮丧地回顾过去所发生的事。不幸的是，目前对赤字感到忧虑的人当中没人已经找到一种解释未来成本的方式，可以在短时间内引起政治反响，尽管这些最严重的危险正在被制造出来，且仍然能够被阻止。把有关赤字是否重要以及供应面的影响是否真实的辩论放在一边，减税和增加开支在短期对政客和选民似乎总是有吸引力的——他们或者不关心长期的状况，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认识到了潜在的问题但认为其他人会注意到这一点。
随着辩论的发展，我在其中的作用也在变化。我仍与许多民主党参议员和众议员以及同样重要的与他们的助手保持联系。在华盛顿，商人习惯于聚集在当选官员的周围。但在很多情况下如果你想取得效果——或是想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或是真想促成某件事——你最好能与恰当的助手也拉上关系。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马克·帕特森，当时他是汤姆·达施勒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助手主管，当他为帕特·莫伊尼汉工作时我认识了他。马克是那种能理解实质性问题的助手，能理解参议院政治，对可能发生在国会和许多委员会的事有许多富有幽默感的见解。正是通过马克和其他国会议员助手，我才开始了解在布什的2001年的减税计划辩论中我怎样才能发挥作用。当民主党控制白宫时，政府有一系列政策立场是公共辩论的常规论题。国会的民主党人在经济问题上可以决定他们的立场和政府过去立场之间的关系。国会的民主党人不管是接受还是批评我们的政治立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把我们既作为政策资源又作为政治资源来利用的。
现在民主党人突然失去了任何形式的来自一个民主党控制的政府的支持——这本是指引前进方向的恒星，只要愿意，就会有内阁部门和白宫的资源、数据和专业技能相伴而来。比如，在税收问题上，控制白宫的党派的议员就能得到财政部的专业经济学家的深入分析以及白宫和财政部的公关人员针对不同的选民和不同的州定制的谈话要点。他们拥有可以电话询问的、对经济问题有深入了解、同时又从同样的一般性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的人。如果你是一位美国参议员，总是会有许多职业经济学家供你驱使。你所缺乏的可能是不仅懂得经济问题而且了解你所处的环境、面对着你每天都不得不面对的同样的政策选择和政治现实的人。
共和党人重新夺回白宫之后，国会的民主党人开始意识到克林顿的班底是有用的资源，他们似乎想念拥有我们的时光。2001年1月25日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作证时，艾伦·格林斯潘被大多数人认为在减税问题上支持共和党人——尽管在同一份证词中，他表明了对盈余未能用于解决社会保障问题的忧虑，并警告说减税的规模不应大到使政府重新陷入赤字。在确定自己的立场并为之辩护时，民主党人需要有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具有声誉且有政治经历的人。
我记得一位民主党国会议员这样对我说，“我们的议员已经准备好站出来为减税问题而斗争。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并不真正完全理解这一问题。他们希望对这些问题有适度的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你是一个议员，你会老是被问到对范围极其广大而繁杂的问题的想法。即使是非常勤奋和专注的议员也只能通晓几个问题。领导人和其他参与程度较深的议员可能会为你提供材料来帮助你理解一个问题或者回答媒体的提问。但议员们不愿意先表明一个立场，而在六个星期或六个月以后发现这个立场是错误的。在财政问题上，两党的康科德联盟在满足这些需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就财政状况和庞大的长期赤字的危险问题提供分析以及来自深受尊重的人物的支持性言论。与反对财政上不合理的减税的组织有关系的人包括前参议员鲍勃·克里，萨姆·纳恩，沃伦·拉德曼，前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以及前商务部长佩特·彼得森。在有关减税的激烈斗争中，他们举行新闻发布会，他们的著作也在国会广为散发。
2001年2月初，受汤姆·达施勒的邀请，我和劳拉·泰森一起参加了在国会图书馆举行的有关问题的研讨会，参院民主党人举行这一会议来为预算案制定做准备。次日，我和利昂·帕内塔参加了在宾夕法尼亚的法明顿疗养地举行的民主党核心党团会议。我参加核心党团会议，认为我会说我所想的，议员也会因我在反对布什减税的规模和分配方案方面与他们意见相同而感到高兴——参院讨论会的情况或多或少就是如此。但与此相反，我受到了指责。议员们对我的发言的反应，是谴责我未能尽述所想并对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提供更多的公众声音。我记得巴尼·弗兰克说：“你所做的糟糕透了。”他是真的感到愤怒。
“首先，你是个政客——而我不是。”我回应道。这是事实。对我关心的政策问题发表评论似乎是合适的，但我并不认为我应当是一个公共发言人。可是，这种抱怨困扰着我，在此后的几天我都在考虑我还能做些什么。参加在底特律举行的福特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旅途中，我草拟了一篇长篇专栏文章，列举我反对政府减税计划的理由。在文章开头，我表示并不想在那时卷入有关财政政策的公共辩论，但我强烈地感觉到布什所提议的减税幅度在经济政策上是个严重的错误。这篇文章发表在2001年2月11日星期天的《纽约时报》上。此后，在大约两周的时间里，有8到10名参议员给我打电话。在财政部时我也从未有过许多参议员主动打电话来讨论一个政策问题的时候。
当然，尽管大多数民主党人反对减税，但他们未能赢得这场战斗。作为一种短期刺激，减税是极其低效的——高收入群体所获太多，他们不会愿意将所得花掉这么多，大多数的削减发生在以后几年，在短期内帮助不大，却损害我们的长期财政状况。减税还损害我们应付意外事件的缓冲能力。一年之内，9·11悲剧、股市大跌和全面恶化的经济状况表明，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