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老李关掉所有的网页，我又重复了刚才的话。我说，芳芳要走了，我拍点东西给她留点纪念。李处长，您要不要说几句话？老李脸蛋红得像苹果。他擦擦额头的汗，说不讲了不讲了，没什么好讲的，以后记住，上班时间决不准干和工作无关的事。我听后暗自发笑，这才关掉录像键，把摄像机提在手上。他刚才说的那句话堪称经典。先是一个人在浏览成人网站，接下来手忙脚乱关掉网页，最后一本正经说上班时间不许干和工作无关的事情……
我呆呆地坐着，冲着电脑上的word文档发呆，同时脑子里把需要做的事情排练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我满脸通红，心脏咚咚直跳、几乎要从嗓子眼冲出来——我犹豫再三，还是没有胆量实施。那天硬着头皮拿着“掌中宝”和三盘精彩影片去老李家已经很为难自己了，回来后我内疚了好几天，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现在果真这么干，那以后还让我怎么活啊？我从座位上站起，跑到厕所里用凉水使劲把脸冲了几遍，感觉稍好。之后我对着镜子左右端详着自己。书上说一个人在面临道德抉择时，对着镜子审视自己有助于做出正确的决定。我看着镜子里湿漉漉的那张脸，正准备理理思路，不料西欧进来了。他狐疑地看了我一眼，之后开始对着便池脱裤子。于是我只好离去。
大约5点钟，我给刘飞介绍的静静小姐打了电话。我说您好，不好意思打搅了，我是周小萍的朋友，您、您最近见她没？静静的语气听着毫无善意。她说，她呀，我半年多没见她了，还有别的什么事儿吗？我说，是刘飞给我您的手机号的，其实主要是想问问她的一些事。静静显得不耐烦，说那你问刘飞不成了吗？他是周小萍的前男友。我只好耐心说，这个我知道，其实不瞒你说，我是周小萍现在的男朋友。事情是这样的，这两天我到处找她，可怎么都找不着，就联系了她几个朋友。结果发现她给我说的好多事根本就是假的。说实话，我这两天真有上当受骗的感觉。我听刘飞说，你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她好朋友，所以我想你肯定对她特了解，就想问问你有些事。听我这么可怜兮兮一说，电话那端静静的语气稍微缓和，说想知道你是不是上当受骗了，是吗？我说，差不多就是这意思吧。静静说，跟那种人在一块你能不上当才怪——那还不是明摆的事？我这几天都在店里值班，走不开，你要有空、又不怕死，就过来吧！我说那太谢谢你了，你下午6点钟以后有空吗？静静说，有，我一直都在店里，你记一下具体地址。静静让我记下的地址是三里屯一家酒吧。这几天非典肆虐，酒吧也几近停业，她哪儿都去不了，一直在店里看门。
那天为了打听周小萍的下落，我冒着生命危险，戴上十八层口罩，坐了辆出租车去见周的一位闺中密友。车开到东直门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司机回过头说轮胎爆了。我说，哦，爆了。司机把已经有些发黄的口罩往下拉了拉，说三里屯就在前面，步行也就五六分钟。我只好交钱、要车票、朝他指明的方向前进。走了20分钟，没见到一家酒吧。于是在一条河边，我走上前问站岗的武警，三里屯在哪儿？武警伸出手，示意要我不再接近，说，顺着河边往前走，到了前面的路口再往左走就到。我就顺着河边走，一连见到几个国家的大使馆。围墙外隔上十几米就有一名全副武装的武警，路上还有使馆的“奔驰”、“宝马”穿行而过。我内心一阵激动，心想俺去的驻外机构大概也就是这样吧，看上去好爽呐。
还有个问题我一直在路上问自己：你为什么非得找到周小萍呢？是啊，我看上去好像有点吃饱了撑着了。
静静打工的地方大概是这样的。推开玻璃门，左边是一扇紧闭小木门；正前方是木质的楼梯，顺着楼梯可以上到二楼；右边是一间小屋子，隔着透明的玻璃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形，有帽子、项链、小手表、时髦的背包，等等，都是一些小巧玲珑的时尚玩艺。上了二楼，里面看着挺大。楼梯旁边是吧台，其余的都是桌椅。有的地方放着书架，书架上摆放着文艺青年或者小资们喜欢翻的书，比方说梵高的书信、王小波的小说、史铁生的散文、戈达尔的自传。墙上还挂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的上面还有留言，大多笔迹飘逸，像是喝醉了酒，什么我很冷、我好恨你、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活得不耐烦可是又不想死。酒吧深处据说是三四个包间，我没有进去，因此不晓得其间奥妙。
静静在这家酒吧大概是个领班之类的。正如打听到的，静静和周小萍从小长到大，直到高中毕业。初三，静静和周小萍同在一班。她们的物理老师不是个糟老头子，而是刚从大学毕业风度翩翩的帅哥。那时候，周小萍和静静含苞待放，正是花季时节。为了能和帅帅的物理老师接近，她俩的物理成绩都名列前茅。两人在高中仍在一班。从高一开始，周小萍的男朋友越来越多，范围也从校园延伸到区内，以至北京市的各个角落，颇有“打西单、震东单”的气势。当然，还包括她们所称的“北漂”。而后，酷爱艺术的静静报考了中戏表演系，但是文化课没过线，所以没考上。因为钟爱的艺术，她没时间认认真真埋头于题海，最后考上了北京一所破破烂烂的大学。而周小萍同学，靠着父亲塞给招生老师的10万元人民币，进北京一所名字很响的金融类院校。考上大学后，两人变化都很大。周小萍越来越像金融家的女儿，静静越来越像不得志的文艺青年。毕业时，周小萍自然不用找工作，就在她老爹统领的保险公司实践，同时做好去瑞士自费留学的准备；而文艺青年静静，因为各种原因没找到心仪的工作，辗转反侧，最后到了这家酒吧，想过自己曾经梦想的自由生活。
根据静静的转述，关于最近发生的事情卖保险的那帮人是这么说的：周小萍前几天已不幸染上SARS。染上SARS后发生的事又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种说她只是疑似病例，还没有最后确诊；一种说她目前正在紧要关头，如果能挺住就大概没什么危险，如果不能那就小命不保；还有一种说法是，在周小萍开始发烧时，她老爹就租了一架飞机，直接把她送往香港治疗。对于最后一种说法，我持保留意见。因为我觉得香港也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特别是个非典病人。可是静静吐了个漂亮的烟圈，不屑地笑笑，说人家有钱什么干不了？我仔细一想，觉得也许存在这种可能性吧。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有钱过，靠着可怜的想象力，我无法推断出有了钱到底能干出多么稀奇古怪的事情。
关于周小萍的问题，我已基本打听清楚。我对自己说：姓周的就像个噩梦，过了今天你彻彻底底把她忘了就是。就像高中时每次我和宽宽一块看通宵录像后内心都愧疚不安，我们往往会双眉紧锁、咬文嚼字地说：过了明天，重新做人！
第五部分第三十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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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星期三，晴转多云。
今天是“劳动节”前的最后一天。早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列出“相信科学、抗击非典”征文大赛的提纲。这玩艺我放假期间琢磨琢磨，放假之后再花两三天的时间写写，应该能搞定。桌子对面，芳芳继续转移电脑里的私人文件，把那些东西剪贴到自己的移动硬盘中。我偷偷看着她，心里不是个滋味。老李已经开始让她进行工作交接了——就是把手头的工作整理分类、最后写成一份详细的工作交接报告。芳芳说有个工作了一两年的学英语语言学的硕士来接的她工作。现在经济不景气，又是非典时期，招聘一个这样的女娃还是很容易的。而老李上班后没跟我俩说一句话，一直躲在他那边，也不知道在干吗。
中午我和芳芳戴着口罩去食堂买盒饭。两素一荤，这是雷打不动的。我要的是炒土豆片、炒青菜、回锅肉；芳芳要的是鱼香茄子、海带丝、宫爆鸡丁。我现在一闻到食堂里的味道就想吐。这下倒好，搞得办公室也是这种恶心的气味。我吃了一半，终于无法忍受，把饭菜统统扔到厕所旁边的垃圾桶里。正从厕所往回走，碰到芳芳。她一脸苦相，也说实在是吃不下去，再吃就要流鼻血。我双目圆睁，说不会吧，怎么会鼻血呢？芳芳说，小弟弟你有所不知啊，我一吃食堂的饭就上火，脸上常有要长美丽青春疙瘩豆的趋势。我说，我没有见你脸上长东西啊。于是芳芳像电视里那些做广告的美女一样，说两年多了，我一直都在吃排毒养颜胶囊！
昨天晚上从静静的酒吧回来已经很晚了，到宿舍又和刚刚看完书的宽宽聊了一会儿。吃完饭愈发困倦，就关了电脑的显示器，趴在桌上睡了一会儿。睡得很香，连梦都没做一个，不料稀里糊涂就被芳芳推醒。芳芳说马上在三楼会议室开会，赵处长也去。我迷迷糊糊地说，干吗啊？不就开个会吗，怎么搞得这么兴师动众的。芳芳说，你这个榆木疙瘩，明天不是要放假了吗？我哦了一声，在桌上一大堆文件里翻出我开会专用的笔记本。用了快一年了，本子上已经画满了领导和同事们的素描。估计到七八月份，得换个新本子。
我在厕所洗了把脸，匆匆忙忙赶到三楼会议。赵处长和老李还没到，对外合作处的小兵小卒却已经到齐。平时开会，要是领导没到，我们这帮年轻人之间还会打打闹闹，异性之间甚至还会开个无伤大雅的黄色小笑话，往往是男的一脸坏笑，女的花枝乱颤。今天个个一脸严肃、正襟危坐。难道今天他们就要宣布赴驻外机构工作的人员名单吗？我想不至于吧。这么想着，就看见赵处长和老李进来了。两人一边往里走一边窃窃私语。赵处长坐到椅子上之前还看了我一眼。我一惊，一下出了一身冷汗。
赵处长讲了大概5分钟吧。主要意思是说明天就要放假了，从春节到现在这三个月大家都很辛苦，也应该好好休息休息了。特别是目前北京处在非常时期，而对外合作处的工作人员，上上下下、男女老幼，在这个非常时期仍然坚守岗位。这种忘我的工作作风、工作态度值得大力提倡、大力表扬。她又说五一放假期间，大家在好好休息的同时，要注意安全。现在是非常时期，所以人员不得离京。有未经上级许可擅自离京者，发现后要受到严厉的行政、经济制裁。即使呆在北京，也不要去人群聚集的地方。不要这、不要那，赵处长又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地对着手中的一张纸念了二十多个不要，关于五一的安全问题这才告一段落。后来她话题一转，说到了芳芳合同期满的问题。她说芳芳一毕业就来到对外合作处工作，几年来工作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取得的工作成果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现在她合同期就要满了，可能会有自己的打算。她要是愿意继续在我们这里工作，我们当然是张开双臂欢迎的；她要是有别的选择，我们就衷心祝福她在未来的日子里一帆风顺吧。赵处长的一番话说得芳芳激动万分，眼睛红红的。芳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朝大家鞠躬，并且连说几声谢谢。而赵处长的讲话也告一段。她看了看老李，老李就说赵处长，您要是有别的什么事就先走吧。赵处长朝老李点点头，又朝大家点点头，起身离去。
赵处长走了之后轮到老李讲，结果他讲了将近一个小时。他一讲话，我们就得记笔记。可能因为去驻外机构工作的事情，这次会议与会者的笔记记得特别勤快。对于老李来说，这次会议绝对是一次胜利的会议、成功的会议。整间会议室除了老李慷慨激昂的讲话声，就是我们这些小卒子们刷刷的写字声了。有人像小学生一样仔细，除了一笔一划地写字，还用改正液把错别字认认真真地改去。要是被赵处长看见，绝对会说这种忘我的工作作风、工作态度值得大力提倡、大力表扬。而老李平时看电视、看报纸的成果也清晰地显现在此次会议的讲话中。他从办公室打印纸张的节省谈到凤凰卫视奔赴海湾报道的勇敢的女记者，从中午个别人员把盒饭饭盒乱扔的坏习惯谈到北京非典疫情的逐步控制，从张国荣的跳楼自杀谈到年轻人应该积极向上、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听得大家如痴如醉、忘乎所以。老李大谈对外合作处和国内外的大好形势时，我像从前一样在厚厚的笔记本上画我的素描。我先画了一张关于老李的——他坐在办公桌前，办公桌上放着他的笔记本电脑。笔记本电脑上是一些圆的和长的人体器官，而老李并没有聚精会神地看电脑，而是扭过头来朝一边看。表情有些惊恐、有些愤怒。我看看本子上活灵活现的素描，又看看老李戴着眼镜摇头晃脑地自我陶醉，差点笑出声来。接下来我又画了一张宽宽的——宽宽也坐在办公桌前，办公桌上堆放着小山一样的各类参考书。宽宽就在小山一样的书籍中埋头苦读。想起宽宽，我又忍不住想笑出声来。看来我和宽宽注定是一对拆不散的铁哥们了。高中时我俩在同一所中学，经常一块结伴看通宵录像；大学时我俩在同一座城市，经常到对方的学校乱窜；工作后又都来到了北京，现在这小子又和我住到同一间屋子了。这可真像一句老话说的：人生啊，可真是奇妙呐！
那天下午的阳光很毒，外面杨树上的知了没命地叫着。会议室里的空调开着，但是仍叫人感到窒息。我又在小本子上乱画着，昏昏欲睡，直到老李提到了单位的房子。我一个激灵，一下子清醒过来。老李说北京的房子很贵，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单位为年轻职工分忧解难，才把这么好的房子给你们住。这是单位作为一项福利提供给大家的。想必你们也清楚，咱们这块的房子到底有多贵。像你们现在两个人住的两室一厅，你们要是出去租的话少说也得1500块。这么好的条件在别的单位那是绝对少见的。但是，单位把房子给你们住，并不代表着房子就是你们的。最近，底下有反映说咱们有些人啊，经常把一些亲戚啦、朋友啦带到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