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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这些人啊，做着利国利民的事，却默默无名。他们波澜不惊，实则惊涛拍岸。他们看似平淡无奇，却似乎永远都有那么一种悲壮，每一落笔，都前途难测。于是知识分子的命运如何，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良知。
又见《民国那些人》，曾如枝头繁花叶茂。如今，属于他们的时代已落幕，只是隐约可观。但后浪如潮涌，斯人可追！
书评：文人风骨已不再
——《民国那些人》中的学识与才情
文/画里真真
《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最佳专栏——“钩沉”，我是一路跟着读下来的。不只是因为“钩沉”二字直入我心，更是因其专栏主笔徐百柯从故纸堆里，钩起的这些人物，都是让人读过之后，有强烈欲望想去钻进书堆，更深更多地了解民国那些人。结集成书，真让读书的人痛快。
是想写很多感触来，可忽然之间，脑中却只存一句，“花逞春光，一番雨、一番风，催归尘土；竹坚雅操，几朝霜、几朝雪，傲就琅薄�
文人，在人们心目中始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与今日所说的知识分子有所区别。那已经像一个过去的符号，在我们之中不复存在。但这符号的魅力，至今不会减退，亦再不可被复制。愚以为这种魅力，并不在于他们在专业领域的建树，而是因为他们都有一股曾经要被打倒的“臭老九”脾气，让人始觉可爱。
前人所说的“性情中人”，大概也要旧式文人才能作为标兵。他们的“性情”，非但表现在嬉笑怒骂，不拘小节上，更多的是在社会的大风大浪中，他们即使逆流，依然我行我素。几日前正有朋友问我：“人活着到底在追求什么？”我答得也极其不明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追求。”可自己的追求是什么，自己也说不明白。或许是现在的社会太过多元化了罢，选择一多，诱惑也多，使得人人都心猿意马。倒是读着书，不由感叹，人心不古，原来那时的人才可具备如此坚定的信念。
《民国那些人》书中所涉及的“文人”，有学者教授，也有政客商人。但他们终究有如许文人风骨，才子性情。使民国动荡的书页上，多了几分生趣。
审判日军二战罪行的大法官：梅汝璈，谁能想象他的晚年如此寂寂。吴组缃，在中学课本上出现过的倔老头。傅斯年，写出“无缘何生斯世，有情能累此生”句子的竟是个傲骨书生。还有被鲁迅笔伐的陈西滢，文字中亦流露出他惹人爱怜的一面。
为了这本书史料的真实性，作者寻访了许多民国文人的晚辈，学生以及在世的朋友。在他们眼中的长辈，不但可敬，更为可亲。为了能写人所未写，叙人所未知，作者的笔常常触及名人光环之下的一些琐事，逸事。淡墨写功业，浓墨写性情。使这些渐行渐远的名字和读者们有了沟通的语言。一个个人物，一段段往事，勾勒出一个时代的背影，读人又如读史，民国时期的社会背景和发展，轻松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今天，不知是否还有许多和我一样在少年时做着文人梦的人。步入社会后才发觉，时代需求的不同已将“文人”的概念颠覆，在现代文人身上已找不到那些可爱的臭毛病。幸好，我们还能在书中找到梦中的依托。读着《民国那些人》一书，恍然其中人物有的如同师长，有的如同父兄，有的如同知己。自己能随同他们的思想言论时而如沐春风，时而击案而歌。亦是幸甚。
在辉煌的余光下
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1）
李济（1896～1979）字济之，湖北钟祥人，清华毕业后留美，获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中国考古学开山之人，曾主持安阳殷墟等重大考古发掘。
他有一个梦想。
这个年轻的中国学生在“自撰简历”的最后写道：“要是有机会，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
那一年，他22岁，即将去哈佛攻读人类学。后来，他果真去“刨坟掘墓寻古迹”了，只不过并没有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或是波斯，而是在中原的河南、山西和山东。
1926年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掘，他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1930年主持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他让龙山文化呈现于世人面前。
如今，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成为中国远古历史的标志性术语，许多对考古学一窍不通的人竟也耳熟能详。只不过，大多数人对他却是闻所未闻。
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名字———李济。
我们关于商代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济给我们划定的。他领导的安阳发掘，对20世纪整个下半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高去寻在内的中国考古学界领袖人物，都是在安阳接受的考古学训练。
已故的考古人类学大家张光直以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的权威身份，曾对自己的导师李济做过评价：近60年的岁月里，一开始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
如果不将张光直所说的“中国学界”缩小为台湾学界，那么他的判断显然过于乐观了。李济在1948年年底随史语所迁台，这一选择很难以优劣论，但其所造成的尴尬局面却是显而易见的。
1959年，以《考古》杂志为代表的大陆考古学界对李济发起了猛烈的“围剿”。李济的儿子李光谟甚至还收藏了当年的一期《考古》，整整一期都在批判李济。此后，和许多政治上选择错误的著名学者一样，这个名字逐渐消逝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
不知道李济对于此种“围剿”的反应如何，但他曾对1949年后大陆的考古发掘报告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认为其中缺乏实际材料，充满了政治术语，对出土地、器物、尺寸等内容居然都号称“保密”。
“我想，按照他一贯的标准，这些根本都够不上考古学。”李光谟对记者感叹道。
据说，直到后来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报告出来以后，李济对大陆考古学的印象才有所改变，他自己的文章中也开始引用大陆学界的资料。
李济去世后，留给李光谟一笔遗产，李光谟提出捐赠一部分设立“李济考古学奖学金”。当时社科院考古所本来已经同意了，但经“请示”后，此事却不了了之。李光谟听说，有领导在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会上讲：不能以一个1949年离开大陆的人的名义来设立奖学金。
李光谟说起此事来直摇头：“那是1981、1982年吧，唉，本来是中国第一个考古学奖学金的……”
儿子眼中，李济相当固执，总是直道而行。“他不知道拐弯的，有时候。”
李济去世后，人们回忆：“他是一个被上级、同僚、晚辈、学生害怕的人，但他对待真心为学的人则给予最大的帮助。”其实岂止“害怕”，在一些人眼中，此人简直就是可恶。台湾名人李敖就曾写过文章，称李济为“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李济因固执而获罪为“学阀”，但饶是刻薄如李敖，也从不否认他身上“迷人”的一面。
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2）
李济人生最辉煌的一页是在殷墟，此后，考古学家和他发掘的遗址天各一方，路途迢迢。身不能回大陆的李济，晚年心中是否牵挂殷墟？隔海相望殷墟，心中是怎样一番滋味？
这些问题，由于长期的两岸阻隔，甚至连李光谟也无法回答，但他说：“1977年，李济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是《安阳》，可见殷墟在他心中的位置。”
李赋宁：说不尽的英语（1）
李赋宁（1917－2004）陕西蒲城人，西方语言文学大家，中国外语界的一代名师。
面对李赋宁这样的人物，恐怕很多人对于英语的概念都得修正：1946年，出身西南联大的李赋宁到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英文系深造时，乔叟和莎士比亚对于他来说，都算是“驾轻就熟”的题目，难度不足。于是他选择了古英语研究作为博士方向，这是连欧美优等生都认为太过艰深，视为畏途的领域。
莎士比亚不须说，历来被全世界奉为英语语言文学的标志；乔叟何许人也？写出《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他被尊为“英国诗歌之父”。
什么叫做英语好？这个问题沉甸甸地压在国人心上，以致有这样的段子：某君说自己英语好，托福多少多少、GRE多少多少。英语系学生一听笑了，哑巴英语，God，你能用英语自如交流吗？英语专家一听笑了，跟谁交流，God，你能背诵莎士比亚吗？老先生一听笑了，莎士比亚，God，古英语呢？法语呢？德语呢？拉丁语呢？
抛开个中戏谑意味，李赋宁确实当得起这般传奇式的“老先生”。他的学博才高久有定评，通晓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古英语和古代希腊语等多种语言，治学范围涉及语言学、文学、哲学、伦理学、美学、历史学等学科，开设过专业英语、专业法语、古英语、英语史、拉丁语、古希腊罗马文学、中世纪英国文学、莎士比亚研究、欧洲文学史、英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莫里哀专题及汉英翻译等课程。
现任外交部长李肇星1959年考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他还记得第一次上李先生欧洲文学史课的情景：铃声中，先生准时出现在教室门口，向学生微微鞠躬问好后，说：“rades，let me tell you a story，a very short story．（同学们，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一个小故事）”
故事是关于古希腊诸神的。在李肇星听来，“先生的语言简洁流畅，语调平缓，并无刻意的抑扬顿挫，但在平实之中充盈着高雅。我和同学们都被深深地打动了。原来，美好的学问竟可以这样朴素。”
多年后，李肇星作为外交官多次见到英国女王，他发现，西方学者津津乐道的“皇家英语”或“钦定英语”（Queen’s English）竟也以这般简洁为美。很自然的，他“不禁又忆及李先生的‘小故事’”。
李赋宁对于英语发音的要求应该是相当苛刻的。他留学耶鲁时，以英语好而名世的林语堂来耶鲁演讲，李赋宁的评价居然是：“他的英文虽然写得很地道，但英语语音、语调却不很好。”
这是一种天赋，李赋宁从小就已显现出来。11岁时，他随家从西安迁到北京，转学到北京的小学上学。老师让他站起来朗读课文，他用陕西话，同学们纷纷举手，指出他的发音错误。他心里觉得委屈，再去学校时，整整一周不开口说话，当他再次开口时，竟全是标准的普通话了。
许多回忆李赋宁的文章都怀念曾经有过的那个年代，中国英语学界人才济济，除了他，还有杨周翰、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查良铮（穆旦）等大家，“如今，那一代英杰都逝去了”。
在耶鲁时，李赋宁曾和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的同学王佐良、许国璋，以及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周珏良通信，相约共同回国执教，“我教中世纪，佐良教文艺复兴和莎士比亚，国璋教18世纪，珏良教19世纪”。
“这就是绝配！”后人感叹。
英语算不上好的我，曾听过被李赋宁夸奖为“发音好”的学生王式仁的“英诗选读”课，如今内容早已记不起来，惟独记得王教授用舒缓而纯正的英式英语朗诵莎士比亚的商籁体诗，“Shall I 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我怎么能够把你来比作夏天）”，以及他分析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的诡谲意象，脑中云里雾里，耳边却兴意盎然。
想来王教授也该到离开讲台的岁数了，不知道现在的学生们，是否还有幸聆听纯正而怀旧的英语。不是为了运用，多数人也许永远也达不到这一步，而只是为了在自己这一生中，有这么一次能感受到除母语之外另一种语言所散发出的逼人的魅力。
李赋宁：说不尽的英语（2）
国人纷纷开始“疯狂英语”了，英语水平俨然已成衡量一个人“素质”的关键标准之一，然而老先生们也纷纷离去，还有谁在怀念英语作为一种语言的美吗？
冯友兰：两束雄文，一抹背影（1）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哲学家、哲学史家。
？？？？曾有那么一个年代，大学教授们矜持而有尊严。
1939年前后，陈立夫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身份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新规定，包括教育部核定应设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联大教务会议决定致函抗辩。此文的执笔者，“舍（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莫属”。
？？？？冯教授说得不卑不亢：“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
？？？？“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而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
？？？？“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
？？？？“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
？？？？“今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