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子和刀子 作者:何大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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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子和刀子 作者:何大草- 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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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贵的嘴歪着,却很意外地浮出一点笑意来。他举起右手,慢慢拧成一个拳头,有麦当劳的双层汉堡那么大。他说,我真的……波是左撇子。
  陶陶冷漠地看了看金贵的右手,飞起空余的那只脚就踢了过去。金贵也不闪避,就用右手拧成的拳头向陶陶的靴子迎上去。拳头和靴子打在一起,连一点声音都没有,陶陶晃了晃,收回腿站稳了,而金贵的手上已经碰破了一大片皮,真是血肉斑斓。人群鼓起掌来,有人哼了一声,文绉绉地说,以卵击石。
  但就在这一刻,金贵的第二拳已经打在了陶陶的膝盖上,而且一反手,又打在了陶陶的另一只膝盖上。这两下,真像有千钧之力啊,陶陶噗地一下就跪了下来。
  (我听到一个女人在后门洞里嘶叫一声,好像接着就晕死了过去。)
  金贵站起来,人群向后散开一大步。每个人,包括我、朱朱、阿利,脸上全是呆若木鸡,看着金贵的左手软软地拖在他的肩膀上,而右手却跟铁臂一样自如和有力,它揪住陶陶的脑袋,把它使劲地摁下去,咚咚咚地叩在麻石板铺的街沿上。叩了多少下?我不晓得是一百下还是一千下,这有什么关系呢?后来我们才晓得,陶陶在跪下去之前,几乎已经是昏死了。
  然而,金贵就当陶陶是一个清醒的人,他低声地喝令着,他说,叫爷爷!
  陶陶的嘴里濡出两个字,爷爷。
  金贵伸出一根手指,说,你!
  我们顺着他的手指望去,被指的那人竟然就是阿利。金贵说,你,过来。
  阿利怯怯地走过去,走到陶陶的跟前。
  金贵对陶陶说,叫他爷爷!
  所有人都吃了一惊。陶陶垂着头,说,爷爷。
  金贵手上一使劲,就揪住陶陶的头发把他提了起来。陶陶一米八十的个子,居然被金贵的右手提了起来。金贵说,阿利是爷爷,你是狗屎!他一送,陶陶扑出去,压垮了一排冒着烟雾和恶臭的烧烤摊。女生们惊叫起来,我冲过去,和几个人用力把陶陶拖了回来。他长大的身子软软地摊在几个女生的怀里,一个女生把头伏在陶陶的颈窝那儿,呜呜地哭叫了几声,但陶陶一点反应都没有,就跟死沉沉地睡过去一样。
  阿利,金贵柔声说,阿利,你波会有事吧?
  阿利捂住脸,过了好一会,尖声尖气地哭了起来,像个突然断了奶的奶娃娃,哭得伤心、委屈,越哭声音越大,弄得很多女孩子都跟着哭出了声,哭成了一片。朱朱递给阿利一叠纸巾,我过去把他的头往怀里搂。但是阿利忽然一掌把纸巾打落在地,又一掌把我推得差点摔倒。他摸出一盒烟,抽了一根叼在嘴上,又摸出手机,一边打着,一边从生长着夹竹桃的墙根下走掉了。正午的阳光穿过树叶,零零碎碎地投在他身上,他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受伤的豹子,迅速脱离了我们目光的追捕。
  后来朱朱说,有人看见阿利家的小跑车就停在不远的地方,在一座大门紧闭的老宅外,一棵泡桐树的荫影下。它和树的荫影合成一体,以至于没有人注意到它。但是,朱朱也说不出,那车上的人为什么不下来帮帮阿利呢?

  第三十一章 那时候的未来就是现在

  后来的事情?噢,我真的不想多说了。我们有多少后来呢?后来就是未来的意思吧,未来就是理想的意思吧?如果任主任的侄儿还活着,他再让我们写“我未来着我未来的未来”,我就连那些字也码不出来了。因为,我的后来,不就是我的现在吗,你都看到了,就是这样的。
  我们班很多人没有念到高中毕业就散了。也就是说,在第二年夏天到来之前,教室里的
  学生已经稀稀罗罗了,教室里冷冷清清的。宋小豆上课的时候,还是习惯用英文和中文重复一句话。她说,冷冷清清,正是这个季节奢侈的享受啊。
  她看起来老了十岁了,甚至更老。细密的皱纹像括号一样,从她的眼角一丝丝地牵进了嘴角。她还是那么昂着头,但长长的辫子再没有拖到她的右边屁股上了。她保持着前一年英语节上的发式,从此没有改变。她结了婚,丈夫就是我们从前的蒋校长,今天的教育局蒋局长。蒋局长应该比宋小豆年长30岁吧,他为她离了婚,还为她染了发,焗了油,黑黝黝的,看起来他年轻了十岁,他和她的差距就缩小了二十岁。宋小豆没有担任教务主任,是她主动拒绝的。每晚她都在计算机上敲打一部书稿,而且始终都没有完成,有人说是一部小说,也有人说是一部回忆录,谁知道呢?她敲打的时候从不回避丈夫,因为她是用英文敲打的,蒋局长看了等于没看。清脆的键盘声在安静的蒋家响起来,把蒋家弄得更加安静了。
  这些事情我都是听别人说的。在金贵和陶陶的小街决斗之后,我很快就离开泡中了。我觉得无聊,发腻,在学校呆上一个小时都成了疲惫的折磨,好像一把钝刀在慢慢地割肉。有一天我逃课去了瓦罐寺,就是我说过的,南桥那头那座小小的寺庙。寺庙的红墙、黄瓦被绿树林遮挡着,又被四周的高楼覆盖着,真是隐蔽得不能再隐蔽了。伊娃曾经写过,隐蔽的地方必有高人。我相信伊娃是对的,伊娃的长相、才华,就是上帝派到世上来发妙论的。对我来说,瓦罐寺就是隐蔽的地方,因为我从来没有进去过。
  瓦罐寺其实要比我想像的大很多,山门很狭窄,进去了照样宝殿三重,回廊四合。要不然,毛主席为什么要说瓦罐里头有名堂呢?我去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多,也可能是五点多,寺庙里人很少,除了葡萄架下坐了几个茶客,就是回廊里有一些小贩在卖仿古的小玩意。我听到花木后边有敲木鱼的声音,敲到得意处,敲了一遍又一遍,却看不到和尚在哪里。反正没有事,我就胡乱地走走。
  西边有一间厢房,也许就是厢房吧,我看见这个词在课本里边出现过,就是侧边的房子,侧室的意思吧?谁晓得呢。厢房的门口写了两个字,测字。这两个字我明白,就是算命的意思了。
  我站在门口呆看着,厢房很长,长得就像是长长的地道,光线暗得人眼睛发痛。一个先生坐在藤椅上,正在给另一个先生测字。我看不清他们的样子,却听得清他们的声音。你在空空如也的剧场里说过话吗,你哪怕说的是悄悄话,也会像翅膀一样飞遍每个角落呢。其实他们的谈话已经接近尾声了,测字先生正在作概括,就像蒋校长讲话总要作总结。他说,合者,合也。合吧,好合就合。
  来测字的先生就问,真的好合?他的声音我觉得很耳熟,但是不该有这么多的不踏实。
  测字先生就说,嗯、嗯,好合、好合,当合就合。
  那我就合了?
  合吧、合吧,合者合也。
  那人交了钱,就出来了。
  我侧身让了让。他戴着墨镜,却遮不住他的儒雅、派头,还有喜气洋洋。我认出他,他就是我们的蒋校长和蒋局长。他倒是认不出我,不过认出我又会怎么样呢?认出了我,他也当做认不出,我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和测字先生的问答很好耍,就像春节晚会上两个人说相声,我一直记忆到今天。当然他不是去说相声的,他是为了一件事情去找一个答案的。后来我在别的城市里看见迎娶新娘的车队,车牌号上都贴着百年好合、百年好合,我哦了一声,才晓得蒋局长是多么认真和痴情啊。
  那天我也测了一个字。我把口袋里的零花钱都抠了底,抠出一堆角票和硬币,堆在测字先生的桌子上。我说,老爷爷,我也要测一个字。
  测字先生穿着不长不短的袍子,留着不长不短的头发,既像一个和尚,也像一个教授。他说,测什么字呢,姑娘儿?
  我一下子哑了,嗯了一会儿,说,合的反意词是什么?
  测字先生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合的反义词应该就是分了。
  我说,那就测分吧,老爷爷。
  测字先生在阴黢黢的光线里看着我,看了又看,忽然嘿嘿地笑起来。他把桌子上的零钞仔仔细细地,从一只手拣到另一只手,然后送到我的面前。他说,走吧,姑娘儿。
  我说,什么,老爷爷你说什么呢?
  走吧,他说,走吧。他挥挥手,朝着门外。门外的光线亮得耀眼,就像电影里拍摄的陕北窑洞,当然,是从里边往外边拍。
  我说,你要我走吗?你是说,走者,走也吗?
  测字先生摇摇头,又嘿嘿地笑,他说,这个姑娘儿有意思,有意思。走吧,啊?
  我跟爸爸说,我要走了。我不念书了。爸爸说,走吧,你走吧。你也不容易啊。
  我没有过完留校查看的日子,我就把我自己开除了。当初我多么害怕被开除啊,爸爸那么软弱,我总怕我被开除了爸爸怎么活?我现在才晓得,男人身上最摧不垮的东西,不就是软弱嘛。
  我从此没有再上学,没有再进过一次泡中的门。噢,人都是没心没肺的东西,一个地方,一个人,曾经和你粘得那么紧,就像一团泥粘着一团泥。可是后来掰开了,说掰开就掰开,除了含含糊糊的记忆,也就和我什么关系都没有了。
  我开始找地方打工。我打工的第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家附近的那家小花店,那个老板就是小拳头。后来,就是火车站的批发市场,再后来,就越走越远了,去过外地,外省,外国,在东北、云南那边都跑过边贸。我随身带着刀子,可从来都没有用过。外边的世界不像人们说的那么野,况且我也不是嗜血的人,我带着刀子,只是像随身带着一个朋友。晚上摸着刀子睡觉,我不会感到太孤独。
  朱朱几乎是和我同时离校的,她是警察的女儿,被内招到一所武警护训学校。她是穿着警服和我告别的,肥大的警服把她衬托得更加娇弱了,就像草原会把一只羔羊衬托得更加渺小一样。她拥抱了我,还用纸巾擦了擦我的眼睛。其实我一点没有泪水,倒是她的泪水弄湿了我的衣服。她说,别忘了我。我笑起来,刮了刮她翘起来的鼻尖,我说,天,怎么会呢?
  朱朱破涕为笑,她说,因为你没心没肺啊。
  朱朱的学校在云南的一座边境小城,靠近滇缅公路和澜沧江。她几乎每天都要给我写信,说那里阳光如何强烈,美人蕉如何鲜艳,而日子如何寂寞。最后她总以这么一句话来结尾,来看看我吧,风子?
  而我几乎没有给她回过信,我不晓得该写什么。而且她的信都寄到我家里,我回家的时候,信已经有一大堆了,爸爸把它们放在一只装压缩饼干的铁盒里,迷彩色的盒子让人联想到云南。读着她的信,我会觉得很安宁。即便这个世界都把我遗忘了,还有朱朱记得我。但我不知道该给她写什么,我写的信应该回她的哪一封信?于是我就干脆不写信,我到现在也没有回过她的信。噢,朱朱,反正她都觉得我没心没肺的,对不对?
  陶陶被金贵出其不意打败之后,也再没有去过学校了。至少,没有人见他白天出现在学校。后来,他也没有能够到尼斯酒店去,像尼斯太太说的,担任大堂经理,或者是大堂助理。我再没有看到过他,很多人也都没有再看到过他。朱朱在来信中说,天晓得朱朱是怎么晓得的,他去了哈尔滨,在一家不大不小的酒店工作,站在大堂的大玻璃门内,负责开门和关门。
  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前几天我在一份《过路客》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居然是伊娃写的。你还记得我给你讲过的伊娃吗,就是那个有八分之一俄国血统的女才子。我是在一个汽车站转车时读到的,确切地说,是翻到的,我读什么书呢,随便翻翻而已,翻翻照片、漫画,等等等等。我先看到了伊娃的照片,我一眼就认出了她的鹰钩大鼻子,虽然鼻子上架了一副大眼镜,耳朵上挂了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但我还是确信她就是伊娃。伊娃看着我嘻嘻地笑着,这是她从未有过的表情,比在学校时不知开心了多少倍。接下来,我看到了她的下身,下身仍然穿着拖地的长裙,她依在一棵巨大的雪松下,看不出她的瘸腿是不是已经痊愈。她的文章叫做《我的生活》,其实她写的仅仅是她今天的生活,对我们这座城市只字未提,倒是说到过一句泡中,但却很奇怪地写成了泡××中学。之所以要提到泡××,是由于实在避不开,因为她写到了她的男友,就是从前泡××的同学。现在他和她居住在同一座北方城市里,呼吸同一种北方空气,她爱他,就像他也爱她一样。他像雪松一样挺拔,她每时每刻都在想念他,想到他的时候,他总是像雪松那么站立着,因为他的工作需要他保持站立的姿态。而她呢,最后她谈到了她的身体。她在手术中确实被割错了一条神经,但是她没有成为瞎子,却成为了一个哑巴。她没有想到会成为一个哑巴,她对成为哑巴抱着深深的感恩,她不需要再说废话了,却可以地清晰地看到男友的容貌和身体,而他也越来越不需要说话了。她要写作的时候,就用手,要示爱的时候,也用手。她和他在一起的时候,都是用手在说话呢。伊娃最后写到,“世界是多么的安静啊。我是一个多么幸福的女人啊,不是吗?”就这一句话,我都能嗅出伊娃的味道来。当然,文章真正结尾的那部分,是别人代写的一段简历, 或者,是以别人的口气写出的文字,谁知道呢?——伊娃,原名不详,俄罗斯族,自由作家,发表作品××万字。
  我说××,是因为我忘了具体的数字。没有别的意思,真的,没别的意思。
  我相信伊娃的男友就是陶陶,虽然我没有多少依据。伊娃从那本杂志里向我微笑着,我却流出了泪水来。真的,离开泡××之后,我这还是第一次流眼泪呢。不晓得是为自己流泪,还是为伊娃流泪,至少,不是为伊娃难过吧?可怜的伊娃,她甚至都不能发出哭声和笑声了,可她觉得她的幸福是多么的真实啊!
  说起来你都不会相信吧,阿利和金贵在高二·一班坚持念到了毕业。我不晓得后来的情况是怎样的,只记得在小街决斗之后,金贵就和阿利就形影不离了。他们总是在同一场合出现,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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