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调整无疑也是高成本的、粗线条的。当君主们沉湎于日趋精致的政治生活时就越发不愿意频繁和大规模地发动暴力，遑论暴力还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士族中那些使他们明显感到威胁的个体，当然可以被从肉体上完全消灭，可政治关系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牺牲者的接替者依然出身士族，并且依然掌握着教人不安的力量。隋以后，特别是武后以来，政治资源逐渐被更多地分配给门阀以外的人，比如出身于内部无产者的阉人；又比如边兵镇将——他们中很多来源于外部无产者，也就是胡人。科举制度被设立和推崇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朝廷试图强化与寒门士子的联系，并以他们为骨干构建不受门阀控制的官僚体系。可惜，起用宦官和胡人在安史之乱后都被证明有显见的副作用——他们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上部分褫夺了属于皇帝和文职官僚的权力，使长安陷入了长久的困顿。这更反衬出科举的重要。科举制使士族“平流进取，坐致公卿”永远地成为昨日黄花；它所推动的文化普及又打破了士族的文化垄断。所以科举制度在表层制度和深层文化两个层面上动摇了士族政治。近百年来，特别是元和以来，社会普遍认为所谓理想的仕宦生涯就是由进士而翰林，由翰林而宰辅。出闱后为新进士安排的一系列近乎做作的铺张更使这种文官选拔制度在全社会范围内赢得了空前的关注。然而，科举给寒素创造的机会远不象表面上反映的那么公平：
科举形式上遵循书面考试的规则，但行卷、举荐又公然地干预了书面考试的结果。这多少有些九品官人法的袅袅余韵，所以为朝野所默许，但并未合法化。我们姑且称之为“隐性规则”。考场外的种种运作不可避免地将先赋身份作为识拔人才的主要尺度——在文化领域本就已经早着先鞭的高第士族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优势，将贡举转化成自己的又一条青云之路。这就背离了考试制度本身张扬的机会公平这一价值旗帜，也为文职官僚内部纷争牵出一个导火索，此其一。
即使是那些出于草莽、进于青紫的文职官僚，也很快地在贡举制度上发展出一种“座主－门生”的关系模式——简单地说，就是座主提携门生，门生翼卫座主，同年则结党谋权——他们参照士族中的父子兄弟关系形成一套虽未见诸于文字却同样具有权威的伦理法则，以弥补个人背景的不足，使自己获得了准贵族式的根基。结果，玉尺量才反而推动了文职官僚内部派系的形成，此其二。
第二点被不少人认为是中唐朋党之争的深刻原因，而前一点引发了长庆元年贡举案，使潜在的党争危险转化为现实的纷扰和争斗。
举子杨浑之将父亲已故刑部侍郎杨凭收藏的几轴书画献给了宰相段文昌，换取后者的推荐。说起来，段文昌是唐代少数几位真正出于微末的宰辅。中年发达之后，他是用加倍的豪奢来洗刷“曾遇阇离饭后钟”的寒碜回忆：公堂铺地的锦绣、濯足的金盆……用他自己的话说，“人生几何，要酬平生不足也”。这样的人自然也很坦然地接受杨家的书画和托付的，反正推荐进士在当时也实在没什么。世为显宦的杨家调动了自己的资源，而出身下层的段文昌也没有认真考虑过其他寒门士子的利益——科举制度的操作与初衷拉开了多么大的差距。
段文昌又是面托，又是私书，向入闱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钱徽极力保荐。可杨浑之还是落第了。我们不知道段文昌如何尴尬地面对请托人，却可以想见他会以何等凌厉的口气向皇帝李宥弹劾钱徽取士不实。天子转身咨询翰林学士李绅、元稹的意见。李绅点了点头，支持段文昌的说法；元稹也是。这一点头，点出了绝大的烦恼来。中书舍人王起和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领旨在子亭主持了复试。
据说孔温业的诗是子亭复试的压轴之作，不过在三两遍诵读之后我还是油然有不过尔尔的感觉：
美景春堪赏，芳园白日斜。
共看飞鸟好，复见落余花。
来往惊翻电，经过想散霞。
雨余飘处处，风送满家家。
求友声初去，离枝色可嗟。
从兹时节换，谁为惜年华。
依我看来，这首诗具有唐诗肤廓平滑的流弊，却少了点浑雅空灵的妙处，文字有敷衍成篇的显著痕迹。其实，考试闹到如此地步，已没有多少斯文可言。复试所要检查的不是文化的高低，而是舞弊罪行是否成立。从这个角度上讲，它更象是司法鉴定。我们也就很难期待它有多少文化韵味。比之诗文，内出的试题本身倒能给人更多的感悟，并通过感悟接触到另种历史真实：
鸟散余落花。
清人俞樾的一句“花落春仍在”意象与之仿佛。但“鸟散余落花”在摇落之象以外还有俞诗所没有的衰飒之意。拟出意境如此萧然的试题在明清两朝实是不可想象的。有味的是，去年贡举出的诗题“早春残雪诗”凝结着元和十五年春长安的刺骨寒气；现在，李宥又在不经意间以廖廖五个字道出了一个时代的颓唐气象。为没有诗意的艰难年代起了一个有诗意的题目，这恐怕是命题者所始料未及的。
十四位新进士中经得起复试的只有孔温业、赵存业、窦洵直三人——结果大致是可信的。我记得白居易曾用“连辅青缣被，对置通中枕”这样的诗句形容他与钱徽的笃厚友谊。他所主持的复试应该不致于对被告特别不利。
于是，曲江雁塔少了几分浮华，飞觥换盏时倒多出一个话题。以新进士为主角的风雅故事还没有进入高潮就嘎然而止，悄悄地被置换为了无意趣的案情分析和带有市井味道的流言。更遗憾的是，子亭复试没有使事情变得简单。正相反，证实钱徽舞弊罪状的同时，复试将那些原本高中、继而落第的人拉下了不名誉的泥沼。他们包括李宗闵之婿苏巢、裴度之子裴譔、杨汝士的季弟杨殷士、以及郑覃之弟郑朗——段文昌和李绅攻击了钱徽，最终却发现他们伤害了比钱徽更显赫的人物和家族：
李宗闵，时任中书舍人。从元和三年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策论引发轩然大波开始，几十年来他出将入相，长期在政治圈里享有不可等闲视之的影响力，被公认为牛党除牛僧儒外又一核心。事实上，一直是他而不是牛僧儒在领导牛党与李德裕抗衡。
杨汝士，未来的刑部尚书当时还是一名右补阙。可仗着与牛僧儒、李宗闵的密切关系，他一直很有地位。他的家族背景也非同小可——靖恭坊里罗列的门戟就很能说明问题：杨氏因为他、杨虞卿、杨汉公、杨鲁士相继跻身朱紫而盛极一时。
裴度，从淮西龛乱到卧镇北门，这个中兴名臣历事七朝、四度拜相，是郭子仪之后又一堪称朝廷柱石的人物。出于对他的尊重，裴譔在落第后仍被李宥赐进士及第。但是，裴度和三百年气运不衰的闻喜裴氏不会对这个结果感到满意的。第二年六月，裴度与元稹之间终于爆发了一次两败俱伤的冲突。贡举案中的龃龉也是诱因之一。
郑覃，以经学功底和家门素风为人所仰慕。他是故相郑珣瑜之子，自己也是宰相。他们出自荥阳郑氏北族第二房。这个房支自中唐以后在门第和进士第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宦海腾达，前后六人拜相。郑覃父子两代人的品格与不凡成就标志着荥阳郑氏仍是山东门第最高贵的士族之一。郑覃本人是进士浮华作风的严厉批评者，但他并不反对以进士第入仕。和其他山东旧族一样，他们需要靠进士第保持优越地位。
如此之多的高官和望族涉案，赋予长庆贡举案别样的深意。在很多人看来，它标志着牛李党争鸣锣开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果真如此的话，控、辩两造谁牛谁李？提起这一重公案的李绅是李党中坚，他背后似乎影影绰绰地可以看见李德裕的存在。但由此断定这是李党对牛党的一次政治攻势却证据不足。因为，与李绅并肩的段文昌、元稹二人好像都不能划归李党；被告席的情况更能说明问题：牛党领袖李宗闵和通常被看作李党成员或同情者的裴度、郑覃都赫然在列。所以，将长庆贡举案看成牛李党争的第一幕失之牵强。
但是，贡举案仍可以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一个开始：标志着文职官僚集团开始隳入党争的阿鼻地狱。
这并不是说，在案发前文官们没有抵牾。相反，虽然我们使用了“文职官僚集团”这样的概念，但并不是用它来标识一个组织严密的利益共同体。无论从那一个角度看，官僚从来没有结构为同质的有机整体，从来都是由一系列旨趣各异的派系及少数游离于派系之外的个人拼凑起来的，为了切身利益几乎无时不刻地摩擦和倾轧。可是，长庆元年春天以后，情况悄悄地变化了——一般来说，官僚们的党争只有围绕一个严肃而深刻的主题展开，较量才会上升到较高层次，成为政争或政党之争；一个严肃的主题还意味着双方往往有是非之分，至少意味着对事不对人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不管怎么说，元和年间官僚们的摩擦还勉强有这样一个像样的主题：对藩镇的政策——战，抑或和；还有不那么突出但同样重要的财政政策之争。时过境迁，官僚们的较量正在不知不觉中失落了响亮的主题，成为纯粹的乱轰轰的蚁斗蜗争。这个变化如果有什么醒目标志的话，那就是无所谓谁是谁非的长庆贡举案。
远距离观察贡举案的人也许不同意长庆贡举案无是非的说法。依照常理而论，举报有理，作弊无耻。因此控方有理。可我们把案情细节稍加把玩，是非界限就模糊了。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段文昌舞弊未遂转而发难；李绅的情形也与他仿佛，他推荐的周宾士同样名落孙山。李德裕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贡举舞弊案的闹剧，史书语焉不详。但考虑到他对贡举的轻视、与李宗闵的积怨，还有他和元稹、李绅的亲密关系，恐难置身事外。元稹呢？他对钱徽的谴责究竟是因为自己出身寒微而对豪门舞弊天生敏感，或是出于对李绅的情谊？恐怕不是。皇帝李宥的欣赏使这位诗人正觊觎宰相之位。借贡举案打击裴度于他而言是一个良机——人们忽然发现，素称清要的翰林学士们，全都陷入舞弊案的泥沼里。征诸史籍，有唐一代贡举纠纷如果闹到不得不以复试甄别时，向例都是由翰林学士主持的。因为他们有令人信服的文才；作为天子私人，地位又相对超然。子亭复试却一改常例，转由中书舍人衡文。当然不是因为学士们学问不够。在院的几位学士不仅名噪当时，甚至在文学史上都据有一席之地。摒弃翰林学士旁证了他们的不可靠。如果超越本案，在更大的时间范围内评价是非曲直的话，就是主持子亭复试的王起、以及本案关系如何尚在两可的李德裕等也不见得清白。会昌年间，大约是会昌三年，卢肇等三人得以中举，也是考场外运作的结果。只不过，王起接替钱徽，段文昌换作了李德裕。不过，以当时李德裕压倒性的政治优势，区区舞弊是不会演变成新的贡举案。
总之，没有是非，没有曲直，在堂皇的议论和谴责后面无非是一张张因恼羞成怒而涨红的面孔。
段文昌和李绅的行为同时破坏了行卷推荐这一隐性规则。行卷推荐本身的利弊历来存有争议。但是，从唐代贡举制度的实行情况看，行卷推荐和它所代表的利益格局是稳定和受尊重的。一般地说，官僚被视为稳定状态的受益者。所以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本来就有比社会其他阶层更为传统和守法的态度。他们积极服从所有典章化或惯例化的规则以换取政治体系的大致稳定，对于政治圈内的隐性规则，他们甚至表现出更大的热情。官僚们有自身的旨趣和传统，以及隐藏在所有这些后面自身的利益。如果说典章制度等显性规则以儒家经典学说为画皮、以帝王意志为灵魂，不能很好地偎贴他们的真实利益，隐性规则却是由他们自行创设、认同并操作的，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这个阶层的特殊利益。但是，它依然被破坏了——这就是说，文职官僚们的斗争进入了一个不受隐性规则约束的新阶段。
反而是钱徽，表现出了士人应有的风度。当李宗闵、杨汝士劝他将段文昌、李绅请托的私人信件进呈皇帝好把原告也拉下水时，他大度地将这几封很重要的函件掷入幽幽的火焰焦杯，事态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也就此灰飞烟灭了。细细推敲这种洒脱，我又不免怀疑那不过是另样的世故：考虑到李绅、元稹和李德裕身居清秘，同气连枝，完全有把握左右皇帝判断，加上有段文昌在外廷与其内外维持，钱徽用信笺来徼讦对手的效果不得而知。如果不能一击中的，那么他自己很可能遭到更残酷的政治报复。钱徽的退让却不失为一步好棋：既明白地向对手示弱，换取他们对等的宽大；又塑造了一个处变不惊、胸襟宽广的君子形象，及时扭转了对自己很不利的舆论。他最终被谪为江州刺史。这是一个远算不上严厉的处罚，而且没多久便内迁华州。未来的几十年内，当李宗闵、元稹等深陷党争不能自拔，李绅在四面楚歌中黯然去国的时候，作为贡举舞弊案的焦点人物，钱徽能平静地度过自己的宦海余生不能不说得益于这种及时抽身的智慧。
案件，在钱徽一肩担起了大部分的罪责后结案了。从更长远的时间看，一切还刚刚开始。钱徽只是被贬离开长安最初的一个。在他之后，官僚们“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自是（贡举舞弊案）纷纷排陷，垂四十年。”一次寻常的贡举舞弊和一次不那么寻常的检举最终演变为长时间的党争。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频密的政治中枢人事变动，就可见一斑。举宰相为例，长庆一朝短短四年间先后拜相的有十四人之多，但是入政事堂办事长如杜元颖不过两年有余，短如元稹、王播仅有数月而已。唯一的例外，是李逢吉。他是这个时期很值得一提的官僚。我们可以拿他在长庆朝的三个动作作为分析范本来认识这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