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押回北京的路上，好几次我都想从车上跳下去。然而面对疾驶而过的路基，深不可测的沟壑，巨大的、棱角锋利的山石，我还真没那个胆子。再说狠着心跳下去，摔死当然好，摔个半残可怎么办？老爹老妈的一番心血岂不就白费了？他们坐着硬板自费从北京跑到四川。上下打点，做尽人情，一万多块钱扔进去换得下三滥儿的儿子回原籍服刑，不就是为了让自己少受点罪吗？这么跳下去，那万把块钱岂不就喂狗了？喂狗还能听声叫唤呢。
据说世界上有两种人。第一种人知道自己是混蛋，第二种人不知道自己是混蛋。而坏事则大多是第二种人干的。就这个问题我跟自己探讨过好几次，最终愣没得出结果。现在问题简单了，进监狱的人难道还不是混蛋？全世界都认可的事咱们也就不用再操心了，至于大家什么时候知道我是混蛋的，我自己也说不清，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春节从北京回来之前，大家肯定都知道了。
我在北京站上车时，心情就挺复杂的。倒不是临行时老妈再三嘱咐自己，千万不要惹事生非。而是刘萍的不辞而别，让我感到某种不祥。
这回特地买了张早晨过秦岭的车票。公司的施工基地就在秦岭南坡不远的一座小县城。
火车五点多钟到宝鸡。我把头伸出去，清冷的山风吹进肺里，那种淡淡的恬意很有益消化，不一会儿肚子叫唤了，吃方便面时我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一直想看看秦岭深处是什么样子，可路过了几回都是在晚上，影影绰绰的屁嘛儿也没看到。而从工地远远望去则山影朦胧，云雾缭绕。独自进山等于送死，同事又没人有这份闲心。这回总算如愿以偿了。
不久，列车像位负重过量的壮汉在爬坡，声如牛喘，行进艰难。内燃机的吼声越来越粗重，车体也随着山势迂回而丁咣丁咣地晃悠，车厢间由于受力不均“咣咣咣”地相互撞击，杯里的水好几次都差点洒到裤子上。钢铁要是能出汗的话，现在就能洗澡了，我暗自琢磨着。
我倚在车窗边，一幢幢峭立的巨峰急速向列车撞过来，人们都不自觉地侧着身子。巍峨、壮丽、层层无尽的峰峦无边无尽地向天外延展着。几搂粗的参天大树此刻如小草般柔弱，而远方山谷里湍急的巨流竟似小溪般偷偷摸摸地穿行着。天空呈现出鲜红的色彩，艳丽壮阔的朝霞似大山的锦被，于山峰间铺展。群峰没有边际正如天空没有边际，几处拔地而起的巨峰似利剑，刺向天空，那削石迫云的锋芒连太阳也不得不躲躲闪闪，刚一露头就又被削去了半张脸。
列车呼啸着，怒吼着，喘息着，奋力在重林巨莽间辟出条风的走廊。我的腿甚至在瑟瑟颤抖，刚驶出一个山洞还未见到阳光眼前忽地又是一片黑暗，而列车再次奔出时，脚下的万丈深渊还没让人惊出汗来，视野便又闯入阴暗的密林，树枝密密麻麻地遮住天空，焦黄的树叶在路基边飞舞着。“过山车！大过山车！”我的心揪了起来。游乐园的过山车算得了什么？怪不得特快车夜里才过秦岭。蜀道，真是难！听说这一带还有古代人用木桩子打出来的、几百里长的栈道。这玩意儿不比修铁路还难？怪不得日本鬼子打不进去，而那么多四川姑娘铁了心的要出来。
想起四川姑娘，我就很自然地想起刘萍。她中途下车，为什么连声招呼都不打？没得罪过她？想不出其中原委，而她纸条上留给自己的话又根本不能信。车轮突然“吱吱”怪叫几声，脚心麻飕飕地难受。小县城快到了。
我所在的铁路工程建设公司在川北施工，基地就设在小县城城郊。小县城像所有南方小城市一样，喧闹、嘈杂，满地都是泥坨子般的破皮鞋。自从玉玲回北京后，小县城的大街小巷我已经摸得烂熟了。几乎每天晚上咱都跑出去喝几口，城里几家像样饭馆的老板都认识我。
走出车站没多远，我便看见西关饭馆的老板骑着满载猪肉、蔬菜的三轮车，慢悠悠地过来。还没来得及跟他打招呼，老板已看见我了。
“回——回来啦？！”老板的嘴咧得倍儿大，活脱一副哭相儿。也没等我搭腔，他便狠蹬几下车，急忙拐弯儿跑了。
“这家伙吃错药啦？还是丫头让人拐跑了？”我挺奇怪，他为什么绕路回去？不一会儿我又看见阿三，阿三是刘萍矿上的小伙计。平时见了我点头哈腰，巴结起来没完，今天倒好我还没开口，他就跟见了鬼似的掉脸就跑。我大张着嘴呆在当地，本想问问刘萍的去向，可狗阿三连影儿都没了。怎么回事呢？难道今天是四川人什么特定的节日？不能跟外地人碰面？
我气哼哼地往基地走，已经不存在同熟人打招呼的奢望了。的确又碰上几个，可个个都跟见了债主似的大老远就躲。快到基地时我已气得牙根痒痒了。
春节刚过，同事们都没回来，伙房冒着烟，那是徐姐取暖用的。如果不是急着想见刘萍，我也不会这么早回来。
“徐姐。”我推开伙房的门。“方——方路？”徐姐是基地管伙食的，四十来岁，人缘特好，平时总给我们这帮懒鬼烧洗澡水，这回为了点高额加班费特地留下来看摊儿。而此刻徐姐本来挺和善的眼珠子都快从眼眶里努出来了。
“徐姐，你怎么也这样？偷辣子吃了吧？”我虽打着哈哈，可自己也笑不自然。使劲儿抹了把脸，也觉出有什么东西。
“你——你，你小子怎么还敢回来？不是大姐说你，现在的年轻人胆子大得都邪乎！我们那时候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你们也能做得出来？太没谱了！咱们单位还没出过这种事呢——”
“您慢点，您慢点。”我真怕她一口气上不来噎个好歹。“唱的哪出啊？咱们工程质量出问题啦？砸着人啦？”
“砸着人有头儿管，你负什么责？”
“就是啊！那您干吗呀？”
“你——”徐姐突然扒着窗户向外望了几眼。“你他妈还不赶紧跑？”
“跑？为什么呀？”我也突然觉得事情不太妙，脸上涨得难受。
“前天来了两个警察。”徐姐又向外看，脸上的肉直突突。“专门来找你的，还说要去北京逮你哪。”
“不对？”我根本不信，咱打砸抢的事从来不沾，警察吃饱了撑的，找我干什么？“咱没犯事。警察肯定找错人了。”我此刻终于找到一路上大家有意回避自己的原因。
“怎么抓不错别人哪？你小子还不快跑？”徐姐伸手向外推我。
“您别一惊一诈的好不好？”我被徐姐推着向后挪。可还没走到门口，就听见基地外面传来“哒哒哒”的摩托车马达声。两个警察很威严的出现在基地门口。我呆立着没动，难道这是真的？警察来到我面前，“你就是方路？”
“啊”我扭脸看看徐姐。徐姐已经面无人色，嘴唇煞白了。她可能头一次见这阵式。
当晚我被带进审讯室，这时我早定下神来，倒是对面的大灯照得脑袋发昏。
审讯员是位三十来岁的川籍民警，有着典型四川人的特征。他旁边的书记员明显是个新兵蛋子。
“你就是方路？”本来挺严肃的语气夹进了川味。
“是。”我真是严肃不起来。“我保证你们是抓错了人。”
“少废话！”书记员先急了，他拍了下桌子。“问什么你就答什么。”
“看你油头粉面的就不像好东西。”民警拿笔点着我。“我们会随便抓人吗？”他斜了书记员一眼。
“你自己做的事会不知道？”
妈的，徐姐也是这么说的。我极其恼怒，咱明戏，这叫诈，有事没事先诈一诈，胆小的没准连十年前随地吐痰的事都得说出来。“我什么也没干，也没工夫跟您斗嘴！”
书记员看了审讯员一眼，他显然没听懂我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审讯员的脸上闪过一丝诡秘的微笑，他的话居然也是笑着说的。“坦白从宽，抗拒可要从严，我要是提醒你，可就不算坦白了。你自己想想清楚，看样子你也不傻！”
第一部分给他读读
“我傻！咱要是不傻的话，还用您苦口婆心的开导吗？”我更觉可笑，他们肯定是抓错了人，又不好意思认错，非整出点事来下台不可。“我什么也没干，总不能给自己编排罪过吧？人民民警爱人民，就是抓错了也是工作中的无意过失，劳动人民也是可以理解的。”
审讯员向书记员挥挥手，“给他读读。”
“方路，男，二十二岁，北京人，铁路工程建设公司川北项目部施工员。”书记员眼角扫着我。“没错吧？”
我歪着脑袋听，真糊涂了。“没错，可什么事？”
“这小子快气死我了。铁嘴钢牙！”审讯员从桌后窜了出来。“你不就是北京来的吗？再不交待，看我怎么收拾你？”他本来想给我一记耳光，可手到中途又缩了回去。
“警察同志！”我摇摇头，极其诚恳地说：“警察同志，真是求您了。咱们无冤无仇，我这人从小就老实，经不起吓唬。咱一不偷二不抢，不杀人不放火，连工地的一颗钉子我都没偷着卖过。您好好查查，没准是抓错了。咱不是那种人。”
审讯员连晃了七八次脑袋，大盖帽差点掉了。“我，我他妈得去趟厕所，这小东西！这小东西！”他骂着摔门而出，看来是气坏了。
“你的同事脾气太大了！”我向书记员笑笑，他就跟没听见似的，眼皮都没抬。“一看您就是好人，您说说这是怎么回事？”我想从书记员嘴里套出点话来。他很年轻，可能还没我大呢。
“实话实说吧，何必呢？”
“老天爷！怎么都是这句话，就跟哥们儿真干了什么似的。”我也急得快哭了，替人背黑锅的滋味不好受，怪不得当年在孟州，武二郎一怒之下斗杀十三条人命和狗命。
“你真不知道？”书记员有点信我了。
“我要是知道，明天哥们儿就让火车轧死，不留全尸。”
“这几个月，你除了施工还干什么了？”书记员提醒我。
“没干——”我的头有点大，舌头突然间萎缩了。“没干什么！”
“真的？”
“那！那也犯法？”实际上我已经明白了，可刘萍应该不会出卖我，她为什么出卖我？有什么意义？
此时审讯员推门走进来。“想明白了没有？”他从门后找出块毛巾，狠狠擦着手。
“咱们就甭兜圈子了，您挑明了吧，到底怎么回事？”我的心在下沉，没心思再和警察斗嘴皮子玩儿。是福不是祸，该死头朝下，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是你审我还是我审你？”审讯员让我给气乐了。“今天就破破例，告诉你。刘萍，你认识不认识？”
心里那最后一点自尊也如海滩上的沙坝般垮掉了。我木然的坐在那儿，眼前只有白茫茫的灯光，嘴角竟然还残留着一丝微笑。审讯员空洞的声音像隔着轰鸣呼啸的列车喊过来的。至少在此刻，生活对于我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被至爱的人抛弃算个屁！可怕的是被至爱的人出卖。李尔王死了，可我相信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可能什么想法也没有了。当他发现出卖并围攻自己的，正是自己倾其所有，悉心爱护的女儿时，李尔王的心就已经死了。哀大莫过于心死！心死的滋味又不是每个人都有幸品尝的。此刻我的心也死了。
最后，忍无可忍的审讯员将我带进看守所的牢房后，我就一直在马桶边蜷着，跟天生的白痴一样傻瞪着两只眼，足足两天多没吃没喝。空白，全是空白。没有困倦，没有思维，没有痛苦，没有麻木，没有存在。
审讯员再次把我带进审讯室时，我摇头晃脑地几乎坐不住了。
“喝点水。”审讯员给我端来杯水。
我耷拉着脑袋，没理他。
“要绝食？你以为这是渣滓洞哪？”
我还没理他。
“喝喽！”审讯员向书记员使个眼色。书记员从后面抱住我的头，食指和拇指钳子似的夹住我的腮帮子，审讯员以极快的手法将那杯东西给我灌了下去。
第一部分想死还不容易？
不知道那是什么营养品，喝到嘴里甜甜的。不一会儿我的头就抬起来了。
“想死还不容易？我两根手指头就能让你断气。”审讯员背着手在屋里转悠，大灯没亮，帽子也扔在桌上。“你们单位领导从北京赶回来了，看来你平时在单位表现还不错。年轻人容易犯错误，特别是感情的事。”说着他瞟了书记员一眼。“小张，你先出去一会儿，我单独和他谈谈。”
审讯员回到座位上，手摸了好几下大灯的开关，最后还是没打开。“这种事挺窝火。谁心里都明白，你二十初头的小伙子没本事勾引二十七八岁的女人。可说什么也没用，这就是法律。男女永远也平等不了，法律保护女人，谁让她们是弱者呢？”
我哼了一声，他居然也一肚子牢骚。
“看得出你是真动了感情，太年轻！这两天我在你们单位调查过你的情况，你有什么？”审讯员逼视着我，目光锐利，态度很挚诚。
“有什么？”这是两天来我第一次开口，没明白他的意思。
“人家里有金矿，有房子，本人还是少校。你呢？
我盯着他，脑筋还是没转过来。
“说句当警察的不该说的话。”审讯员竟然叹了口气。“好多女人把这些玩意儿看得比感情重要，好多男人吃亏就是没搞明白这一点。”
我终于低下头，嗓子里咕噜咕噜的。
“这种事在别人身上不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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