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最有出息的是袁世凯叔祖父袁甲三，二十九岁考中进士，随即跻身官场，从礼部主事六品官做起，一路春风得意，在袁世凯出生前后几年里，署理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当上漕运总督。袁甲三凭功名仕途，光宗耀祖，使袁家一跃成为当地的大望族。袁世凯出生前六七年，捻党张乐行在安徽亳州起事，造反的捻军打破原有封建秩序，打烂士人科举入仕的常规，皖北豫东再也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靠读书做大官的袁甲三对捻军恨之入骨，咸丰三年（1853年），也就是袁世凯出生前六年，奉命从皇城赶赴安徽前线，给安徽团练大臣、工部侍郎兼署刑部左侍郎吕贤基当助手，成为“帮办团练大臣”，不久独率一支军队，多次挫败捻军领袖张乐行所率部队，成为捻军死硬劲敌，后来还与太平天国悍将陈玉成、李秀才交过手，为大清王朝立下赫赫战功。
乱中取胜（2）
高冕
咸丰三年对不少京官而言，是人生命运大转折之年。就在这一年，曾国藩奉命在湖南老家办团练，创建后来名声赫赫的湘军。也就在这一年，工、刑二部左侍郎吕贤基奉命回安徽老家督办团练，随他返乡剿捻的还有后来比他名声更响亮的李鸿章。面对共同的敌人，袁甲三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互相勾连，在血与火的疆场上结下不解之缘。本想效法袁甲三青云直上的袁氏子孙，对断其进身之途的捻军咬牙切齿，认为捻军“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在叔祖父袁甲三率领下，袁氏一门纷纷投入消灭捻军的队伍。袁甲三长子袁保恒、侄儿袁保庆，都投到袁甲三麾下带过兵。袁保恒是道光三十年进士，像其父科举入仕，风风光光地当过翰林院编修、检讨等职，随后随父从军；此人颇有带兵打仗天赋，与捻军作战屡屡得手，官运亨通，到咸丰七年（1857年），也就是袁世凯出生前两年，因战功授侍讲学士衔，官拜从四品，获赐顶戴花翎，次年获“伊勒图巴图鲁”（勇士之意）封号；同治七年（1868年）到李鸿章军中委用，山东平捻结束时加三品衔，授侍讲学士；后随左宗棠赴陕，同治十一年（1872年）肃州战役后获头品顶戴，两年后擢升为户部左侍郎、内阁学士，光绪元年入京任吏部侍郎、刑部侍郎等职，成为朝廷大员，也成为袁氏家族中功名仅次于袁甲三的二号人物。袁保庆随叔父袁甲三征战半生，叔父死后奉旨补任知府，后任江南盐法道，官至正四品。袁甲三幼子袁保龄曾入李鸿章幕府当幕僚，为李所器重，后来成为朝廷最高决策机构的一名高参。
祖辈从军发迹的经历，以及他们在奋斗过程中与大批文臣武将，特别是与兹后跃升为朝廷顶级重臣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结下的情谊，对袁世凯的人生选择，对他日后踏入官场、攀枝高升，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袁世凯急于找到一条青云直上的捷径。求功名求到二十岁，科场竟给他判了个死刑。第一次乡试落榜后，光绪二年（1876年）岁末，雪过天晴，他娶陈州一于姓大户人家的千金做妻子，两年后长子袁克定出生。袁世凯官欲旺盛，娶妻生子、为人夫为人父之后，更是求官心切。第二次乡试落第前夕，按照当时捐纳制度，报捐了一个中书科中书的虚衔。中书科中书是个从七品官，而且并没有实际到任，只是画饼充饥、自欺欺人，袁世凯想起来每每不舒服。然而，自己一无才学，二无靠山。捷径何求呀？曾任江南盐法道肥差的嗣父袁保庆，同治十二年（1873年）夏天患霍乱死去，少年袁世凯抚棺返回故土，不得不结束滋润的纨绔生涯。第二年春，因军功擢升内阁学士的叔父袁保恒返乡省亲，在袁氏十数个少年中独独看中了袁世凯，把他带到京城读书，袁世凯又有了新的靠山，但好景不长，他十八岁那年，调任刑部侍郎的袁保恒染上时疾，死于赴河南开封帮办赈务任上。两座靠山先后崩塌，不学无术的袁世凯，只好选择不占什么便宜的为官捷径——花钱捐官。他硬着头皮向亲友告贷，看尽了脸色，听饱了胀话，好歹凑了千余两银子，于光绪六年（1880年）春，辞别母亲、妻儿，兴冲冲奔到京城捐官。谁知白花花银子流水般花出去，那些个自称手眼通天、胸脯拍得嘣嘣响的公子哥们一个个消失了。等到行囊空空、钱袋瘪瘪，袁世凯才明白自己被京城的纨绔子弟们耍弄了。他在京城客栈里忿忿然睡了三日，粒米未进，被客栈老板扫地出门。欲哭无泪，走投无路，袁世凯在京城街头茫然孤踱。这时有辆马车擦身而过，在他前面不远处停住，帘掀处探出一张脸来，四目痴对许久，才异口同声叫了声：“真的是你呀！”原来，此人是袁世凯盟兄徐世昌。当年袁保恒去世后，袁世凯在嗣父袁保庆名下，分到叔祖袁甲三生前在陈州府置下的一座小宅院，便在那里组织起“丽泽山房”、“勿欺山房”两个文社，附庸风雅，过起诗酒文人的生活。一日，袁世凯正在书房读书，有位秀才前来拜访，两人一谈便觉投缘，从中午直谈到深夜，仍觉谈兴未尽。于是，两人换帖结拜兄弟。这个秀才姓徐名世昌，字菊人，天津人，正在陈州授馆课童，袁世凯称他“菊人兄”。袁世凯见菊人兄一肚子好才学，却窘迫得没盘缠进京赶考，慷慨解囊，送他几百两银子，使他得以启程。进京后，徐世昌果然大有出息，中举人，中进士，入翰林院做了天子近臣。这晚得知袁世凯穷途落魄内情后，徐世昌很快凑了三百两银子，嘱他回家后再凑些银子，到天高皇帝远的南方找叔祖、叔父的老关系去捐官，说罢雇了辆马车送他返乡。
返回故乡一个月后，袁世凯带着七拼八凑的一千五百两银子，再次背井离乡，按照徐世昌指点，奔赴南京寻求前程。然而，盘桓十几天，跑遍亲朋故旧宅邸，袁世凯还是没捞到一官半职。平素好色的袁世凯，沮丧之时便在秦淮河的烟花巷里寻求解脱。数天后，他清醒了，知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便前往素有冒险家乐园之称的大上海去撞大运。大上海洋气繁华，街头行人如蚁，但袁世凯觉得莫名地孤独。举目四顾，这座大城市竟找不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暮色苍茫，袁世凯不由自主走向红灯笼高高挂的地方，那里是妓院，螺蛳一样附在门口的热辣辣的风尘女子，给他带来一时的慰藉。一连十几天，他一家接一家地逛着上海滩的青楼花巷，领略江南女子的万种风情。有天夜里，他又来到一家挂红灯笼的妓院，也没抬头看看招牌就闯了进去，娴熟地向鸨母扔去一大锭银子，在鸨母随之唤出的一长排姑娘中，点了一个俊脸蛋上没媚笑的娇小丫头。那小女子很特别，进了房掩上门，也不张嘴要银子，也不大大咧咧脱衣服，而是给他敬上一杯香茗，斯斯文文地坐在床沿上看着他，轻言细语与他拉家常。说话间袁世凯知她姓沈，苏州人。她从他的长相中就猜出他是“北方大哥”。姑娘问，大哥这样一个读书人怎么也到这种乱糟糟的地方来。袁世凯一下无言以对。沈姑娘察觉了，说像大哥这般眉宇间英气逼人的栋梁之材，即便科场不济，也是有千条路万条路可走的。袁世凯听了为之心动，心想这烟花巷中竟还有这等慧眼不凡的奇女子。沈姑娘又道：小女子虽是青楼一贱人，但也听说如今官场并非只一扇大门，只要肯钻营，旁门、侧门、后门也都是进得去的。我看大哥决非平庸之辈，岂能与那班瘪三一个样子，在这乱糟糟的地方埋没自己！沈姑娘的一席话触到袁世凯的心痛之处，使他回想起生父、嗣父、叔父对他的殷殷期待和苦心栽培，羞赧不已，心想自己功不成名不就，竟跑到这种地方醉生梦死，岂非形同禽兽。他爱上了这个苏州小女子，打开的话匣再也合不上。一连三天，两人说呀说，仿佛有说不尽的话。第四日凌晨，小女子将自己全部积蓄包进袁世凯衣服里，一字一顿地说：哥哥今日一走，小女子就下洗衣房干活，从此不再接客，待赎出自家身子，一心专等哥哥。只盼哥哥早日成就功名，来接小女子。小女子愿做牛做马，服侍哥哥一辈子。袁世凯听着不禁流了泪，没有山誓海盟，只是把她搂得紧紧的。
乱中取胜（3）
高冕
这位沈姓小女子，宛如黄浦江畔的一盏航标灯，使他从滔天浊浪中浮出来，振作精神重新走上寻求高官厚禄之路。
袁世凯远奔广东潮州，投到潮州府知事兼办海关周馥门下。周馥官虽不大，但兼着海关肥差，倒是有钱。此人是袁世凯嗣父袁保庆至交，当年曾得袁保庆力荐，投靠朝廷第一红人李鸿章做文牍，得到李鸿章器重，才有了眼下出息。周馥不忘旧恩，不到两个月，就花银子为袁世凯捐了个正五品同知。袁世凯没有白跑，连升四级，从七品官一下升到了正五品官。圆月当空的夜晚，袁世凯又情不自禁地想起上海滩的那位奇女子，想起她那番铮然有声的劝说。周馥知他有抱负，不愿他误在自己手里，说本想把他推荐给李少荃爵师（即李鸿章），但人家现在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位高权重，一下不好冒渎，只好先推荐给他的女婿、记名道张佩纶。张佩纶是周馥同年至交。袁世凯带着推荐信北上，初秋时节赶到直隶总督府所在地天津，费了一番周折找到张佩纶。但张佩纶看完信直摇头，前来求官的人快把总督府的门槛都踏烂了，僧多粥少，他实在无能为力。张佩纶看在周馥情分上没打发他走人，要他先在府中打打杂，待机找差。
袁世凯满心不情愿地在总督府打着杂，盼星星盼月亮等待好消息，但张佩纶告诉他，空缺的都是一些芝麻官。袁世凯很焦虑，自己年已二十出头，靠人家的银子捐到五品同知官衔，却一屁不值，只是一个虚名好听而已。这让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时常产生强烈的饥渴感。循规蹈矩赶科场没出息，循矩蹈矩花银子捐官同样没出息。堂堂七尺男儿岂能如此虚度光阴！到年底，张佩纶看他满脸愁云的样子，也没什么好办法，搜索枯肠，给他指了条路子，要他去投李鸿章部属、淮军统领吴长庆试试。张佩纶本来只是试着说说，没想袁世凯一听来了精神。袁世凯心想，自己叔祖、叔父都是从军发迹的，大概老天爷要叫袁家后代都吃这碗饭的；再说，袁吴两家交谊深长，吴长庆还是嗣父袁保庆的拜把兄弟。于是，光绪七年（1881年）春节刚过，时年二十二岁的袁世凯，迫不及待地辞别张佩纶，出津门，渡海河，兴冲冲奔赴山东登州，投入淮军重要统领吴长庆幕下。
袁世凯当是属于乱世的。平静的生活将他淹没，沧海横流的汹涌波涛却将他高高托举。
机会终于到来了。光绪八年（1882年）6月，朝鲜局势大乱，战云笼罩，如同一只引燃的火药桶，随时可能爆发。事件起因是，清同治三年（1864年），朝鲜国王李升死去，十二岁的李熙以支系继承王位，因其年幼由父亲大院君李罡应摄政掌权。同治十二年（1873年）李熙亲政，大院君交出权力，因李熙生性懦弱，最高权力渐渐落入闵妃为核心的亲日外戚集团手中。闵妃背后的闵氏集团，是朝鲜世家巨族，政坛上很有势力。日本国在明治维新后实力大增，急于扩张，积极推行“大陆政策”，把吞并朝鲜作为实现其战略图谋的第一步。光绪二年（1876年），日本逼迫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否认大清国对于朝鲜名义上的宗主权，从此在朝大肆扩张其政治经济势力。大院君不甘心失去大权，闵妃集团便废除其创建的军队，剪除其羽翼，另聘日本教官编练军队。改革军制，毁了很多官兵的饭碗。留在军营的官兵因拿不到军饷怨气冲天。日本势力在朝扩张，引起朝鲜国内很大不满，加之闵妃集团自恃有日本作后盾，骄横跋扈，为所欲为。光绪八年六月九日（1882年7月23日），汉城欠饷士兵首先揭竿而起，杀死贪官污吏，攻占武器库，焚毁权贵宅第，袭击日本使馆，处决日本教官，包围王宫，闵妃在乱中乔扮宫女仓皇出逃。原先失势的大院君集团乘机卷土重来重掌大权。日本闻讯后，谋划借机出兵朝鲜，用武力夺取更多权益。清政府接到驻日公使情报和闵妃派出的专使金允植、鱼允中求救后，决定派水师统领丁汝昌率三艘军舰、淮军统领吴长庆率六营官兵急赴朝鲜。因1882年为农历壬午年，发生在朝鲜半岛的这场兵变，史称“壬午兵变”。
光绪八年七月初十日（1882年8月23日），吴长庆率本部人马，乘运兵船从山东登州启程，向朝鲜进发。年近二十三岁的袁世凯十分豪迈，任凭海风拂面，屹立船头，放眼远眺，大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之感。听到要往朝鲜平乱的消息，袁世凯兴奋得睡不着觉。他在写给兄长的信中说：“弟限于资格，中原难期大用。抵高丽，能握兵权。”他还说，“既建功业，不愁朝王李熙之不我用。”他断定，“李熙，庸主耳，无能为，夺其政权归我掌握，犹反手也。”很难相信，这些话出自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之口。但青年袁世凯就以这等口气说话。他以超人的政治嗅觉，一下认准，异国之乱是自己千载难逢、出人头地的良机；一下明白，自己到朝鲜后应当干什么，应当怎么干。
袁世凯决意抓住这次机遇，在吴长庆面前好好露一手。一年多前，吴长庆接纳袁世凯，本意是要他读书赶考。当时，南通籍状元张謇在吴长庆幕府中任首席幕僚，吴长庆便命袁世凯拜张謇为师，学习诗文。袁世凯见吴长庆也要他读书赶考，暗自叫苦不迭，但他一时不敢逆吴长庆之命。吴袁两家交往，开始于袁世凯叔祖袁甲三时代。吴长庆父亲吴廷襄，当年是安徽庐江地主团练首领，咸丰年间太平军围困庐江，吴廷襄派吴长庆前往宿州向袁甲三火速讨救兵。袁甲三一时拿不定主意，向子侄们讨主意。袁保庆以“绅士力薄，孤城垂危”为由，力主驰援；袁保恒则以“地当强敌，兵不能分”，反对救援。结果，争论数日，庐江被太平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