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财政部，我仍然以总统经济顾问班子成员的身份承担某些责任。但我担当了某种新的角色。就某一届政府的经济信誉而言，总统的言行是最为重要的（影响或构成）因素。但财政部长在任期间处理问题的独特方式也具有意义重大的影响。作为本届政府经济政策的重要发言人——一个在实践中长期得到尊奉的角色，我在增进对美国经济的信心方面直接和间接地承担着责任。这意味着，我的信誉现在远远不止对我个人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我很快发现，我的信誉时刻可能因为实质性错误或不经意的言辞——或者甚至是经过精心雕琢的言辞，但人们没有按我所预期的那样对它们进行领略——而遭到毁损。我还面临这样一种新的危险：我所担任的新职务必然使我有时遭遇严厉无情的人身攻击。
我所承担的新角色集中体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悖论，但遗憾的是，它并非总是很好地为人们所领会。在某种层面上，信心和信誉属于感知方面的问题——是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感知：经济环境有多可靠，某一届政府处理经济政策的能力如何，总统在职期间的工作效果如何以及财政部长在职期间发挥的作用如何。对这些问题的感知并非源于幻觉，也并非可以被不顾时效地加以利用。经济信心以及某一届政府的经济信誉可能有时——以及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不能反映现实情况，但他们终究以现实为基础。因此，把信心和信誉本身作为追求目标基本上是徒劳的。试图创造某种经济强劲势头的印象，这种举动几乎肯定会适得其反。为影响经济或市场而在公共关系方面进行的努力或尝试不能改变根本现实。对任何试图这样做的人来说——无论他是总统或财政部长，这类举动只会削弱其信誉，破坏其（向人们）注入信心的能力。
换言之，信心和信誉是我们时刻关心的问题，但他们不是我等之辈能够直接追求的目标。最终产生信心的是我们所追求的政策。而在一个由共和党人控制国会的时期里，处理好政治问题将对我们可能取得的成就具有决定意义。
在整个1995年及1996年初，克林顿与国会新的多数党之间展开的斗争涉及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根本问题：政府应发挥什么样的职能？政府应在社会中发挥多大的作用？政府应在多大程度上帮助穷人？回过头来看，当时发生的一切显得更加明朗了。克林顿当时正在全力扭转1994年国会选举胜利者们发起的一场势力强大的反对政府作用的举动。但在当时，克林顿的这场努力给人以在所有问题上鏖战的感觉。
克林顿政府内部继续面临着一场争论：如何对共和党人做出反应？一方主张，我们需要更具平民主义性质，激发民主党基层的活力。劳工部长鲍勃·里奇是这种观点最典型的代表，他现在公开谈论：有必要削减他所谓的“公司福利”。我同意这种见解，即：用公共事务开支对赢利企业进行补贴——许多这类补贴深深固定在税法中——造成浪费，而且也是没有道理的。但我认为，使用“公司福利”这一术语具有煽动性，可能会使人们对总统的看法——以及因此对经济本身——产生负面影响。此外，我列席旁听了许多有关独立选举人的讨论，从而感觉到，对选举结果起重要作用的这部分选举人对任何听起来像是阶级福利的东西都很反感。克林顿为抵制这一旧有模式——反对大企业的民主党人——而费了不少周折。他赢得了商界和金融市场的信心，其程度令人惊讶。使用听似对企业具有敌意的措辞可能会损害这种信心，给经济以及本届政府造成危害。
除了这些实质性的政治分歧之外，还有一个程序问题。在克林顿第一届任期的头两年里，里奇一直是政府内尤其具有团队精神的一名成员。他与克林顿私交甚密，凭借这种关系——他可以追溯到他们一起在牛津大学度过的那些日子，他本可以轻易绕过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有关程序。但就我的观察，他从未这样做。但现在，在未经任何内部讨论的情况下，他独自冒险闯入一个新领域——从言辞和实质内容看都是如此。在我看来，这似乎与我们（过去达成）的谅解不相一致。我们商定的程序是，如果经济顾问班子的成员产生分歧，并且不能在他们内部解决自己的争论，他们就应该通过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某种程序，把有关问题提交到总统那里，由他做出决定。接着我们都可以公开支持这一决定——无论其内容如何。如同某个与我产生严重分歧的人那样，鲍勃现在的行为使我陷入麻烦的境地。即使他单独谈论这些问题，他也会看上去像是代表本届政府的立场。但如果我发表与之相反的见解，那就会使本届政府看似处于分裂状态。程序可能是一件需要精心加以维护的东西：我不可能像鲍勃那样行事，因为这必然引起混乱。经过某种讨论，鲍勃同意不（再）使用那类措辞，因为他毕竟与其余成员一样，对我们作为一个经济顾问班子所从事的整个工作持支持态度。我们同意就相关问题——（针对）公司的最佳做法——举行一次公开会议。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由于迪克·莫里斯的暗中运作，白宫内部的讨论开始受到影响。1995年春，白宫人员惊奇地发现，总统另设了一个由莫里斯领导的、完全独立的顾问班子，后者是一位民意测验经办人、政治顾问，曾在阿肯色州为克林顿工作。我与莫里斯没有多少相互交往，但我认为，他的某些视角——比如对独立选举人的关注——在政治上是有明智的。但问题又一次涉及某种固定程序的必要性。总统向任何他觉得有所助益的人征求意见，这合情合理。但从事这类活动的具体方式不应绕过白宫的固定（程序）结构，这种绕行产生了各种问题。
第二部 第15节
1995年4月，发生在俄克拉荷马城的一起国内恐怖主义行为造成168人死亡，其中包括18名财政部雇员以及一些财政部雇员的家属。我与总统和其他政府成员一同飞往俄城面见遇难者亲属并参加一个悼念仪式。克林顿总统在那个仪式上的演讲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感受，令人感动。在与遇难者亲属会面时，我曾极力搜寻恰当的措辞，因此，对总统那种在一个震惊和悲剧时刻给这些亲属以及全国带来安慰的能力，我不仅欣赏，而且敬重。政治分析家指出，这些令人可怕的事件——以及克林顿总统对他们的反应——对在我们的社会中复苏公众对政府的尊敬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就总统在美国人民中的地位而言，他们也成为某种转折点。
克林顿的政治转变在预算战过程中展现了出来，这场争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政府两度停止办公。我记得，那场冲突刚开始时，就在我们结束在内阁厅举行的一次会议的时候，斯蒂芬诺普罗夫告诉我，我们将就共和党人提出的老年医疗保健削减而对他们进行攻击。乔治说，金里奇提议大幅度削减老年医疗保健补助金，从而犯了一个大错，我们将抓住这一错误，对他死缠烂打，直到1996年大选。吉恩·斯珀林曾把乔治说成是一位政治天才，但在我看来，乔治似乎只是让人觉得荒唐可笑。围绕老年医疗保健补助金的削减来组织一场总统竞选，这看上去似乎难以想像。我记得自己与拉里·萨默斯一同笑了起来——这种取向显得如此不够大气和充分。
当然，我（的看法）是错误的。政府支出从抽象意义上看也许不受欢迎，但某些具体项目却在人民中间引起共鸣。试图削减2700亿美元老年医疗保健补助金并按大致同样的金额减税——其方式主要有利于富人，这是一个政治上特别具有利用价值的问题。1993年，共和党人非常成功地将赤字削减说成是对中产阶级的增税，此后，克林顿政府日益成熟起来。这次，当我们的对手制造歪曲我们政策的棱镜时，我的同事们将不会袖手旁观。总统告诉我，1993年，我们“离开了战场”。1995年，我们没有离开，而是顽强战斗。当然，预算冲突涉及的利害关系远远不止是老年医疗保健补助金，总统对其他许多有关问题也备加关切。他在我们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说，“老年医疗保健补贴是一件政治上至关重要的事情”，间接提到了那些旨在保护这一老年医疗保健计划的势力强大的游说活动。“但我不会让他们破坏——仅仅因为无人关心帮助穷人的计划——（针对穷人和残疾人的）医疗补助制度。”
总统捍卫老年医疗保健补助制度、反对主要有利于富人的减税，这只是他（政治声望）重新上升并在1996年再次赢得选举的原因之一。他在政治上恢复活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终于开始把他视为一个中间主义者。媒体普遍认为，与他在职的头两年相比，这代表着某种变化。我则认为，克林顿的中间主义立场始终如一，我们最初的预算削减计划、他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支持以及（他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的立场）都证明了这一点。对手出于选举需要而常常将克林顿的医疗保健改革攻击为某种大政府计划，但他曾提出过某种解决方案：由私营企业参与，尽管政府将发挥某种重要作用，这与政府提供医疗保健的说法形成对照。但在1995年和1996年，总统更加审慎而有效地传达了这一改革方向。感知方面的变化证明了一个完全超越华盛顿政治范畴的重要论点。总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继续沿着前后一致的（逻辑）轨迹进行政策选择，但只是在两年以后，人们对他所作所为的感知才开始与这一现实相一致。
1995年，我们拿出一个预算，继续降低赤字——一个固定的实际赤字数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国会中的反对者就我们的预算未能达到平衡而频频发起攻击。我记得，当我在参议院财经委员会作证时，该委员会的几名共和党人想要我承认：“一看便知”，我们提出的预算将意味着2000亿美元的赤字。我不愿以美元价格来描述继续存在的那部分赤字，因为有人可能会对此加以利用，错误地争辩说，我们没有对预算削减承担义务。我在回答中指出，我们的提案将继续降低赤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但事实上，我当时处于一种自己无法确认的停滞等待状态。我们的战略是，在提出一个预算的同时，我们就其他开支削减——这些削减会大大降低赤字——展开工作。在这项细致而艰苦的工作中，我们有幸得到艾伦·科恩的帮助，他是联邦政府中的众多无名英雄之一，是一位不修边幅但工作勤勉的财政部职员，也许是政府部门中对联邦预算程序最了解、最有兴致的一位人士。我们不想把艾伦帮助我们找到的那些削减（项目）纳入最初提交的那个预算提案，担心共和党人会将他们“藏匿起来”并接着在谈判一项最终的预算案时寻求额外的、我们所反对的削减。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继续展开工作，研究我们真正的预算提案的内容，但那时还未就此做出任何决定：他是否必须达到绝对平衡。5月，共和党国会议员在一项平衡预算中提出他们的减税议案——以削减老年医疗保健补助金和穷人医疗保健补助金为代价。
克林顿总统很早就意识到，赤字——哪怕是很小一个数额——的持续存在给他造成了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在我们定期就1996年预算而在罗斯福厅和内阁厅举行的会议上，他总是问到：“我不应拿出一个平衡的预算（案）吗？”他的所有经济顾问——包括我在内——对此的反应都是：没有必要，因为从经济上看，少量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持续下降的赤字与真正的平衡没有任何实际差别。我们曾在1993年成功地着手解决赤字问题，并打算继续削减赤字。某种真正的平衡预算的完全实现必然需要额外的项目削减，而这类削减几乎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好处。
5月的某个时候，在内阁厅的一次会议上，克林顿最终向我们指出：“如果要让别人关注我在其他问题上的提议，我首先得拿出一个平衡预算。一旦做到这一点，我就可以谈论那些进步计划。但如果我拿不出一个平衡预算来，他们永远不会倾听我有关进步计划的提议。”大致上看，我认为，他的这番话是有道理的。我们这些顾问坐在那里，向他解释，从经济上看，几十亿美元的赤字与零赤字没有区别，这一点也是经得起分析的。但另一点更加事关重要，也就是克林顿提出的：如果我们想提议把钱用于教育和改造城市贫民区计划，我们就得以预算平衡为前提，否认人们是不会理会我们的。总统意识到，虽然财政责任本身不会在政治上产生反响，但使联邦政府的账簿达到平衡的确能产生反响，而且也是选民能够认同并为之团结的一个目标。在那次会议上，克林顿事实上就自己的议事日程与公众产生共鸣的必要条件提出了极其具有洞察力的见解，但他的这一立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但我后来意识到，没有这样一个能够在政治上产生反响的目标——一个预算平衡，财政责任本身也变得更加难以建立和维持。我记得在1993年初，当我们最初就经济计划而在小石城举行会议时，克林顿提出某种见解——他的上述观点只是这种见解的扩展。当时，赤字削减一直被他称为某种旨在促使经济活跃起来的“门槛问题”——他希望着手处理的其他任何事项的先决条件。现在，预算平衡已经成了一个门槛问题，因为只有拿出一个平衡的预算，我们才能得到人们理会，才能从事本届政府所关注的几乎所有其他事项。就击败这种有害主张——增加一条有关预算平衡的宪法修正案——而言，提出对预算进行平衡也许是惟一可行的途径。这样一条修正案会违背我们所有已知的有关经济政策的知识。他可能迫使联邦政府在经济衰退期间削减开支或增加税收，以“亲周期”的政策代替“反周期”的政策——前者会经济更加紧缩，后者则通常是衰退时期需要实施的。即使在我们决定支持一项平�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