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为自己的竞选和７个月以后的总统选举已向经济界募集到了1。7亿美元，此后几个月内他还要继续募捐。他的竞选对手当然也会作同样的努力。这里姑且不论这种做法的民主性是否有问题，毕竟在我们德国也有极其可疑的私人资助竞选的情况。至于高度依赖这种捐献可能造成的令人不快的意外事件，我也只是顺便提一下。关于那些竞选资金如何使用以及用于何处的问题，我倒认为值得简单审视一下。
竞选人需要用钱主要是为了在大众媒体上、尤其是在电视里做宣传。美国社会很少有人看报，电视是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和施加影响的工具。大量地方的、地区的和超地区的私营电视频道靠广告收入过日子。广告的效果取决于收视率、节目编排以及评论员和新闻广播员的名望。电视编辑和他们的上司通过消息的选择以及报道的方式，对美国的公众舆论产生很大影响。电视这个最重要的大众媒体在美国的影响比在西欧国家要大得多。
任何一个大众社会都容易受各种气氛、有时也受各种癖好和心态的感染。电视可以引发人们的气氛，搞电视的人自己都可能被这种气氛所左右。50年代我经历过美国参议员麦卡锡煽起来的对所谓共产党人的疯狂迫害，当时广播起了很大作用，后来才被电视所取代。30年之后我经历了德国和平运动所制造的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主要是通过电视传播的。近几年我们看到，意识形态的时髦用语如何左右着美国社会大部分人的思维。诸如“无赖国家”、“邪恶轴心”、“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等精心打造但又简单的概念，要是没有电视就远远发挥不了如此巨大的群众影响。最近一个政治简单化的例子就是，要求把一个不参加伊拉克战争的国家看作美国的敌人。由于法国拒绝参战，几十年来在美国被称为french fries（法式薯条）的炸薯条被改称为liberty fries（自由薯条）。
当然，美国的大众社会并非惟一能被电视误导的社会。其他民主国家也容易受民族主义蛊惑的感染。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就是如此。但具体到美国来说，鉴于美国的历史发展，人们有理由希望实用的理性将最终取胜。
第二部分：美利坚帝国美国的战略选择（1）
苏联的威胁消失以后，美国的军事经济实力使美国的外交行动有了高度的自主性。当前和今后几十年，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俄罗斯或中国，还是哪个欧洲或亚洲国家，都不可能拥有类似美国那样高度的全球行动自由。这种状况在今后几十年内仍将保持下去。但美国的行动自由也绝不是无限制的。以下例子证明了这一点：中东危险的混乱局面；美国从索马里撤退，不干预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还有美国虽一口咬定朝鲜进行核导弹装备，却未能加以阻止。
美国政治家们到90年代才逐渐意识到自己新拥有的实力以及各种可能的选择余地。起初他们只是犹豫地开始评估和权衡种种可以设想的选择。直到2001年初小布什总统上台，才把这种全球优势的意识带进了政府。“9·11”事件引起的巨大震动，使得人们不可能理性地讨论美国的总体战略问题。这个阶段在美国一直持续到伊拉克战争以后，更准确地说，直到人们明白单凭军事上战胜萨达姆还不能给中东带来新秩序，甚至还不能使伊拉克平静下来。与此同时，美国人开始怀疑，这场在可疑的前提下打起来的战争是否能对付得了伊斯兰恐怖主义。无论是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公众舆论，还是中、俄、法、德等国的政府，都在战争准备期间就加以反对。他们开始公开讨论美国的军事单边主义，尽管是压低了调门的，但那时在美国国内还不可能进行这种讨论。
美国2004选举年不能为原则上明确美国总体战略的目标和方法提供特别有利的条件。虽然竞选斗争中不仅会冒出一些片面的夸大之词，而且也会出现一些明智的见解，但看来很可能要在选举过去以后才开始就美国的总体战略问题展开仔细而广泛的讨论。美国的总体战略迟早必须从目前这种几乎完全固定在对付恐怖主义的做法中摆脱出来。整个中东使美国面临种种问题和决策，而这些问题和决策将对全世界产生影响。但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美国必须予以回答的复杂问题，这些答案将大大影响到今后几十年的世界历史进程。
下面我想简要谈一些领域，在这些领域里我认为美国不可回避地必须于近期内作出原则的、总体战略的决策。所有这些决策需要先做分析，然后权衡各种可能的选择和这些选择的效果和风险，最后再本着美国的长远利益加以评估。只有在对事情进行了理性的深入研究之后，方可作出决定。
我们从世界史中知道，有许多后果极其深远的决策是由个别人临时决定的。即使像美国这样三权分立的现代民主制度，也有可能由于某一突发事件而被迫立即作出一项具有原则性和长远意义的决策。有能力临时作出如此责任重大的决策，这正是人们要求美国总统所具有的领导素质的一部分。2001年的“9·11”事件就是迫使人们迅速决策的一个突出例子。政府和国会对突发事件预防得越好、越全面，就越不需要临时作出原则性的和具有长远作用的决策。但历史也表明，一系列单个的小步骤最后也可能构成一项根本性的决策。美国对苏联的核军备均势战略（也称“恐怖平衡”）即是一例。无论美国将来的总体战略决策以何种方式、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来作出，有一点是肯定的：美国在许多领域正面临原则性的决策。
最重要的决策之一涉及以下问题：美国是否愿意继续承认《联合国宪章》，还是愿意单边行动？在老布什执政时期，这一点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但后来在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就多次违反了多边行动的原则。当时的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克林顿的一名对手、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走得最远。2000年1月，他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厅的一次讲话中说：如果联合国要把它自以为是的权威在没有得到美国人民同意的情况下强加在美国人民头上，就将导致对抗并“最终导致（美国）退出联合国”。
2001年初小布什政府上台伊始，就以多种方式摆脱和违反多边条约体系。2002年9月，小布什发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声明，明确要求可以不顾《联合国宪章》禁止使用武力的规定先发制人地发动战争。如果说在这个文件里面明确提出了美国在军事上永远称霸的要求，那么仅此一点还不一定就是违反《联合国宪章》。但由于同时强调了有必要对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迄今主要是核武器）的国家打先发制人的战争，这份令人惊讶的声明就不仅表达了单干的意志，而且还为今后可能进行单边战争以巩固自己的霸权，从而违反《联合国宪章》预先进行了辩护。
可以想象，今后的美国总统及其政府即使是不同意这个文件的极端含义，也很难从这个文件后退。但也可以设想，他们甚至会明确地把这个文件或该文件的核心内容变成自己的思想，并大力推行文件中所表述的美国的世界政策。美国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是不顾别人、不顾联合国、不顾潜在的对手，单边地把保持自己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奉为其总体战略的最高准绳；要么是利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和多边组织的全球性结构。美国虽然是领导力量，但要以合作的态度贯彻自己的利益。
结果可能是两者的混合体。小布什宣布的“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没有导致美国产生统一的战略，因为这场“战争”没有具体的敌人，它只是一句在必要时可加进不同内容的空话。具体到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国与其他国家结成了外交—军事联盟；在这里美国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已经结合了。
直到90年代，世界已经习惯了一个多边行动的美国。后来绝大多数国家已多次（尽管不一致）认可了美国在90年代奉行的以武力对主权国家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的原则。但为这种干涉的前提、目标和手段所下的定义一直是不清楚和有争议的。按照现行的国际法，只有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之下才允许进行人道主义干涉。
第二部分：美利坚帝国美国的战略选择（2）
美国打先发制人战争的前提就更加不清楚了，是绝对没有解决的问题。拿伊拉克战争为例，美国只需要断言伊拉克拥有可使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够了。华盛顿和伦敦大大夸大了伊拉克对世界的威胁，以便为他们打伊拉克作辩解。如果萨达姆真的拥有装有核弹头、化学弹头或生物弹头的导弹，那么对伊拉克进行常规打击岂不是拿千万人的生命开玩笑吗？因为人们必须估计到萨达姆势必会进行毁灭性的反击。事实上，华盛顿和伦敦根本没有认为萨达姆可能会发射核导弹、化学导弹或生物导弹；但他们要向舆论界暗示，萨达姆拥有这类武器，而且他会不负责任地加以使用。
尽管后来有不少国家的政府参加了美国的行动，但他们并不是坚信这场战争的合法性，而是为了在对美关系中投其所好。结果这一破坏国际法的先例没有得到普遍认可，相反，其他的大国持反对态度。除了一开始就参战的英国之外，中等国家中波兰、西班牙、意大利、日本等国是在军事取胜之后才答应帮助恢复伊拉克的正常秩序。即使后来联合国参加伊拉克的重建，也不能使这场战争以及美国事后宣布的改造中东的战争目标在国际法上得到合法化。
美国将会认识到，虽然它不是有意地、但却极其轻率地得罪了大多数的伊斯兰信徒，得罪了全世界（包括所有基督教会）的公众舆论，尤其是得罪了几乎所有国家议会中的多数政治家。政治家们十分关心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关心《联合国宪章》谴责战争的条款继续有效，关心联合国的运转功能，关心本国所参加的一切国际条约和体系能发挥作用。华盛顿显然犯了低估这种关心的错误，这在将来可能会促使华盛顿在与其他国家对话时多多克制自己的语言和嗓门。人们将会想起罗斯福总统著名的告诫：“说话小声点，因为你手里拿着大棒。”至于美国会在多大程度上回到多边外交政策上来，现在一时还难说。毕竟美国在安理会有否决权，能在决定性问题上阻止联合国通过决议。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大搞单边主义将对多数其他国家的态度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尤其是对中国和俄罗斯。
与美国同联合国的关系一样重要的是：美国要把统一的欧洲看作是伙伴还是附庸？2002年出现的美国公众舆论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公众舆论之间的疏远，就是美国单边主义的第一个后果。无疑，希拉克和施罗德对小布什总统的好战言论，对美国新保守主义某些代言人（如沃尔福威茨、珀尔、卡根）盛气凌人的讲话所作出的反应，特别是通过他们驻联合国安理会的外交官作出的反应，从外交政策上讲是欠理智的，但美国企图把欧洲分为“新”、“老”两部分也同样是不理智的；大西洋两岸的政府都助长了这种疏远。虽然这期间双方在语调上有所克制，最近又都乐于强调“共同的价值观”，但不容忽视的是，伊拉克战争已把欧盟各国外交部长频频宣告的欧洲“共同的外交政策”变得荒唐可笑；大西洋联盟及其熟练的合作机制和运转自如的机构，由于遭到蔑视而受到严重损害。
大西洋联盟本来是一个防御性联盟。如今它失去了旧的敌人苏联，而新的敌人并不存在。北约扩大到中欧东部的波兰和其他国家以后，使这些与俄罗斯有着数百年历史恩怨的国家在心理上和政治上得到了它们所期盼的重要依靠。从军事上看，北约的扩大没有多大意义。当然，只有当人们把北约空军机场和基地东移所引起的莫斯科不安这一点不当一回事，才能这么说。
美国不仅面临着今后同欧盟的关系问题，还面临着大西洋联盟和北约未来的目标问题。如果美国现在对这个问题作出诚实的回答，就必须包括好几个方面，那就是：面对俄罗斯、中东和中国，要巩固美国的地缘政治和军事上的势力范围；控制欧洲国家的军事能量，其中尤其是控制德国。美国敦促其欧洲盟国加强军备其实是不合外交逻辑的。尽管有些欧洲人同意美国提出的上述联盟目标，但在近期内他们不可能对加强本国军备感到兴趣，除非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军队提供给美国的全球战略使唤。但显而易见，一系列欧洲盟国只能非常有限度地同意美国对联盟目标问题所做的真实回答。
如果北大西洋联盟沦为美国在政治上控制欧洲的工具，那就有可能不仅在法国引起反对。而英国则有可能在这一点上继续追随美国。英国在这种情况下将把美国的利益看作自己的利益，从而阻挠欧盟对美国保持独立性。欧盟接纳的成员国越多，美国在这方面的利益就越不会受损。美国很早就本着自己的地缘战略利益，一再敦促欧盟接纳土耳其。可以想象，美国不久就会压欧盟接纳乌克兰、亚美尼亚、约旦，甚至以色列和埃及。1999年的北约首脑会议就已在这方面显露端倪。
美国必须在近期决定，使欧洲在政治上依赖美国是否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如果这个选择被肯定并确实执行，那么欧洲持久分裂就是可以设想的。美国的部分活动就会被拴住在欧洲，因为美国必须估计到，除了英国也许还有波兰之外，许多欧洲国家是不会驯服地接受明显的外国支配的。波兰的态度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波兰的生存受到东西两面的威胁几乎长达250年之久，而在这段时间里波兰人一直把美国看作是自由的保护者。
美国的对欧战略如此模糊不清，而对这种模糊不清的战略，美国人要比欧盟容易承受。同样模糊不清的是美国对中东的战略，它也有多种可能性。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美国想要中东平静呢，还是想用武力改造中东？与欧洲情况不同