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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肴还没有“上桌”，主人就先用闲聊招待我们，他主要跟右首的客人说。伊安显然想在我们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学问。他说他非常清楚现在世界上有什么。有阿比西尼亚，还有欧洲和土耳其。欧洲不赖，但不是很好：那里没有王中之王。而且就在不久之前他还得知有个希腊——“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这时，第一道菜“上”来了。两个相当英俊的阿比西尼亚青年抓着犄角拖上来一头牛。牛的腿是捆着的。一个老阿比西尼亚人抄起一把刀子捅到牛脖子上，往地下放了几滴血。然后牛被放倒。一个年轻的阿比西尼亚人拿着一把飞快的弯刀，在活牛的皮上划开一道口子，把一块皮翻起来，从里脊处割下窄窄的一条颤动着的肉来。
牛像即将沉没的轮船拉汽笛一样吼叫起来。这种吼叫看来叫伊安听得十分入耳，他的胃口大开，连口水都流出来了。
几个女人抓住那条颤动的肉，把它切成小块，撤上辣椒和盐，卷到饼里，送到赴宴人的嘴边。长着栗色胡须的欧洲人道了声谢，但回绝了给他献上的那一份。他解释说，法律禁止我们欧洲人吃生肉，所以我们得等着吃烤羊羔肉。突然，他用俄语对我说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是我的同胞。您也别吃这生肉。这些黑人因为吃生肉而饱受大钻虫和绦虫之苦。若不是他们每个月都用当地的一种驱虫植物——苦苏花的花和果——把自己的肠胃清理一遍，他们当中的好多人大概早就死于这些寄生虫了。”
我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一忠告，也讨了一块烤小羊肉。我的这位同胞嚼着烤羊羔肉，像一个颇有教养的阿比西尼亚人那样大声地吧唧着嘴巴。
说老实话，我可不认为会吧唧嘴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象征。
当所有的人都吃得尽兴时，又端上来当地一种劲头很大的费杰酒。伊安让人从酒杯里给他手掌心倒点儿费杰酒，把它喝了下去，证明这种饮料无毒，在此之后，才请客人喝。
那道可怜的“菜肴”还在继续哀嗥。吼声打破了田野和山谷的宁静。从邻村开始有客人赶来了。牛的临终哀鸣成了请客人赴宴的号角。客人受到热烈欢迎，他们也加入了活剥生吞牛肉的行列。很快，牛的一半全被剥光。牛的四条腿痉挛地乱蹬着，但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对此都熟视无睹。只有孩子们对牛的吼叫和垂死挣扎狂喜不已。
伊安很快就醉了。他一会儿唱起一首活像饿狼嚎叫的颂神赞美歌，一会儿又不出声地咧开嘴已，不知对着什么偷笑。
终于，这令人恶心的宴会结束了。那个“俄国人”起身来，冲我点了下头。我也赶忙学着他的样子站起来。他谢过主人，还跟主人讨那颗牛头要带回去。 ，
伊安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他吩咐一个年轻人把牛头割下来，但“俄国人”从小伙子手中拿过刀子，自己下开了手，他的动作出奇地干净利落，大家不由全都啧啧连声。倒霉的牛停止了吼叫，很快腿也挺了。
我认为我的同胞这样做是出于怜悯，不忍再让那头动物继续遭罪。
“来认识一下吧，”他伸手和我告别时说道。“瓦格纳教授。请赏光光临寒舍。就在那儿，看见了吧？”说着，他指了指村边的两个大帐篷，即将燃尽的篝火的微光照亮了它们。
我对邀请表示感谢后，我们就分手了。
二、林之死
第二天工作一结束，我就去拜访瓦格纳教授。
“可以进去吗？”我站在帐篷前问道。
“哪一位？有什么事？”有人用德语应道。
帐篷的门打开了一点儿，从门缝里露出那个火红头发年轻人的脸。
“啊，原来是您哪。快请进，”他说道，“瓦格纳教授此刻正忙着呢，不过他马上就有空了。”
于是，这个饶舌的德国人先跟我聊开了。
他姓雷舍尔。亨利希·雷舍尔。他是图尔纳教授——一位著名植物学家——的助手。而图尔纳是瓦格纳教授的一位老朋友。他俩——图尔纳和瓦格纳——一起来到非洲。瓦格纳教授是到刚果河流域研究猴子的语言，而图尔纳和阿尔贝特·林还有向导到提格雷省考察。
“图尔纳和瓦格纳是在亚的斯亚贝巴分的手，也在那儿约好了见面的地点，”雷舍尔继续讲道。“图尔纳教授在亚的斯亚贝巴有个基地。我就等在那个城里。图尔纳把搜集到的植物给我送去，我把它们制成标本，用显微镜对它们进行研究。瓦格纳教授和图尔纳答应在夏天雨季来临之前回来，您是知道的，雨季一般在七八月间。瓦格纳教授及时回去了——是在6月底。他带回去一大堆行李和几乎整整一座动物园。您是没听见那些猴子叫哇！瓦格纳教授说他在刚果的一座树林里遇见一个探险的英国爵士，爵士不久就死了。瓦格纳教授只好把死者的东西照管起来：他决定把死者的行李和几只猴子交到死者亲戚手中。
雨从6月底就断断续续下起来了。要是图尔纳不打算冒被可怕的热带暴雨困在山里的危险，他就该抓紧时间回来了。我们等了他一天又一天，可他始终没有回来。林也没有露面，他是我和图尔纳的联系人，管送采集到的植物。7月过去了。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就连我们那么好的帐篷都禁不起冲刷，漏雨了。但在它里面待着还是比在当地人的房子里好些。大家越来越对图尔纳教授、阿尔贝特·林和向导的命运担忧，难道他们都死了？
有一天——那已经是8月初了——一大早我就在瓢泼大雨的哗哗声中隐隐约约听到帐篷的帆布外面有一种既像是呻吟又像是狗叫的声音。
您是知道阿比西尼亚城里的街道上有多少狗的。而夜里豺狗和鬣狗也常跑进城来。要知道它们和狗是这个像个大村庄的肮脏城市里仅有的清洁工和防疫员。
模模糊糊的呻吟声又响了起来。我赶紧穿上衣服，走出帐篷。我在门口看见一个人的身体。
这就是阿尔贝特·林，可他都变成了什么样子啦！他的衣服被撕扯得破破烂烂，勉强才挂在身上没掉下去。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脑袋上有一道深深的伤口。我把林拖到帐篷里。
瓦格纳教授什么时候也是不睡觉的，因此他立即听到我的帐篷里好象不对劲。看到伤员之后，瓦格纳教授立即进行急救，想让他苏醒过来。但是，不幸的林的灵魂看来已经升天了。他的力气只够他爬到我们的帐篷门口，瓦格纳教授给他注射了樟脑，想使心脏恢复跳动——可惜劳而无功。
“你等等，我怎么也得让你开口！”瓦格纳教授说完跑到自己帐篷的门帘后面，一会儿拿着一支注射器回来了。他给林打了一种什么液体，于是死者睁开了眼睛。‘图尔纳在哪儿？’瓦格纳教授叫道。‘他还活着吗？’‘活着，’林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答道。‘去帮……他……’林又失去了知觉，就连瓦格纳教授也束手无策了。
“他失血过多，’瓦格纳教授说，‘就算我们能从猴子身上抽血给他输，也不行了，林的头骨被打……穿了，脑子受了伤。我们恐怕从他口中再掏不出什么来了。唉，他就是再活上5分钟也好哇！那我就能知道我的朋友图尔纳在哪儿了。’
“我们埋掉他的尸体吧？’我问道。
“当然，’瓦格纳教授回答，‘不过我先得解剖它一下——也许我们从中能得到些情况。帮我把尸体搬到我的实验室去。’
尸体很轻，一个人就能把它弄过去，但像拽死狗一样拖死人，未免对死者有点儿不恭。我俩把死者抬过去放到解剖台上。我出去了，瓦格纳教授开始解剖。若是林的父母知道，大概是不会让他解剖的。林的父母都非常迷信。但他们住得很远，而瓦格纳教授……反正他也不会听我的什么劝告而自行其是。
直到那天的傍晚我才又见到瓦格纳教授，当时他走出自己的帐篷，从旁边帐篷我们的仓库里拿了个什么罐子，‘您了解到什么了吗？’我问道。
“我发现林头骨上的伤口边缘不齐，在他头发上找到一小块淤泥，身上有许多青斑和出血处。林很可能是在哪一条峡谷里遇上了洪水，被这股洪水冲走了。他的身体曾撞在石块和岩壁上。他不知用什么办法从洪水里挣扎出来，爬到了我们这儿。他的身体壮得惊人。头上受了这样的伤之后，他起码又走了好几公里。”
“那图尔纳教授呢？”
“关于这一点我知道的和您一样多。但林已经说过他还活着，等待着我们的救援呢。我们必须立即赶到提格雷省，去找图尔纳。”
“这毫无意义，”我反驳道，“提格雷是古老的阿比西尼亚的一个大省，有成千上万的阿姆巴、成千上万条峡谷，我们上哪儿去找图尔纳？”
此刻雷舍尔向我问了一句：“我说得对吧，是不是？”
“你们的那位瓦格纳教授，”他继续讲道，“经常犯点儿傻。他激动地对我说，如果我不想去，尽可留在亚的斯亚贝巴。可我当然得答应跟他一道去啦。就在当天，说得准确些就是晚上，我们埋完林就上路了。我们把已故爵士的所有猴子和行李全留在了亚的斯亚贝巴，两个人轻装上阵。不过这只是相对而言。瓦格纳教授离不了他的实验室。所以他带了一个相当大的帐篷——您已经看到了。而我为自己带的就是这个。”
“那你们找的结果如何？”
“当然毫无结果啦，”雷舍尔似乎有些幸灾乐祸地说。
我觉得他对瓦格纳教授的态度不大友好。
“我家里有未婚妻在等着我呢，”雷舍尔不打自招地说道，“可怜的林！他也有个未婚妻。”
三、会说话的大脑
就在这时，挡在门口的帆布帘子撩开了一些，瓦格纳教授出现在门口。
“您好，”他彬彬有礼地对我说道。“您干吗坐在这儿？到我那儿去吧。”说完，他拥抱了我一下，领我到他的帐篷里去了。雷舍尔没有跟来。
我好奇地打量着瓦格纳教授的野营帐篷实验室。
这里的仪器设备说明，瓦格纳教授进行着各种不同学科的科学研究。无线电台和玻璃的、瓷的化学器皿并排放着，显微镜既有光学的，也有电子的。还有好多仪器的名称我也说不上来。
“请坐吧，”瓦格纳教授说。他自己也坐到塞在两张摆满仪器的大桌子之间的小桌子前的行军椅上，开始了书写。与此同时他用一只眼珠瞧着我，跟我聊上了。
令我吃了一惊的是，我觉得他对我的了解好象要比我对他的了解多得多。他列举了我的一串学术著作，还做了些评论，其中肯与深刻又令我大为惊讶，可从他的专业来讲，他是个生物学家而不是化学家。
“请问，您能不能帮我做件事？我觉得我们不久就要在一口锅里搅马勺了。”
“搅什么？跟谁？”我本想问一声，但忍住没张口。
“您已经看到了，”瓦格纳教授继续说道。“亨利希·雷舍尔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年轻人。虽然他狗屁也发明不出来，却是个规规矩矩的分类学家。他是个在科学领域中收集积累原始材料的人，终日碌碌，为未来的天才准备嫁衣而已，而天才的一个想法就能使成千上万至今还是莫名其妙的问题迎刃而解，把部分结合成整体，建立起完整体系。雷舍尔是科学的仆人。但问题并不在于此。各司其职嘛。他就是那个层次的产儿。他是那种自以为是、规规矩矩的德国小市民爹妈的规规矩矩的乖儿子。星期天早上得细声细语地唱赞美诗，午饭之后，喝上一杯按他可敬妈妈的方法煮的咖啡，还要照规矩饭后一支烟儿——抽支雪茄。难道我就没注意到在我解剖林的尸体时他怎么向我翻白眼吗？”说到这儿，瓦格纳教授突然笑了。“幸亏他没看见我后来干了些什么！我不仅开了林的颅，还取出了他的大脑，打算解剖。我从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取出林的大脑之后，我用绷带把他的头包好，然后就跟雷舍尔一道把这具没有脑子的尸体给埋了。雷舍尔在墓前念了祷文，这才一本正经地离开。而我开始研究林的大脑。”
在亚的斯亚贝巴找不到冰来保存大脑。当然可以把它泡在酒精里，但我的实验需要完全新鲜的脑子。于是我决定无论如何得保证大脑存活，用我发明的一种完全可以替代血液的生理溶液维持它的生命！这样我就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拥有一个活脑子。我还从它上面切下薄薄的一层做成显微切片，供其他研究用。最困难的就是给大脑一个‘颅骨’，以保证它不受感染。您会看到，我非常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我把脑子放在一个特殊的容器里，开始向它输送养料。我给它受伤的部分彻底消了毒，开始医治。根据脑组织开始结疤来看，大脑仍然活着，就像被切下来的手指在人工条件下活着一样。
在对大脑进行研究时，我一刻也没忘记我朋友图尔纳教授的命运，不管是死是活，我一定得找到他，于是我就带上林的大脑和我的流动实验室上路了。
我有希望找到图尔纳的踪迹。他是在人相当多的地方旅行的。他沿途得在村子里购买食物，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当地居民口中打听到消息。我和雷舍尔匆匆赶路，几天之后就到了提格雷高原上。
一天晚上，我决定对林的大脑进行第一次解剖。就在我拿着解剖刀走到它跟前时，一个想法制止了我。要是脑子活着，它会感到疼痛。我的手术是不是太残酷了点儿？我这不就是要使林的大脑遭到那些在本地居民宴会上被生吞活剥的牛的命运吗？您昨天不也看到那种惨状了吗？
我犹豫起来。到了最后，大概还是科学兴趣战胜了恻隐之心。要知道在我手下的毕竟不是个活生生的人，而只不过是一块‘肉’罢了。
人道主义者反对活体解剖。然而10只‘饱受折磨’的实验用的兔子不是挽救了上千人的性命吗？还有我们吃的肉呢？
管它呢！总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