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他们周围，他们知道我们以各种方式生活在一个日趋诡秘的社会里，在这种社会里，他们与权力决策无缘”。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荣誉学童》和《斯迈利的伙伴们》里，康韦尔为读者编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大阴谋。他认为他引导着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事实上存在着他们通常在官场政治风云中看不到的东西。
康韦尔创造了许多独特的情报术语，只有少数几个是可信的。“传奇”意指伪造的个人经历或掩护身份，是克格勃的行话。“夜猫子”也是克格勃的隐语，因为它意思含蓄。其他一些术语都出自他丰富的想像力。康韦尔认为在敌对两方的情报官员之间，存在着一种令人费解的拘拘束束的同志情谊。为了使读者有置身于秘密世界的感觉，他觉得运用神秘的行话是非常重要的。
康韦尔在他为佩奇·利奇和奈特利含著的《菲尔比——出卖一代人的间谍》一书写的前言里告诉我们，在他看来，菲尔比从他父亲约翰·菲尔比爵士那儿，从他自己不切实际的想法那儿，秉承和发展了支配人的性格。菲尔比长大后也有这样的想法：他生来就是帝国的继承人——统治这个世界的人；在他降生的世界里“他的玩具正在被历史一件件地夺走”。康韦尔认为，这是菲尔比走上背叛道路的更有说服力原因，尽管他确实也是一位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这篇前言激怒了格雷厄姆·格林，他认为康韦尔在贬低一个他喜欢的人。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也猛烈评击康韦尔，认为他根本不了解菲尔比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时代背景——那就是30年代。但康韦尔泰然自若，仍然相信并坚持自己的看法。
（图片猫头鹰）
康韦尔认为布伦特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作为一个颇有名气的同性恋组织的成员，布伦特早就从事秘密活动了。康韦尔对他在电视上的表演大为恼火。在那次公开亮相的电视采访中，布伦特首次承认自己的背叛行为。当康韦尔听到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是俄国间谍的人，竟一本正经地寻求公务保密条例的保护时，觉得实在令人毛骨悚然。他还发现布伦特十分傲慢，“他在《泰晤士报》社的所作所为几乎激起了全社会的愤慨，我至今仍然怨气难消。”
50年代康韦尔在军情五处工作时，发现格雷厄姆·格林极受冷遇——他几乎步了康普顿·麦肯齐的后尘。一天康韦尔在白厅餐室里撞见军情五处的律师，只见一本尚未出版的手抄本《我们在哈瓦那的人》，躺在他面前的一张塑料贴面的桌上。那位律师说，格林可能会受到起诉，因为作为一名前特工人员，他真实地描绘了英国使馆内的一位情报站站长，与他手下的一名在第一线的特工人员之间的关系。这书肯定不能出版了，尽管律师认为这部小说文学价值很高。在为次谈话后的几个星期里，康韦尔怀着浓厚的兴趣注意起报纸来了，他是在等格林被捕的消息；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他如释重负。二十五年后，格林打算写《人性的因素》。《我们在哈瓦那的人》把特工人员描绘成一群傻瓜，但在《人性的因素》里，他视特工人员为一帮杀人犯。在序言里他特别强调了，自己没有违反公务保密条例。在《我们在哈瓦那的人》最初的几版里，他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康韦尔在1986年对《星期日时报》说了如下的话：
作家是一伙颠覆分子，十足的叛徒。一个作家越出色，他的背叛倾向就越明显。秘密组织花了很大力气才了解到这一点，因为我得悉秘密组织现在不再乐意让我们到国外去了。不过麦肯齐去世时还是获得了爵士称号。格林死时至少也能获得一枚勋章。如果在奥秘无穷的各种文学奖中还有公正的奖赏的话，那就是诺贝尔奖了。
不速之客
60年代中期的一天，罗杰·霍利斯突然闯进了康韦尔的生活。那时已成为专业作家的康韦尔，住在萨默基特郡靠近韦尔斯的一栋房子里，敲门声响起的时候，他正从花园里的工作室内出来。打开前门，他发现霍利斯站在台阶上。霍利斯声称他在为附近的教会学校募捐。那天他似乎是来寻求安慰的。他和康韦尔坐在那间工作室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追忆着过去。过了一阵，霍利斯问康韦尔，他是否能翻阅一下他的报纸。随后他们吃了些面包和干酪。霍利斯给康韦尔的印象是，他好久没看报了。以后他又来过三四次。渐渐地他们之间没什么话题了。于是康韦尔在楼上写作，霍利斯——“一个普通得令人伤感的男人”坐在楼下。后来康韦尔才知道，那段时期他正受到一个政府委员会的审查，因为他被怀疑是苏联间谍。对他来说，来到这安全可靠的地方拜见康韦尔，无疑是在品尝自由的滋味。
戴维·康韦尔对谍报工作中的政治性东西不感兴趣，但对那些脱离了平凡世界，进入了他们认为对自己已有道德约束力的神秘世界的人兴趣盎然。在这种环境里，一个特工人员极易变成叛徒，出卖与他最接近的人。康韦尔认为，背叛将永远伴随着我们，因为每一时代不仅能产生叛徒，而且还能造成滋生背叛行为的幻灭。一些与康韦尔联络的情报人员经常对他说，一旦把30年代征募的特工人员清洗出去了，始终不渝的忠诚就会占据支配地位。但康韦尔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在他活着的年代里，英国任何一代人的希望都已落空。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后果是，“失败的社会主义和失败的资本主义之间形成了令人气馁的拉锯局面……写作主题很多，足以表现各种愤怒和绝望”。他说2000年的时候，他不想当安全机关的官员，只愿保持现状，与新的一代展开竞争。这新的一代是由令人绝望的学校培养出来的，他们生活在市中心的贫民区里，住房条件低劣，父母亲又处于永久性失业状态。在康韦尔看来，英国目前幻灭和失业的状态，必定成为背叛者的温床。
第06章约翰·宾厄姆
约翰·宾厄姆
作家级别★★★★
最著名的作品《第6号谋杀计划》《奈特手下不光彩的特工》《双重间谍》《犹大》
以间谍生涯为素材的作品所有作品都取材于他的间谍生涯
最重要的间谍活动曾受雇于英国军情五处，从事反间谍工作；战后作为情报官被派到德国汉诺威，任务是调查可疑的难民；1948年回国后，他又在反颠覆部工作了二十年。
精彩旁白约翰·宾厄姆1908年11月出生在英国，曾在切尔滕纳姆学院接受教育，后在法国和德国学习语言。曾当过《赫尔每日邮报》记者、《星期日电讯》的美术编辑；1960年继承了爱尔兰的克兰莫里斯男爵的爵位。九、持枪的间谍作家
1940年夏天，当国家安全执行委员会成立，正式接管英国所有的安全机构时，军情五处处长几易其人，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弗农·凯尔被迫辞职，前警方人员哈克接替他的职务。很快，代号“碧玉”的哈克准将又被戴维·皮特里爵士取代。由国家安全执委会主席斯温顿勋爵任命的皮特里处长，对这一机构实行了改革。他决定任命一批具有不同背景的官员。马克斯韦尔·奈特领导的B5（6）部门就是这一政策的具体反映。
真假间谋
约翰·宾厄姆不仅是一位大大受到低估的作家，而且也是屈指可数的几位公开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辩护的人之一。他以自己在军情五处的经历为素材创作了极为忠实的惊险小说。
约翰·迈克尔·沃德·宾厄姆出生于1908年11月，先是在切尔滕纳姆学院接受教育，然后花了三年时间在法国和德国学习语言。他当过《赫尔每日邮报》的记者，后来又任《星期日电讯》的美术编辑。1960年继承了爱尔兰的克兰莫里斯男爵的爵位。
他的妻子，传记作家玛德琳·宾厄姆写道：“也许是因为在报刊工作，几乎每天都要读到大量有关纳粹分子猖狂活动和残害犹太人的文章，这使我们具有比大多数人更为强烈的政治意识。对可能引发战争的事件更为敏感。况且1936年我们一直住在切尔西，目睹了莫斯利莫斯利是纳粹组织黑衫党头目。黑衫党行进在国王大道上的情景。”宾厄姆因为近视眼，最初未被批准入伍，后来他把视力测试表默记在心，终于混进了皇家工兵部队。在这期间他和他妻子开始创立旨在反对绥靖政策的英国民主党，正是借助这一新建立的政治团体，宾厄姆抓了一个所谓的“间谍”。
（图片一张战前秩序混乱的照片）
当一个名叫沙弗罗特的德国侨民申请加入英国民主党时，从小就喜欢阅读奇尔德斯和巴肯小说的宾厄姆顿生疑窦。他无法理解一个德国人为什么想反对自己的国家。事情也凑巧，沙弗罗特竟在一个兵工厂工作。充满自信的宾厄姆慢慢地认定沙弗罗特是一个间谍，并决定把他送交法庭。宾厄姆写信给他的叔叔赫伯特·狄克逊议员，请他与情报机关联系一下。然而狄克逊更关心的是他参与英国民主党活动的事。他把宾厄姆召到下议院，当面指出一个地方部队的军官组织政党是违法的。宾厄姆说自己只不过是个卑微的皇家陆军工兵部队的司机，赫伯特叔叔仍不改口。但他答应派人调查沙弗罗特，宾厄姆则静候消息。他确信自己尽了职，一名重要的间谍就要露出真面目了。
结果，沙弗罗特是完全清白的，宾厄姆大为失望。不过，此番调查为宾厄姆进入安全机构创造了条件。几星期后他被召到军情处五处总部接受面试，自己成了一名间谍。
詹姆斯·邦德的“老板”
马克斯韦尔·奈特，是军情五处的一名经验丰富的官员，专门负责反颠覆活动。他可是个风云人物，伊恩·弗莱明笔下的“007”詹姆斯·邦德的老板M，就是以他为原型的。他还是研究秘学的学者，精力旺盛的板球运动员，爵士音乐的行家，自学成才的博物学家。晚年他还主持过BBC广播电台的儿童节目和自然史节目。
出色的成绩早已使奈特在军情五处里赢得了声誉。他成功地在英国共产党组织和法西斯主义联盟内安插了特务。1938年他还破获了受到共产党支持的伍尔维奇·阿塞纳尔间谍网。不过他的私人生活很不幸。他的第一个妻子是自杀的，以后的两次婚姻也是危机不断。奈特是军情五处里最神秘莫测的人物之一。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他周围聚集着一些年轻精英。他所领导的B5（6）部门是军情五处最秘密的前哨部队，该部设在海豚广场靠近泰晤士河的一幢独立的大楼内。当初对宾厄姆进行面试的就是奈特，在宾厄姆的印象中：“他约四十岁，长的十分英俊，鹰钩鼻，脸上常挂着微笑，能当巴肯笔下主人公的原型。他穿一件灰色的花呢服装，与他的头发构成协调的色彩。可是面试后没给他回音。于是宾厄姆回到舰队街的《星期日电讯》社，仍去当他的美术编辑。随后的几个月里奈特偶而把他召去，问他一些关于某些有法西斯倾向的记者的问题。有的他能回答，有的他没法回答，但他意识到，自己已在报社内充当“间谍”的角色了，因为报社老板罗瑟米尔勋爵曾是莫斯利的支持者。
1940年春，宾厄姆终于收到奈特的一封信，信中提及了军情五处的一份年薪400英镑的工作，请他考虑一下。玛德琳·宾厄姆回忆说，那天她丈夫从奥尔德肖特打电话告诉她，他已经接受了奈特的提议，调令马上就要下来了。“我无法相信这一事实。约翰竟成了巴肯笔下的人物之一。真是太有意思了。”但奈特对理查德·汉内式人物不屑一顾，他想要一帮能适应各种社会环境的年轻人。他近来吸收的这种适应性很强的年轻人中，有神秘小说家丹尼斯·惠特利与他第二个妻子所生的儿子比尔·杨格、一个自取笔名威廉·莫尔的侦探小说家、一个负责监管反共产主义行动的前报社记者诺曼·希姆斯沃恩和花花公子托尼·吉尔森。宾厄姆即刻开始在海豚广场工作。他拥有两个套间，一个套间是用作办会室的，另一个套间则出于安全考虑用作卧室。宾厄姆受奈特的直接领导。奈特要他在玛德琳面前守口如瓶，幸好他在《星期日电讯》当记者时就来去行踪不定，所以没引起亲戚朋友的怀疑。
宾厄姆很快看出，奈特用人非常谨慎，被他选中的人不多，因为在他的部门“情报官”与“特务”之间没有区别，他们都必须是多面手，有时得像情报官一样考察征募对象和审查嫌疑分子，有时得像特务那样进行刺探活动。奈特的观点是，在反间谍活动中特工人员必须百分之百地可靠，而最可信的是他手下的情报官员。那儿的气氛轻松愉快，常常有人开玩笑地说：“这些长着一双鹰眼的人老是不停地进进出出。”其实奈特手下那些独当一面的官员都是些相貌平平的人，而且无一人与鹰有相似之处，然而他们的这种平凡却越发显得有魅力。
奈特战时最漂亮的一次行动是逮捕安娜·沃尔克夫和泰勒·肯特。他们俩人卷入了盗窃罗斯福与邱吉尔之间往来的绝密信件副本一案。这些信件的内容一旦泄露，罗斯福政府就有可能垮台，并由此阻碍美国参战。这次成功的行动给他的部门带来了荣誉。宾厄姆也从奈特身上直接学到了如何井井有条地开展工作。
夫唱妇随
1940年，当大规模的战争行动开始后，宾厄姆着手撒网围捕外国嫌疑犯，并为在曼岛囚禁被指控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人游说。玛德琳终于作为军情五处的一名秘书，去新设在牛津郡布莱尼姆宫内的总部上班了。外界对军情五处的印象是，办公室的打字员、秘书和文书档案管理员，都是些疯疯癫癫初出茅庐的年轻女子，她们把安全保密工作看作无足轻重的事情。但玛德林觉得，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强烈的安全保密意识。她们中大多数人是军人的女儿或妻子。她的同事基本上都住在基布尔学院内，环境死气沉沉。从卧室到浴室得穿过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哥特式庭院。但奈特和他手下的人则全都在海豚广场那儿工作。像材料归档、审核报告等琐碎的事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