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官威灵顿·古秘密协商。古极力描述日本人的威胁，但没有透露太多细节。古求助于瑞恩慈教授仁慈的政治温情主义，并最终受到另一位政治科学家伍德罗·威尔逊教授的支持。威尔逊后来当选美国总统。
亨特有关“门户开放政策的支持者”的观点和里德对传教士思想的阐述都认为美国的政策有家长制作风和傲慢侵略的性质，这两位作者认为后来发生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正是由此引发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是不现实和误人歧途的。里德写道，这是因为“美国人意图虽好但很危险”，而亨特认为“这是有缺陷和本质上有种族优越感的设想造成的”。亨特还观察到：“中国幅员辽阔，人员众多，在节新和衰落间徘徊，为美闰的扩张主义提供了无穷的机会。”可以进一步认为，中国不仅提供了一种机会，同时还需要具体的帮助，这包括传教士有益的工作和后来约翰·D·洛克菲勒所提供的帮助。在中国方面，这种特殊关系可以从导致中国革命的错综复杂的反抗中找到起因。这种特殊关系和为耶稣赢得中国的理想循环往复地出现在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之中，中国向现代变革发展的潜能不断增强。
受现代变革压迫的中国文化比起历史上别的文化是最独特、鲜明和古老的，也是最自给自足、平衡和庞大的。因此，中国在过去150年中间断发生的周期性革命，是历史所需的最深刻和最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信奉变革的美国人隐约意识到这种变革是伟大和曲折的过程，他们所做出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对此，历史学家已做了充分描述。由于中国人陷人重重困境之中，因此他们对美国人有一种特殊的要求。确实，现在这种情况仍未改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亨特关于中国人在美国遭受不公平待遇的报道，会增加老传教士们的负疚感，而且只有行善事才能赎罪。历史需要不断修正，但终将会慢慢消逝。台湾和香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甚至传教士与牛仔都将慢慢消逝，但这一切尚没有结束。
此篇发表于1983年6月24日出版的《泰晤士文学增刊》，评论的是迈克尔·亨特所著《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国与中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33年）和詹姆斯·里德所著《传教士思想与美国东亚政策1911—1915》（马萨诸塞，坎布里奇，东亚研究委员会，哈佛大学，1983年）。
03 在中国的传教士的新闻写作
＇现在，传教士历史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历史的主要焦点，我们所指的是与中国普通大众联系最紧密的西方传教士；因此，传教士的亲历记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有关中国大众生活的情况。
美国传教士总是以新的方式来满足中国的诸多需求。像传教士早期支持中国反对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样，反缠足运动和从完全由男权支配下解放中国妇女的妇女解放运动，都是传教士态度的具体体现。在美国的边疆，当美国文明的先驱者陷于困境的时候，他们总是力图找到解决的办法，这种精神对被传统深深束缚着的中国来说，是一种可贵的贡献。］
佐治亚州南方卫理公会教徒杨格·J·艾伦（1836—190年）是传教士队伍中最积极的一位英裔美国人，他用中文发表关于西方世界的新闻和评论，以此鼓励19 世纪末中国的改良运动。这些主要分布在上海和北京的传教士，对工作抱一种共同的信仰：基督教、科学和民主制度是上帝使人类获得的物质和精神进步的组成部分。艾伦特别指出，妇女解放是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他在埃默里大学所受的教育，使他对基础科学有一定了解。此后，他继续宣传并创立了进行基督教训练的普通学校和大学，他在中国编辑中文刊物，强调非宗教性的学习，特别是学习科学和技术。他把他的《教会新报》（1868—1874年）重新命名为《万国公报》（1874—1883年，1889—1907年）。在1881年至1883年间，《万国公报》从宗教布道会得到一笔资金，购买了800本宗教小册子免费送给中国的政府官员。从1881年到1893年，艾伦在中国担任南方卫理公会传道团体的负责人1883年，他种暂停刊物的出版。1889年，他又恢复了《万国公报》，并一直出到l907年他去世为止。他为这份刊物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艾伦的杂志流行于东亚的主要地区，特别是中国的通商口岸。《万国公报》是当时重要的新闻媒介，它不仅用中文传播基督教教义，而且充当了发展中的中国基督教团体的喉舌，成为中国基督教作家发表新闻和观点的论坛、这些作品是研究新教中国化和教会机构发展的从本材料。
同等重要的是，艾伦的刊物传递了中国（包括《北京公报》的翻译或文摘）和国际社会的新闻。由于刊物内容不断增加，因此1874年刊物易名。这份周刊（1889—1907年改为月刊）是中国新闻刊物的先驱，随着内容的扩允，内地的基督教读者也越来越多，但这份杂志已远远超出了基督教宗教生活的范围。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科学技术的发展、民族主义热情的高涨和国际联系的日益紧密，使这一时期充满了爆炸性新闻和社会的新的变化，最终使宗教内容、宗教题材失去了光彩。这份杂志一时成了世界透视中国的主要窗口。
当然，在酝酿变革的那个时代，西方的编者和中外投稿人正谋求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改良的种子通过这个媒介，得到广泛的传播。像大多数国家的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中国的历史学家也试图从外国旅居者的报告中得到一些历史的记载，不管其影响如何。未来的研究者们或许希望能从这份刊物中发现一些西力一人的和本国人的思想，这种思想蕴含在1894—1911年间发生的改良运动中。《万国公报》留下了许多社会变革——例如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的记录。
此篇部分发表于1984年1月出版的《传教士研究的国际公报》，评论的是艾德里安·A·贝内特所著《传教士记者在中国：杨格·J·艾伦和他的杂志，1860—1883》（阿森斯，佐治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
04 小说中所反映的传教士历史
＇帝国主义（或帝国扩张）经常带来一些战争，而这当然为帝国主义者提供了发挥才能的机会。比较起来，英国拥有众多的海外英雄，而美国在东亚只有杜威海军上将和麦克阿瑟将军，麦克阿瑟早期还有个年轻的参谋艾森豪威尔。我们美国人的英雄多是那些并不起眼的机构创立者，他们大多是传教士。直到今天，我们仍有他们怀有的那种强烈愿望，要把技术和人权传给中国。＇
约翰·赫西的《召唤》是本开拓性的著作，因为它把一个传教士的亲身经历介绍给了公众。由于赫西见多识广，《召唤》更具有小说的味道。传教士的回忆录当数以百计，但像这部著作这样富有客观性的却为数极少，这种客观性只有出身于传教士的新闻记者才具有。
《召唤》是一篇新教传教士在中国120年所做所为的墓志铭。在美国公众看来，从1830年到1950年，中国教会一直在稳步发展。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参加“学生志愿运动”的约翰·R·莫特在海外传道，提倡“在我们这一代实现世界基督教化”，中国是个特殊的对象。如果我们不理解今天里根式虔诚和弗尔威尔式传教的返祖现象，便无从了解我们如何在20 世纪50年代如此沉痛地感到“失去了中国”以及在2O 世纪60年代为把越南从共产主义手中拯救出来，我们如何轻率地发动了“圣战”。
美国在一种特殊环境下抓住了使中国基督教化的时机。美国人最初只是为了贸易和传教而渡海到中国，并没有领土扩张的要求。对比来看，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德国人以及后来的日本人，都为的是侵占中国领土。只有带着新世界民主的美国人才认为自己是反帝国主义的。这种极易被中国人理解的自我认可，成了中美“特殊关系”的根基（倘若对今天的中国问题专家有所了解，你就会在他们的血脉里找到这一踪迹）。
我们因享有“治外法权”而获得的特权地位使我们确信中美关系是友好的。治外法权意味着一位外国领事在中国拥有对本国人的裁决权。这是从中世纪中国人的实践中得来的，他们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让外国首领控制其在中国的居民。例如，中亚伊斯兰教的中国皈依者必须遵守伊斯兰法律。1842年西方侵入中国之后，治外法权成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同占老中国人的习惯一样，盎格鲁·撒克逊人也非常骄傲地发明了治外法权。1860年以后，统治印度的英国人同征服了中国的清王朝签定了分割中国主权的条约，这些征服人民的异族统治者能彼此谅解。结果，传教上并非由于互爱而是由于清王朝的政策被吸收进中国的统治阶层，他们有机会从内陆到乡村抨击过时了的孔教的罪恶、妇女的屈从、青年的从属，孔门弟子自然把他们视为旧秩序的破坏者。
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中国政治生活的变革。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1949年，毛泽东又恢复了中央政权。在此期间出现了38年的政权空白期。在军阀混战、革命和外敌人侵的几十年间，外国人有特别的机会参与中国人的生活。这是美国人在中国实行半殖民地政策的黄金岁月。我们不必因实行半殖民地政策而有一种负罪感，毕竟加利福尼亚州不生产鸦片，不像英国人用它来换取中国的茶叶和丝绸。
约翰·赫西的《召唤》描述了1910—1950年间美国人对中国的极大影响。《召唤》的主人公大卫·托德普是个来自纽约州的6．4 英尺高的农家孩子，他善良、坚韧、精力充沛。在中国生活的45年中，他从事着传教的事业。在比较了19 世纪传教的失败和医院、学校的成功以后，他及时赶到中国，参加了1907年的传教士百年纪念大会（100年前的1807年，英国人罗伯特·莫里森是第一个到中国的新教徒）。会议上形成了激进和保守两派，来自穷乡僻壤的老传教士只相信传播神圣的教义，而年轻的新来者认为，中国需要有益的社会福音。托德普属于后者，他是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在天津时，另一位基督教青年会秘书罗斯科·赫西为他提供食宿。我们从约翰·赫西在《纽约客》上发表的文章得知，他正是罗斯科·赫西的儿子。《召唤》描述了基督教会中现代派的看法，他们对中国人的需求和中国人的脾性最为敏感。
新教各派意见统一，很少争斗，虽然分散在中国的某些地区，但他们团结一致保持着改革的精神，这与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截然不同。他们几乎不知道16 世纪至18 世纪期间早期耶稣会的传教历史。那些在19世纪90年代谋求使中国上层改良者皈依的传教士们感到，他们已有了新的策略。
因此，托德普颇为独创性地组织科学演讲，以求吸引上层文人学者和政府官员。300年前，在中国的耶稣会成员已开始使用钟表、棱镜、地图和其他西方技术的产物。大卫·托德普专门讲了回转仪。他拿出一条软链子，它能爬上台后的梯子吗？不能吗？他的助手把链子钉在轮子上，然后让它随轮子滚过讲台，借助惯性爬上了梯子。托德普周游美国，从商人那里谋求资金赞助，收集设备，在上海建立起实验室，生产为讲解电、飞行器和其他科学奇迹所需的机器设备。这些演讲非常成功，以致他能和詹姆森·B·托德（代替杰出的传教士约翰·R·莫特）一起周游各地，吸引观众传播科学知识；托德普的演讲更胜一筹。1910—1915年的中国同明朝末期一样，科学已经开始传播，基督教却还在叩击着大门。
托德普在后来的经历中，结识了普通的中国人。20 世纪，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越来越陷入到一个民族的社会问题之中，这个民族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从这点看，在美国的传教实践或许能赢得一些中国的皈依者，但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它并未切中要害。托德普和其他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包括一些中国人）一起到了法国，他帮助78 万名中国劳工中的一些人给家乡写信。这激发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们开始了一场识字扫盲运动，并帮助开展中国的群众性教育。20 世纪20年代，基督教青年会的领袖詹姆斯·吉恩，也就是世界闻名的吉米·吉恩，进人中国的北部乡村，他教那里的百姓识字，学习公共卫生和农业科学知识。在《召唤》一书中，吉恩以“约翰尼·吴”的面目出现，托德普想加人他的队伍，吴说，外国人不受欢迎。
赫西强调指出，日本人在1919年凡尔赛和约之后仍继续强占山东省，导致了20 世纪20年代的学生反帝运动。学生们已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代表文化帝国主义的传教士身上。这时，中国人试图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取代传教士有益的工作，因为他们来自异域并且要维持现状。
《召唤》读来很有吸引力，这应当归功于大卫·托德普。托德普勤奋笔耕，几乎每天都要写一篇新闻报道或书信。1943年被日本人扣留时，他写了一篇很长的回忆文章《搜查》。因此，赫西在叙述评论的时候，能时而引用托德普当时所写的文章，时而又写他4O年后对此事的看法。此书以真实的笔调描述了旧中国的景观、声响、气味、愉悦和灾难，这些特征至今仍未完全被现代文明所驱散。大卫·托德普显然是传教士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最出色的作家。
在回顾了50年的生活之后，他描述了最初从事皈依传教工作的原因——个人的需求，集体的狂热，传教者的蛊惑和自我恐惧。他还回顾了他成长历程中的事情。在他想作为一名传教士去中国的时候，发现传教士也有世俗的需求，便想结了婚再去。遇到艾米丽·基恩小姐以前，他一直萎靡不振。他们在学校初识，以后便鸿雁往来，最后决定生活在一起。在妻子艾米丽看来，托德普完全是为事业而生。他先被派到中国，随后她也去了，但18个月以后他们才结婚。在家庭生活中，托德普牢记传教士的信条，家庭应服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