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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深知，严格的纪律、良好的军民关系对一支军队极为的重要。他说：“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兵法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爱民。”因此，他非常重视劝导官兵严守军纪、爱护百姓。他借用当时最流行的莲花闹歌词，用白话诗体裁，创作了一首朗朗上口、深入浅出、便于诵记的《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
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破墙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走帐房。
莫进城市占店铺，莫向乡间借村庄。
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哭嚎不安居。
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
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与各部。
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女。
邀些地痞做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
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气。
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
生怕老将不自在，这要出钱去赔罪。
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
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
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
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
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
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名声。
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
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买米盐。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走，多年在外名声好。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士兵听教训。
军士与民共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
不久，曾国藩根据带兵打仗实践中获得的经验教训，用能歌易诵的歌曲形式，对水、陆两师治军、作战方针原则及必须遵守的纪律，分别作出明确规定。他创作的《水师得胜歌》歌词如下：
三军听我苦口说，教你水战真秘诀。
第一船上要洁净，全仗神灵保性命。
早晚烧香扫灰尘，敬奉江神与炮神。
第二湾船要稀松，时时防火又防风。
打仗也要去得稀，切莫拥挤吃大亏。
第三军器要整齐，船板莫沾半点泥。
牛皮圈子挂浆桩，打湿水絮封药箱。
群子包包要缠紧，大子个个要合膛。
抬枪磨得干干净，大炮洗得溜溜光。
第四军中要肃静，大喊大叫须严禁。
半夜惊营莫急躁，探听贼情莫乱报。
切莫乱打锣和鼓，亦莫乱放枪和炮。
第五打仗不要慌，老手心中有主张。
新手放炮总不准，看来也得打得蠢。
远远放炮不进当，看来本事也平常。
若是好汉打得近，越近贼船越有劲。
第六水师要演操，兼习长矛和短刀。
荡桨要快舵要稳，打炮总要习个准。
斜斜排个一字阵，不慌不忙听号令。
出队走得一线穿，收队排得一络连。
慢的切莫丢在后，快的切莫走在前。
第七不可抢贼脏，怕他来杀回马枪。
又怕暗中藏火药，未曾得财先受伤。
扶倾定危（9）
高冕
第八水师莫上岸，只许一人当买办。
其余个个要守船，不可半步走河沿。
平时上岸打百板，临阵上岸就要斩。
八条句句值千金，你们牢牢记在心。
我待将官如兄弟，我待兵勇如子侄。
你们随我也久长，人人晓得我心肠。
愿尔将官莫懈怠，愿尔兵勇莫学坏。
未曾算去先算回，未曾算胜先算败。
各人努力务谨慎，自然万事都平顺。
仔细听我得胜歌，长官发财笑呵呵。
他创作的《陆军得胜歌》歌词如下：
三军听我苦口说，教你陆战真秘诀。
第一扎营要端详，营盘选个好山冈。
不要低洼潮湿地，不要一坦大平洋。
后有退路前有进，一半见面一半藏。
看定地方插标记，插起竹竿牵绳墙。
绳子围出三道圈，内圈略窄外圈宽。
六尺墙脚八尺壕，壕要筑紧墙要牢。
正墙高要七尺满，子墙只有一半高。
烂泥碎石不坚固，雨后倒塌一缸槽。
一营只开两道门，门外驱逐闲杂人。
周围挖些好茅厕，免得热天臭气熏。
三里以外把个卡，日日守卡夜夜巡。
（接着对列阵打仗提出要求）
第二打仗要细想，出队要分三大支。
中间一支且扎住，左右两支先出去。
另把一支打接应，再要一支埋伏定。
队伍排在山坡上，营官四处好望。
看他哪边是来路，看他哪边是去向。
看他哪路有伏兵，看他哪路有强将。
哪处来的真贼头，哪边做的假模样。
件件看清件件说，说得人人都胆壮。
他呐喊来我不喊，他放枪来我不放。
他若扑来我不动，待他疲了再接仗。
起手要阴后要阳，出队要弱收队强。
初交手时如老鼠，越打越强如老虎。
打散贼匪四山逃，追贼专从两边抄。
逢屋逢山插埋伏，队伍切莫乱分毫。
（而后对行军提出要求）
第三行路要分班，各营队伍莫乱参。
四六伍队走前后，锅帐担子走中间。
不许争先太拥挤，不许落后太孤单。
选个探马向前探，要选明白真好汉。
每日先走二十里，一步一步仔细看。
遇着树林探村庄，遇着河水探桥梁。
遇着岔路探埋伏，左边右边都要防。
遇着贼匪来迎敌，飞马回报不要忙。
看定地势并虚实，迟报一刻也无妨。
前有探马走前站，后有将官押尾帮。
过了尾帮落后边，插他耳箭打一千。
（接下来在法纪方面提出要求）
第四规矩要肃静，有礼有法有号令。
哨官管兵莫太宽，营官也要严哨官。
出营归营要告假，朔日望日要请安。
若有公事穿衣服，大家出来站个班。
营门摆设杖和枷，闲人进来便锁拿。
不许吸烟并赌博，不许高声大喧哗。
奸淫掳掠定要斩，巡更传令都要查。
起更各哨就安排，传齐夫勇点名来。
营官三夜点一次，哨官每夜点一回。
任凭客到文书到，营门一闭总不开。
衣服打扮要料峭，莫穿红绿惹人笑。
哨官不许穿长衣，兵勇不许穿软料。
脚上草鞋紧紧穿，身上腰带紧紧缠。
头上包巾紧紧扎，英雄样子都齐全。
……
曾国藩创作的《爱民歌》以及《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对教育约束士兵起到重要作用，成为后世带兵者仿写的范本。后世带兵者创作并在官兵中普遍教唱的类似歌曲，是曾国藩《爱民歌》以及《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的翻版，或是这一版本的2。0、3。0。
曾国藩踏在前人的肩膀上，借鉴明朝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的练兵之法编练湘军。他精通历史，知道戚继光在编练军队方面很有一套。当年还在朝中做二品大员时，他就应求言诏，上疏咸丰帝：“明臣戚继光练金华兵三千人，遂以荡平倭寇。臣书生愚见，以为今日论兵，正宜此法。”当时推崇戚继光练兵之法还是纸上谈兵，替皇帝出主意，现在却要指导实践，真刀实枪地用到自己的事业中了。他把戚继光所著《练兵纪实》和《纪效新书》找来，深入钻研，可以拿来的拿来，可以借鉴的借鉴，采补精髓，推陈出新，形成湘军训练之法。
按照曾国藩的设计打造，湘军成为不同于当时任何八旗、绿营的一支军队。
可以说，曾国藩在现有体制之外创建了一支军队。这支诞生于体制之外的军队，被八旗绿营、地方官僚甚至清廷都视为另类。这支军队从它孕育的那天起，就像私生子一样不被正统所接纳。它从诞生起，注定要面对两个敌人，面临两线作战，既要与太平军浴血搏杀，又要与旧体制不断苦战。
扶倾定危（10）
高冕
旧势力容不下另类军队。为此，曾国藩差点在未与太平军交战之前丧命。当时长沙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湖南提督鲍起豹所辖的绿营兵，一支是曾国藩编练的练勇湘军。由于鲍起豹非常无能，他所辖绿营兵由曾国藩属下湘军教练塔齐布统一训练。曾国藩对部队训练十分严格，不管刮风下雨，不管酷暑严寒，都要组织操练。从咸丰三年（1853年）初夏起，曾国藩命湘勇与绿营兵一起操练，还时常举行会操。绿营兵过惯了闲适散漫的生活，觉得自己作为正规军，月饷反不如勇丁，还要与这帮来自乡村的农夫在烈日下共同操练，简直是奇耻大辱。他们对曾国藩大为不满，找到长沙协副将德清诉苦告状。德清受到这帮人推戴，挑头反对曾国藩，处处与他为难作对。湖南地方官员，对曾国藩在编练军队中的侵权越权行为，早就心生不满，此时不仅不出面调解，反而添油加醋从中挑拨，站在一旁等看好戏。绿营兵因此有恃无恐，闹得更凶。德清不除，正常操练就没法搞下去。曾国藩轻易不弹劾人，这回下了决心，于咸丰三年六月十二日上疏皇帝，弹劾德清不到场督促练兵，时常在署偷闲，把心思花在勒索百姓上，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士兵不经训练、技艺生疏，是清军溃败的根源。曾国藩觉得将德清革职还不够，同日又上折片，弹劾德清在长沙城遭太平军围攻时，“自行摘去顶戴，藏匿民房；所带兵丁脱去号褂，抛弃满街，至今传为笑柄”等丑行。同时，上奏折密保部属塔齐布等人。六月二十九日，咸丰帝颁上谕，令将德清革职。同时，赏给塔齐布副将衔。德清等绿营兵对曾国藩更是恨之入骨。勇丁对见了敌人就脚底抹油的绿营兵很瞧不起，见他们平日里骄横跋扈，一肚子的气。于是，绿营兵与湘军士兵形同水火，常常发生武装冲突。一次，一群绿营兵与塔齐布所辖湘军士兵打群架，绿营兵鸣号列队，欲大肆报复湘军。曾国藩为抑制绿营兵打仗胆小如鼠、私斗气壮如牛的风气，郑重发公文给提督鲍起豹，明确要求逮捕肇事士兵。鲍起豹本来就憋了一肚子火，正好借机发泄。他故意将肇事士兵五花大绑捆起来，张张扬扬地将他们押解曾公馆，同时派人散布曾国藩要严惩这几个绿营兵的消息。绿营兵一传二、二传三，越聚越多，群情激愤，先去找塔齐布泄愤，将其居室砸得稀烂，塔齐布急中生智藏入草中才保住一命。随后，这群疯狂的绿营兵冲向曾国藩团练大臣公馆，挥舞刀枪，找曾国藩算账。他们见了曾国藩就咆哮着要杀死他，要不是卫兵眼明手快，挡住刺来的乱枪，主帅曾国藩就可能立毙乱枪之下。曾国藩没料到这群绿营兵会如此丧心病狂，又气又恼，慌忙向巡抚骆秉章求救。曾公馆设在巡抚衙门射圃内，与巡抚衙门一墙之隔，绿营兵冲击团练大臣公馆之事早有人禀告骆秉章，但他故意装聋作哑，对曾国藩的求救视若罔闻，冷眼旁观自以为是的曾国藩在热锅上煎熬。直到曾国藩跑去敲门，他才惊惊咋咋地跑出来解围。可他不但不惩治肇事绿营兵，反给他们松绑，向其赔不是，对受辱的曾国藩却不说一句宽慰的话。营兵围攻大臣公馆，要是发生在纪律严明的雍正、乾隆朝，肇事者必人头不保。但这一事件发生后，骆秉章对闹事作乱的绿营兵和幕后主谋鲍起豹一概不予追究，蓄意包庇，不了了之。曾国藩脸面丢尽，威风扫地。还未出师就差点死于官军之手，这令曾国藩深感悲哀，很受刺激。“出师未捷身先死”，对一个满怀豪情壮志的男子汉来说，还有比这更可悲的吗！多年之后，在湘军威名远播之时，曾国藩对这一事件仍记忆犹新、大发感慨：“起兵亦有激而成。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欲诛梗令数卒，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杀。因是发愤募勇万人，浸以成军。其时亦好胜而已，不意遂至今日。”
曾国藩意识到，长沙官场容不下他这个团练大臣，容不下这支体制外孕育成长的新军，只好将湘军编练总部及练兵场移驻衡阳，他的团练大臣衙门非常寒碜，设在桑园街赵姓人家的祠堂里。但衡阳不是世外桃源，体制外创建新军的种种烦恼，如同幽灵一般挥之不去。后来，他在上咸丰帝的一道奏折中，将编练湘军之难概括为三条，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办事艰难之三端”：一是没有提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