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积得更厚了，加里也陷得更深了，雪差不多已经齐着他的腋窝。他用冰镐对着雪地乱砍，带着手套的大手连续猛击，可雪地和乔戈里峰视若无睹。
我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斜靠在冰镐上大声抽泣着，毫不在乎别人是否听见了我的呜咽声，也不顾眼泪会不会冻住我的睫毛。探险结束了。
卡纳卡拉德斯拖着身体缓缓走完这最后十步，走出沟壑。他经过保罗身边，保罗正对着巨石呕吐；他来到我的面前，我正跪在雪地里。最后，他走到加里滑落的雪坑后面那块坚硬的雪地上。
“我来开一会儿路。”卡纳卡拉德斯说。他把冰镐插在安全带上，鼻子朝下动了动，再把后腿放下来，他的手臂——前肢——旋转着，不停地重复着“向下靠前”的动作。
他好比参加奥林匹克比赛的跳水运动员一般，从跳板挥臂起跳，猛地扎入陡直的雪地，越过了双臂以下都埋在雪地里的加里。
虫子，我们的虫子，前臂连续猛烈地拍打着雪，三根手指刨开雪，甲壳上身猛力向下压碎积雪，六条腿不停划动，从雪地穿游而过。
他根本不可能坚持下去。不可能的。任何生物都没有那种精力与毅力。这里离峰顶还有七八百英尺，几乎是垂直的。
卡又踢又打地在山脊上攀了十五英尺。二十五英尺。三十英尺。
我站起来，太阳穴突突地跳，疼痛难忍，觉得周围全是看不见的登山者，在死亡区痛苦与混沌的浓雾里盘旋的鬼魂。我越过加里，跟在卡身后，开始向上攀登，挣扎着，挥舞着，努力穿过这道已经打破的雪障。
乔戈里峰峰顶，２８，５００英尺
我们终于登上了峰顶，大家的手紧紧挽在一起。峰顶很窄，只够我们四人这样站立。
许多海拔２６，０００英尺的高峰的峰顶都垂挂着雪檐，伸出峰顶。登山者历经千辛万苦之后，只要满怀胜利的喜悦向前迈出一步，便会下坠一英里左右。我们不知道乔戈里峰是否有雪檐，和其他登山者一样，我们太累了，根本管不了那么多了。在雪地开路六百多英尺后，卡纳卡拉德斯连站都站不住，更别说行走了。加里和我用双手夹着他的螳螂前臂，扶着他登上最后的一百英尺。那么充沛的精力，那么高昂的斗志，卡的体重却很轻，可能只有一百磅。
峰顶上没有雪檐。我们没有掉下去。
好天气还持续着，太阳正慢慢地没人地平线，只剩下几缕余辉穿透风雪衣和调温衣，感觉暖暖的，很舒服。天空的颜色很独特，比天蓝色深些，比宝蓝色深得多，比水蓝色更深得没法说啦。也许人间还没有适当的词汇能形容这种蓝色的深度。
东北方很远处，两座山峰在延绵的地平线上依稀可见，雪峰在夕阳里发出红通通的光芒。南面重重叠叠的山峰，蜿蜒起伏的冰川——那一大片都是喀喇昆仑山脉。我认出那座漂亮的山峰是南迦帕尔巴特。加里、保罗和我六年前曾攀登过那座高山，再近些是加舒布鲁木峰。我们的脚下是布诺阿特。谁曾想到从这里俯瞰，山峰竟会如此宽阔平坦？
我们四人现在都在这窄窄的山顶，往前迈进两步，就会从北面直落入万丈深渊。我双手仍环绕着卡纳卡拉德斯，看上去像扶着他，实际上我们两人是相互扶持。
螳螂发出咔咔哒哒的声音，然后发出咝咝声。他摇摇鸟喙，尝试着说两句话：“我……很抱歉。”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我们能听见他鼻孔里发出的咝咝声。“我说……按习惯，我们现在该做什么？有没有什么登顶仪式？需要仪式吗？”
我看了看保罗，他似乎已经渐渐恢复过来了。我们两人都转头望着加里。
“现在吗，尽量别弄出什么差错送掉老命。”加里一边大口呼吸一边说，“虽然登上了山顶，但下山路上丢命的登山者多着呢。”
卡纳卡拉德斯似乎也在考虑这一点。他想了想说：“话是这么说，但我们既然站在峰顶了，还是应该举行一下某种仪式……”
“英雄照。”保罗还有些气喘，“该……照……几张英雄照。”
我们的外星人点点头，“有……谁……带了摄像器材？照相机？我没带。”
加里，保罗和我大眼瞪小眼，拍了拍风雪衣的口袋，然后开始大笑。在这种海拔上，我们的笑声听起来像三只海鸥在咳嗽。
“好了，虽然没有英雄照，”加里说，“我们还是得把旗帜拿出来呀。让胜利的旗帜永远飘扬在顶峰，这是我们人类的格言。”这么一大篇演讲使他头晕目眩，他不得不低下头，脑袋夹在两膝之间。
“我没有旗帜。”卡纳卡拉德斯说，“聆听者从来没有什么旗帜。”
太阳终于下山了，只剩下最后几道光芒在西面连绵的山间闪耀着，橙红色的阳光映照着我们僵硬却挂着微笑的脸庞，护目镜和结着冰壳的手套、风雪衣都在闪闪发光。
“我们也没带什么旗帜。”我说。
“那好，”卡纳卡拉德斯说，“那我们还有什么别的事情要做吗？”
“现在该做的就是活着下山。”保罗回答。
我们互相搀扶着，摇摇晃晃站起来，从闪着光亮的雪地里拔出冰镐，沿着来时的足迹，在暮色沉沉的雪原中下山。
嘎尔文·奥斯腾冰川，海拔１７，３００英尺
我们只花了四天半时间就下山了，中途还在Ｚ字形山脊的三号营地休息了一天。
天气一直不错。成功登顶那天，我们凌晨三点才回到最高的营地，即位于冰壁下方的六号营地。一丝风都没有，所以来时的足迹在头顶灯的照耀下清晰可见，每个人都走得很顺利，没有人滑倒或冻伤。
那以后我们就下撤得很快了——第二天破晓时才出发，天黑前就到了四号营地。在乔戈里峰的众山神大发雷霆，风暴把我们困住之前，我们就离开了死亡区，回到了四号营地。
说起来很奇怪，在二号营地下一个相对平坦的雪脊上居然发生了惟一一次小事故。当时我们四人没有结绳，各自寻找下坡路。当时大家都心事重重，觉得筋疲力尽。攀登快结束时常常这样。卡脚下突然一松——也许当时他的某一条后腿被绊住了，不过他后来极力否认这一点——肚皮着地摔了下去（或者说正面外壳的下半部分着地），六条腿都在冰面上滑动着，冰镐也飞了出去。卡开始迅速下滑。如果只下滑一百码左右，那倒没什么大碍，但如果滑远了，就会垂直落入一千英尺的冰川。
幸亏加里在前面，离我们其他人一百步左右。他朝冰里劈入冰镐，把绳索在自己身上绕了一圈，在冰镐上绕了两圈。时间估算得刚刚好，卡正好滑到，于是他飞快地俯在冰雪山脊上，伸出手一把抓住卡纳卡拉德斯的三根手指。他们看上去就像一对玩杂技的空中飞人。绳索绷得紧紧的，冰镐稳稳的，人和螳螂钟摆似的来回晃动了两次半，这才结束了这场险剧。第二天，去冰川剩下的那段路上，卡只好在没有冰镐的情况下将就了，走得倒也很稳当。现在我们知道虫族尴尬起来是什么样子了——他的后脊羞成了一片深橙色。
终于走过了山脊，我们又采取结组的方法穿越冰川，但大家一致认为下降时应该靠近乔戈里峰东面。前段时间的暴风雪已经遮盖了所有冰裂，但过去七十二小时里我们没有看见也没听见任何雪崩。靠近东面的冰裂要少得多，但如果雪崩爆发，我们就完了。靠近东面有一定的风险，但可以较快地脱离雪崩区。如果从冰川中部下去，得探索冰裂区，时间就会多花两倍。
我们已经走了三分之二的路。越过冰块上的岩石带就能看到大本营的红色帐篷了。
加里说：“也许我们该谈谈我们的火山交易，卡。”
“是啊，”我们的虫发出咔咔哒哒咝咝声，“我也一直期待着和你们讨论这个方案呢，我想也许——”
我们没有看见，但听见了——雪崩，就像几列呼啸而来的火车一样从乔戈里峰正面迎头冲下来……
我们都凝固在那了。我们试图看清雪崩的痕迹，绝望中还存着那么一丝希望，希望雪崩是在我们身后远远的冰川上。但是雪崩就在我们上方，横跨过我们头顶四分之一英里处的冰峡，速度越来越快，直向我们扑来。咆哮声震耳欲聋。
“快跑。”加里大吼。
我们飞奔着往下冲，根本顾不得正前方有没有冰裂，只是一个劲拼命向下冲，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比时速六十英里滚滚而来的冰雪巨石跑得还要快。
我突然想起我们四人还被最后一根蛛丝绳连在一起，每人相距六十步，绳索都系在索具上。对加里、保罗和我来说没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们三人都在竭尽全力朝着同一方向，以同样的速度逃窜。那天我才真正见识了螳螂的全速奔跑——六条腿全用上了，手也可以当脚用——我这才知道，卡如果以最高速度奔跑，速度可以比我们快四倍。也许他可以在这场与雪崩的战斗中获胜，因为雪崩掀起的巨浪只有南面擦到了我们。也许他能逃出去。
他连试都没试。他并没有砍断绳索。他和我们一起奔跑着。
雪崩的南边与我们擦身而过，把我们凌空抛起，又使劲把我们拽下来，坚韧的蛛丝绳都弄断了，然后又把我们抛起，又埋没了我们。最后我们被卷到冰川底的冰裂缝里。我们几个被永远地分开了。
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三个月后，我坐在国务卿的接待室里。我可以慢慢回想这一切了。
过去几个月里，我们所有的人——星球上的每一个人，包括虫族——的心里总是被那段时日的回忆填得满满的，世界之歌开始了，并且越来越繁复美丽。说来奇怪，世界之歌根本没有扰乱人们的心思。我们照样工作说话吃饭看高清晰度电视做爱睡觉，但是世界之歌一直萦绕在大家周围，不论你想听与否。
真难以相信，在此之前，我们从未听过这支歌。
人们不再叫他们虫子或螳螂或聆听者。每一个人，每一种语言，都称他们为歌的使者。
同时，歌的使者不断提醒我们，他们并没有为我们带来世界之歌，只是教我们学会倾听而已。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幸存下来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幸存下来的会是我，他们却没有。
理论上讲，人可以沿着雪崩表面畅游，但实际上没人有一丝机会。风雪和岩石，像一面宽阔的墙壁，冲击着我们，推倒了我们，把他们三个都带走了，只把我吐出来。为什么会这样，没人知道，恐怕知道原因的只有乔戈里峰，甚至连它可能都不知道。
在离我们开始逃避雪崩处四分之三英里的地方，他们找到了赤裸着、遍体鳞伤的我，没有找到加里、保罗和卡纳卡拉德斯。
急救ＣＭＧ三分钟就到达了现场——那些ＣＭＧ大概时刻准备着处理这些意外——二十个小时的深层声波搜寻只是徒劳。为了找回我的朋友们的尸体，士兵和官僚们正准备用激光切割到冰川下方的三分之一处，没想到会有人——而且竟然是发言人艾德——卡纳卡拉德斯的父亲——出面阻止。
“让他们就在原地安息吧。”他命令一旁不停忙碌的联合国官僚和紧皱着眉头的陆战队上校们，“既然他们一块死在你们的世界，就应该让他们一块留在这个世界的怀抱里。他们的歌声现在已经联在了一起。”
世界之歌响起了——至少我们还是第一次听见——大约一周后。
国务卿的一个男助手走出来，不住道歉，说总统正和国务卿谈话，我不得不稍等片刻。随后把我领进国务卿的办公室，助手和我就站在那里等待着。
我见过比这办公室小的足球场。
一分钟后，国务卿从另一扇门走进来，把我带到长沙发椅上，而不是她巨大的办公桌附近极端不舒适的椅子上，我们俩就这样面对面地坐着。
她坐在我对面，在确信我不要咖啡或别的饮料后，她点头示意助手走开。她对我亲爱的朋友的死亡表示了同情（她参加了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总统还发表了讲话）。然后又和我聊了会儿别的，我们聊到世界之歌与生活的联系，很惊异世界之歌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如此不可思议的美好。接着她关切地询问了我的身体状况（完全康复了），心理状态（一度震惊但正在好转），政府慷慨地给我的津贴（已经投资了）以及我未来的计划。
“这正是我请求见你的原因。”我说，“你曾经答应过让我们攀登奥林匹斯火山。”
她瞪着我。
“在火星上。”我补充了一句多余的话。
国务卿点点头，在坐椅上向后一靠，假装从海军蓝衬衫拂掉一丝棉绒：“啊，是啊。”她的声音依旧悦耳，但变得很生硬，让我想起我们第一次在世界之巅见面时她那强硬的语气，“歌的使者已证实他们会实现诺言。”
我等待着。
“你找到你的下一个登山伙伴了？”她问，还拿出一本几微米厚的白金掌上电脑，似乎要亲自作笔记，帮我实现我的奇思怪想。
“是的。”我说。
这下轮到国务卿等待了。
“我想和卡纳卡拉德斯的兄弟一道攀登，”我说，“就是他的……孪生兄弟。”
她嘴巴张得大大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似的。不知在她三十年的职业谈判生涯中出现过现在这种表情没有。
“你是认真的？”她说。
“是的。”
“除了虫——歌的使者，还要别的人吗？”
“不需要了。”
“你确信有这个人吗？”
“是的。”
“你怎么知道他愿意冒生命危险和你一同攀登奥林匹斯火山？”她问，脸上又露出一副冷冰冰的表情，“你知道奥林匹斯火山比乔戈里峰高。而且很有可能更危险。”
听着国务卿的话，我微笑着说：“他会去的。”
国务卿在她的掌上电脑上简要地作了个记录，稍稍迟疑了一会儿。尽管她现在已经镇定下来，不动声色，但我知道她仍在考虑到底该不该向我发问，现在不问的话，或许以后就没有问的机会了。
我知道她的问题，我也一直在考虑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