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留意创文学活动的准备上。按他的打算是：第一步要出杂志，第二步，要翻译介绍俄国和东欧的文学作品。周作人也积极参加了鲁迅的革命文学活动。不几年后，周作人开始恋爱了，他相中的是个日本姑娘，叫羽太信子。这对民族歧视很严重的日本来说，一个中国人能有这样的艳遇，可以说是不多见的，更何况女孩子长得既白净又俊气。到了1909年，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恋爱已是瓜熟蒂落，两家商定了日子，打算结婚。为此，周作人又是高兴又是烦恼，因为当时周作人的开销主要是来自官费，一旦成了亲，就远不够花费了。为了成就弟弟的学业和小家庭幸福，鲁迅决定放弃自己在东京的第二步文学活动的计划以及去德国深造的机会，准备回国谋事。
鲁迅回国后，先是担任了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员，尽管每月“所入甚微，不足自养”，但还是节衣缩食，坚持为周作人寄月费。一年后，他在绍兴府学堂做学监，收入有了点增长，就把寄给周作人的月费增加到了六十元。平时鲁迅还很想多买点书，多罗致些拓片古董以供研究，但一想到周作人和羽太一家，总是尽力俭省再俭省。
1912年，周作人和他的日本妻子回到绍兴，鲁迅除了在经济上继续接济外，在事业上对周作人又投之以更大的关注。周作人曾译中篇小说《木炭素描》，他先后把译稿寄给《小说月报》和中华书局，结果都撞了壁。鲁迅见周作人为此很苦恼，就亲自为他奔波，终于得到了文明书局的应允。后来他又和周作人一起用“周绰”的笔名发表了一些作品，以至于《热风》在编选时，亦将周作人的几篇杂感选进，1915年1月，鲁迅花费了大量精力辑成《会稽郡故事杂集》，也用周作人的名义印行。
鲁迅万万没有想到，兄弟间的裂隙，已渐渐出现了。
三
周作人自从娶了妻之后，鲁迅就隐隐约约地感到了兄弟间在感情上发生的变化。导致这个变化出现的外在契机，主要来自弟媳。羽太信子的娘家本是个平民小户，但她却摆出一副讲排场摆阔绰的花架子。儿子上学念书，出门归家她都要用包车接送，家里除了有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外，就连收拾屋子、洗衣看孩子的女佣，她也要分门别类地雇上几个。平时自己更是出手撒漫，一有钱，就跑日本商店买东西；新做的被褥，才用了年把，一高兴便会随手赏给了仆人；有时，一桌饭菜做好了，她突然心血来潮，重新包饺子吃，小孩生病，哪怕是头痛脑热，她也要请外国医生坐轿车来诊治。当时鲁迅在教育部供职，月薪三百元，加上稿费和讲课费的收入，和一般职员相比称得上是高薪了。他每个月都把全部的收入交到羽太信子手里，再加上周作人的工资。按理讲这日子该过得很宽裕了。然而到头来，鲁迅还得四处向朋友借贷。
后来，鲁迅实在看不下去了，先是劝周作人跟弟媳说说。周作人表面应允得很好，待见了信子后，依然由着老婆使性子。当然，惮于大哥的威严和经济上的供养，在很长时间里，羽太信子对鲁迅的恼怒，还不得不掩盖在恭顺的外貌之下。
周作人怕惹是非，随遇而安，有时，他为了求得太平，能安安静静地看会儿书，甚至会作出糊涂得令人无法理解的疏懒与忍让的举动。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弱点，在家族成员中，他第一个成了被羽太信子制服的人。以后凡是要差丈夫去做他不愿做的事，只要搅得他不得安宁，无法读书，就一定会迫得丈夫俯首称臣，奉旨而行。有一次，周作人跟鲁迅说，打算把岳父岳母从日本接来同住，鲁迅不赞成，认为多年来寄钱供养他们，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今后只要继续奉养他们以足天年，也就问心无愧。更何况他们还有别的子女，又有什么必要非到中国来呢？周作人当下很不高兴。后来鲁迅追究起这段往事的来龙去脉后才知：“周作人这样做，是经过考虑的，他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胡搅，他就屈服了。”
鲁迅待弟弟、弟媳虽然仁至义尽，但对不合理的事，该反对的他还是要反对，该指正的，他还是要指正。有一次，羽太信子的孩子在纸糊的窗户下玩火，几乎要酿成灾情，鲁迅发觉后，认为应该加以训诫。信子听后很不舒服，晚间丈夫回来，她就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进起谗言来。起初，周作人犹不以为意，后来这类的言语听得多了，心中慢慢地也起了芥蒂。鲁迅平时很喜欢孩子，只要侄子侄女们来玩，他就高兴，常买些糖果食品给他们吃。信子心胸狭隘，上次的事一直耿耿于怀，总想寻机渲泄，一见孩子吃了大伯的东西，马上就窜了出来，当着鲁迅的面骂孩子，还严厉地呵斥说，今后不准吃别人的东西。这不由得使鲁迅尴尬万分，只得自我解嘲地说：“看来穷人买的东西，大概也是脏的吧！”话虽说得轻俏，心中泛起的酸楚，几乎激得他要落泪。不久，他又从孩子的口中得知，他们的父母还私下里关照孩子：“以后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一个人冷清煞。他心中倍感悲哀。
1923年的7月13日，鲁迅和周作人逛东安市场回家，发觉气氛有点不对头，周作人进了屋后也一直不见出来。到了晚上，鲁迅没见二弟他们邀请自己一起进餐，便胡乱地吃了点就睡了。第二天起床，他依然觉得家里沉寂得象没人一样，平时孩子们上学去的喧闹声也听不见了，除了板着脸的信子偶而露几次面外，其他的人都好像在有意地避着他似的。鲁迅感觉到了一种无声的压力，并且随着他表面上的冷眼相观而不断地加强着。到了7月19日，终于转向了总爆发，周作人拿着一封信来到了鲁迅的房间里，朝桌上一扔就走了。鲁迅瞧见信皮上写着：“鲁迅先生启”的字样，脑子嗡地一下热了起来。他迅即拆了信封，展开信笺，只见上面涂了一段极其简单的文字，大意是“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鲁迅把役工唤到跟前，让他传个话，想和周作人谈谈。不一会儿役工回话说，周作人不想见鲁迅。就这样一直僵持到8月2日，鲁迅再也不忍让大家都浸在这充满火药味的气氛中生活下去了，决定自己搬出亲手置买的八道湾的房子，把它和盘地谦让给了二弟。（下期续完）
Number：1981
Title：现代人的道德困境和出路
作者：王润生
出处《读者》：总第67期
Provenance：中国青年
Date：1986。11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英国作家毛姆在小说《啼笑皆非》中讲过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一位小人物一举成为名作家了，新朋老友纷纷向他道贺，成名前的门可罗雀同成名后的门庭若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毛姆为我们描写了这样一个场面：一位早已疏远的老朋友找上门来，向你道贺，怎么办呢？是接待他还是不接待他？按照本意，自己实在无心见他，因为一无共同语言，二来浪费时间；可是人家好心好意来看你，闭门不见似乎说不过去。于是只好见他了。见面后，对方又非得邀请你改日到他家去吃饭。尽管你内心一百个不乐意，但盛情难却，你不得不佯装愉悦地应允了。在饭桌上，尽管你没有叙旧之情，可是又怕冷场，于是又得强迫自己无话找话。这种窘迫相可想而知……来而不往非礼也，虽然你不再愿意同这位朋友打交道，但你还是不得不提出要回请朋友一顿。你还得苦心盘算：究竟请这位朋友到哪家饭店合适呢？去第一流的大酒店吧，你担心你的朋友会疑心你是要在他面前摆阔；找个二流的吧，你又担心朋友会觉得你过于吝啬……
用分析的眼光看，处于上述情境中，是可以有两种选择的，一种是象故事的主人公那样，充分照顾和尊重朋友的感情和愿望，违心地接待他，接受邀请，并回请对方；这样做的结果是体现了主人公的善良和好心，而代价却是牺牲了真诚。另一种选择是充分照顾自己的感情和愿望，不愿见朋友就干脆拒绝接待；其结果是体现了自己的真诚，而代价是违背了善意的要求。两种选择，究竟哪种更好些？很难说。前者符合善良、同情的道德要求，后者符合真诚的道德要求，而任何一种选择又都有欠缺；选择了善良就得牺牲真诚，选择了真诚就得牺牲善良。这种让人遗憾的难以两全因而带有悲剧色彩足以使人踟蹰徘徊的选择，正是我们所要说的典型的道德困境。
在道德生活中，在是与非之间、善与恶之间、有价值的东西和无价值的东西之间进行选择，是容易的；道德困境的实质恰恰是要人们在是与是之间、善与善之间、两个有价值的东西之间进行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生活中最深刻的悲剧就是由是与是之间的矛盾酿成的。
下面再举几个平常的例子：
例一，社会目标选择上的困境：如道德价值优先还是经济价值优先。就我国目前的区域经济开发而言，主张全面开花，沿海内地均衡发展实际上强调的是道德效益，主张为了地区间的平等不惜以部分地区牺牲经济效益为代价；主张“梯度理论”，优先保证沿海地区经济起飞的实际是强调经济价值优先的。而相对于人的需要而言，在抽象的意义上又很难比较两者的价值孰大孰小，由此就形成了决策目标选择上的困境。
例二，人生目标选择上的困境：如爱情与事业，归宿感与自我实现之间的冲突。电影《人生》中高加林在巧珍和黄亚平之间所作的选择实质上就是在爱情与事业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仅仅为了爱情，他内心的天平无疑是倾向于刘巧珍的，可代价却是舍弃黄亚平可能为他提供的到大城市去显露才华的机会；如果单单为了事业，他也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黄亚平，但他犹豫了，原因就在于巧珍的爱情也是难以割舍的。这几年在女性中有一个热门的话题“什么是理想的女性”。有人为女强人大唱赞歌，又有人呼唤着贤妻良母，为此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原因也在于构成两种类型的人格要素很难共存于同一女性身上，而两种类型的女性又都是有价值的。
例三，人格要素及行为方式选择上的困境，如正义与真诚、目的与手段的冲突等等。比如，有人根据自己的志趣爱好、知识结构而选择了从政的道路，其政治抱负是为人民做点力所能及的好事。从动机上看，这无可非议。如果你所在单位的领导是正派的、有眼力有能力的，你也不会遇到什么困境。但如果领导昏庸无能的话，麻烦就出现了：你非常珍视真诚这一品质，可他偏偏吃“拍”；你满腔热情地寻找工作中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可他偏偏喜欢“报喜不报忧”；你根据你的审美眼光喜欢西服革履或者其它式样的穿着，可他却偏偏将是否穿蓝灰色的中山装作为衡量干部是否朴素的标尺；看不惯的事情你就得说出来，这符合你的个性和正义感，可他偏偏器重那些“老实”“听话”的下属……怎么办呢？如果你要保持你的个性，其代价无疑是影响甚至葬送你的前途目标的实现（因为对你来说？不做官很难成事）；可如果你要使你能被提拔的话，又得牺牲你的个性和真诚。
道德困境产生的主观原因是人的需要的多样性。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宿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需要，都是人所渴望实现的，丰衣足食的物质生活，人们不能舍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个人精神生活的充实同样也不能舍弃。实际上，所有的道德困境归根到底都可以还原为人的某种需要同另一种需要的冲突。
道德困境产生的客观原因是现存的社会条件难以尽如人意。假如将来现存的户籍管理制度改变了，假如机会能够在城里人和乡下人之间进行完全均等的分配，假如没有不正之风对合理的机会平等的干扰，那么，高加林的困境也许根本就不会产生。同样，假如我们的干部都是正派能干的好人，或者干部的选拔不是采取上级任命的办法，也许那些渴望从政的人们也就避免了上述在仕途和人格之间进行选择的困扰。假如家务劳动已经高度社会化了，做女强人还是做贤妻良母的争论也将会缓和得多。
但是，社会条件的改善是受历史制约的，把问题和责任合盘推给社会并不能解决问题。何况，理想的社会虽然可以将道德困境的出现率减少到最低限度，也难以彻底避免其发生。旧的困境消失了，又可能有新的困境产生。像毛姆所描述的那种困境，还几乎与社会条件无关。
处于困境中的选择者往往伴随着心理上的困扰和痛苦，但是不能因困扰而不作选择，否则所有的价值将一并被舍弃。出门远行，飞机虽有速度，却没有火车安全，火车较安全，却又没有飞机的速度，我们总不能因两者都不那么十全十美而干脆不出门。
那么，如何判断其中的某一种是“最值得选择”的呢？我们的老祖宗早就告诉过我们一个原则性的方法：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
下面所要讨论的问题是，在价值倾向确定的情况下，我们能否找到一些有助于在困境中确定优先选择目标的技术性方法来。换句话说，我们能不能把老祖宗的原则具体化。
19世纪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家边沁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快乐测量法”，很有借鉴意义。尽管他罗列的7个标准是用于计算快乐的，但舍弃他所主张的“快乐”这一价值规定，换上选择者自己所认定的价值目标，并略加改造，也可以将这些标准当作在道德困境中进行选择的参照系：
1，强度：即比较两个价值中哪一个最有助于满足我们最强烈的需要。比如职业选择，某种职业创造性较大而收入较少，另一种职业收入较高而创造性稍差，选择什么呢？全看你更重视个人收入呢，还是更重视个人能力的释放。
2，确定性：即优先的选择必须是能够较确定地带来预期后果而不是仅仅有一丝丝可能性的。比如究竟是做女强人还是做贤妻良母，就得先看看自己的内在条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