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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这类推测时还涉及另一个问题。一旦你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关心那些与重建信心并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那你在何处止步呢？博尼尔关注劳工问题，来自得克萨斯的共和党参议员菲尔·格拉姆则坚持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计划的接受者不能对美国进行贸易限制。我们对格拉姆的具体看法和对博尼尔的一样也是赞同的。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加这类条件会使他与受危机影响的国家谈判达成援助计划的困难增大，并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加具有干涉性。如果不得不同时应付这些问题，我们在政治上也会面临问题。许多满足民主党人要求的建议会遭到共和党人的反对——反之亦然。就像众院共和党领袖迪克·阿梅的一位助手所说的，共和党不会去“投票支持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变成工会组织机构的法案”。但共和党人想附加他们自己的条件。有些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内部改革有关。其他的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乎无关的条件则令民主党人大怒。某些保守派人士想利用这个法案来作为被称为“墨西哥城”条款——禁止对海外执行提及堕胎的家庭生育计划的国家提供资金——的工具。
1997年这一问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款中断。即使在1998年中期选举前我们解决了大部分其他问题之后，纽特·金里奇仍威胁要阻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拨款法案，如果不把反堕胎的条款写进去的话。我们非常出色的国会联系人拉里和琳达·罗伯特和我都到金里奇的办公室拜访他，争论说这两个问题彼此毫无关系。纽特回答说，在立法中无关的事常常会联系在一起。这就像是又一场有关债务上限的争斗。我们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拨款太重要了，不能被拖入有关堕胎的政治争斗。纽特说，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拨款如此重要，你就应在墨西哥城条款的问题上让步。他非常友好，但毫不妥协。
许多保守派人士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成是某种对外援助，为了回应这种反对，我把同样一个观点重复了一遍又一遍：我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拨款不会让我们付出任何成本。作为对捐款的交换，我们得到了一个可流动的、有息的权利。这并不是一项预算支出，不会增加赤字或占用其他领域的资源。而且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国家，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我们的自身利益是极有好处的。即使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所遇到的问题完全不关心——这显然不是我们的主张——也应当为保护和有利于美国人民而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拨款，因为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会对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产生很大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存在的整个50多年里，历任政府的结论都是美国从这些机构的存在中获得了利益。共和党和民主党总统都为额外的拨款而奋斗。而这种奋斗总是困难的。
最后，我们通过多方谈判与许多议员和选民达成了协议。我们要求所有七国集团的伙伴签署了一封信，列出了他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改革的支持——包括已经实施的更大的透明度和公开性——这样，国会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它是为一个新的、改进了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资金。我们在墨西哥城条款问题上做出了妥协，加入了一个非常有限的条款。通过悄悄外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功地使穆赫塔·帕卡罕从监狱放出，我们也满足了其他民主党人的要求。
但一个为我们提供了帮助的更大因素是，随着时间推移，许多议员对这场危机的态度开始变化。某些议员如参议员中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查克·黑格尔、来自马里兰州的保罗·萨班斯和康涅狄格州的克里斯·多德都是困难环境下严肃的国际主义者，他们较早认识到在对付这场全球危机方面美国有重大的利益，而要做到这点就需要强有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随着金融混乱的持续，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肃性，认识到他对我们自身经济的威胁是真实的。没有人想为美国的经济出轨而受到指责。
另一个有用的发展是，许多议员认识到他们选区的特定利益集团——制造业、农业和其他与出口有关的产业——因亚洲的衰退而受损，而且如果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话，他们的损失还会大得多。最令我感到吃惊的是使众院和参院农业委员会转变成支持者的途径，是因为农场主游说集团说明了农场主出口所受到的影响。
第二部 第38节
这种现象的一个例子是发生在阿拉巴马众议员索尼·加拉汗身上的事，他是一位可亲的、影响很大的众院拨款委员会成员，在许多个月里他都持反对立场。在某个时刻，索尼决定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拨款。原因是他在阿拉巴马州南部的选民中包括一家大纸浆厂。这家公司突然开始解雇工人，因为他的出口受到了亚洲危机的影响：他的主要客户之一是印尼一家造纸商。这比我们能说的任何东西都更能使索尼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现在生活在全球经济中，在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身上发生的事，对阿拉巴马州门罗县的企业和工人也有重要的影响。在不确定的世界触底第十章触底
1998年8月，俄罗斯成为陷入危机的国家中第一个无力偿还其外债的国家。就在同一天，总统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并发表电视讲话就莫尼卡·莱温斯基事件向全国民众道歉。9月10日，他在白宫居所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为误导我们而道歉。在克林顿道歉并为自己辩解后，其他人获得了说话的机会。
我并没打算说什么。但我想：我们都是人，我们都会犯错误——有时是很大的错误。而对克林顿错误的认识应当以其成就为背景。我还认为整件事——当然很严重——所受到的媒体关注多得不成比例，其结果是其他非常重要的问题包括在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发生的重大事件都未得到足够的注意。
过了一会儿，我终于举起了手。“总统先生，你无疑是把事情弄糟了，”我说，“但我们都会犯错误，甚至是大错误。在我看来，更大的问题是媒体过多的报道和某些你的批评者的虚伪。”
我确实非常赞赏克林顿处理危机的方式——尽管这一危机是他自己制造出来的。他的精力集中、专注，在身旁风暴肆虐时仍继续工作。和总统谈俄罗斯问题，你不会认为他在担心其他任何事。他每天都到办公室像总统那样工作。我记得有一天下午，他邀请了大约50名国会议员——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各半——来讨论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这正是莱温斯基事件处于高潮、共和党人积极推动弹劾之时。我们都围坐在布莱尔厅的桌旁，他引导着讨论，似乎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事。这是一次成效卓著的座谈，涉及到这个问题的许多方面。克林顿的态度是松驰的，也是专注的——和那些试图弹劾他的共和党人以及那些支持他的民主党人一样专注。
和其他人一样，我对总统如何做到这一点也感到很好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之间有过一次很有趣的谈话。我们当时正讨论副总统戈尔竞选时在初选中遇到的困难，克林顿告诉我说他用“精神装置”帮助自己渡过了莱温斯基事件那段时期。我没有具体问那些“装置”是什么，但他认为戈尔也许能用类似的技巧来克服困难并更有效地进行竞选。
不管这是否有助于戈尔的竞选之路，主动选择正确的思维模式这一观念确实有助于我打网球，他减少了我过于踌躇和犹豫的倾向，这种倾向对大多数业余选手都是障碍。在打球时，我牢记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即使非常优秀的篮球选手投不中的机会也达55％。即使是一个很好的网球手也会犯许多错误：目标是应关注如何尽可能地打好这一个球，而不是或者担心弄糟或者担心分数的多少。我告诉斯蒂夫·弗里德曼，莱温斯基事件提高了我的网球水平。他屏住呼吸等待我要说的话，他对我的解释可能有些失望。
莱温斯基丑闻是否对克林顿的第二个任期造成了实质性影响？某些人认为，其后果是该届政府错失了机会尤其是如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的机会。但我的直觉告诉我，克林顿不可能再做得更多了。至少在这一领域是如此，即使丑闻从未发生过。1997年我们就开始探索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小有变化——对年度生活成本调整进行修改以更好地反映通货膨胀水平——也是民主党人和利益集团往我们脑子里灌的东西。预算盈余的预测实现了，尽管这完全在不确定的世界市场教育不能解决社会保障方面的非常严重的长期性问题，但为政客们提供了一种更方便的解决办法。首先，他们可以用新的盈余来为社会保障的缺口提供资金。其次，他们将部分社会保障信托基金换成了股票，期望能得到更大的收益。
某些人甚至认为，克林顿应当带领在这一问题自己的支持者进行斗争，或者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在有关弹劾的斗争中需要他们的支持，他可能已经这样做了。但远在丑闻出现之前，我们已经感到陷入了困境。如果我们提出一个一出台就遭到否决的建议，人们的反应就会是不仅要求我们退让，而且会使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更加困难。没有人知道在一个更正常的环境下，政治解决方案是否会有所不同，但我的看法是，有意义的变化是不可能独立于弹劾问题而存在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莱温斯基事件的后遗症确实使戈尔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处境更加困难。
到1998年8月，我们已为控制亚洲金融危机而奋斗了近一年。但是，一国的问题似乎刚得到控制，压力又在其他地方爆发出来。这场危机最终的也是最富戏剧性的阶段是1998年8月开始的，当时俄罗斯政府无力偿还其外债，引发了我们一直担心、1997年12月韩国曾濒临其边缘的事件。全世界的市场，包括美国市场在内都严重不安，世界都感受到了真正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威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规模贷款是危机反应的关键部分。但只有在有足够的政策改革配套时，才能提供这些贷款。陷入危机的各国最终都实施了改革，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能继续注入，尽管印度尼西亚的改革实拖了一段时间才进行。但在俄罗斯的问题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法同意贷款。
1998年春天，我们对俄罗斯的担心越来越大。那里不断发展的混乱体现出了从前大多数危机的各种因素。卢布的汇率是与美元挂钩的。俄政府财政有巨大的缺口，是通过大量发行被称为GKOs的以卢布标价的短期债券来弥补的。由于受到高收益率承诺和看旺心态的吸引，外国投资者积极购买这些债券。尽管后苏联时代的经济显然有巨大的问题，但投资者们认为紧急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介入并提供帮助。按照当时市场流行的说法，俄罗斯“太核大国，是不能崩溃的”。
但随着心理预期使俄罗斯股票市场的价格水平在一年内增长了3倍，俄罗斯政府发现自己处于极大的困难中。俄罗斯债券的收益率急剧攀升，1998年5月已达60％。俄罗斯继续发新债还旧债来使GKOs展期、或偿付其他俄罗斯债券的能力受到置疑，当时GKOs每周有10亿美元到期应付。而该国的政治体系却似乎完全麻木，缺乏采取有助于恢复信心的必要步骤——如收税、削减政府开支和让卢布浮动——的决心或愿望。对我们来说，俄罗斯提出了一个现在已熟悉的新版本的问题：拿一个没有准备好充分参与拯救他自己的行动的国家怎么办？如果该国恰恰是一个不稳定的、几千枚核弹头仍对着你的前超级大国又怎么办？
从1993年以来拉里和戴维·利普顿就深深卷入了对俄罗斯的援助。他们对经济的期望也随着叶利钦政府中改革派政客的来来去去而忽涨忽落。1998年春天，随着俄罗斯的经济状况恶化，这种残存的乐观与A·丘拜斯紧密相关，作为副总理，他处理了一系列的大规模私有化行动。丘拜斯不仅能说流利的英语，而且知道西方金融官员许多晦涩的行话。1998年5月他访问了华盛顿，推动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规模支持方案。拉里和戴维觉得丘拜斯是个诚实的人，想在一个腐败的环境中努力做那些正确的事。而在与他会面后我的真正感受只有一点，那就是他是个精明的掮客，有着很重的俄罗斯式的骄傲。
我对俄罗斯的看法要比戴维和拉里、还有总统的看法悲观得多。比尔·克林顿和他的朋友鲍里斯·叶利钦定期通话，也非常关心能以所有可能的方式来为俄罗斯提供帮助。我完全了解帮助俄罗斯的重要性，但同时也认为这个国家经济政策糟糕，问题众多。我对这个话题的了解并不很多，但我的看法受到了在进入政府前的几次经历的影响。1992年，我和朱迪到莫斯科旅游。而那次旅行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普遍的腐败和经济混乱。我还记得几个与我的朋友罗伯特·斯特劳斯有关的故事，他当时是美国驻俄大使。其中一个故事我一直牢记在心，说的是一个俄罗斯高级官员就正常交易的继续进行向美国商人索要高额贿赂。鲍勃通过悄悄会面解决了这一问题，在会面时他威胁要把这种敲诈行为公之于众。
我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7月宣布的对俄罗斯23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但非常怀疑成功的可能性。拉里和戴维赞同我的看法，认为这个计划失败的可能性比成功的大。但不论是从经济还是安全立场来看，俄罗斯的不稳定对美国来说风险都极大，因此，尽管成功的机会相对很小，继续执行该计划仍是合理的。我也接受国务院首席俄罗斯问题专家斯特罗布·塔尔博特经常强调的一个观点，他认为使俄罗斯公众进一步疏离是很危险的，即使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仅向俄罗斯提供帮助的努力本身在争取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